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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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六四”天安门事件对三峡工程上马的影响—三峡工程反对派失败原因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6/8/2014
   
   
   作者: 王维洛
   

   1989年本是三峡工程主上派和反对派决战的一年,但六四后对三峡工程反对派的“焚书坑儒”似的迫害,使得对三峡工程反对派发表不同的意见,变成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行为,变成了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的行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北京大街上的坦克碾碎了三峡工程反对派的科学和民主决策的梦想。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长江》一书被当作“为动乱与暴乱作舆论准备”,奉旨销毁,销毁的册数在三万册以上。《长江长江》的主编、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被作为动乱与暴乱的幕后黑手投入了中国级别最高的秦城监狱。主上派利用“六四”天安门事件对三峡工程反对派进行焚书坑儒般的政治迫害,使他们失去公开发表意见的可能,使民众无法全面地了解三峡工程的弊病,这是三峡工程反对派失败的关键。没有六四的武力镇压、没有六四后的“焚书坑儒”,没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这两项罪名,就没有1992年的三峡工程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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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工程反对派曾成功地阻止了三峡工程在1985年的上马,迫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峡工程进行可行性论证,并撤销三峡省筹备处。但是三峡工程反对派最终并未能阻止三峡工程的上马,其内在原因是在方法上不是走寻求公开辩论,而是走“臣死谏”的路,错误地把工程资金问题作为最主要的议题,并在策略上委婉地提出晚建三峡工程的建议,使主上派有隙可乘。外在原因是,主上派利用「六四」天安门事件对三峡工程反对派进行焚书坑儒般的政治迫害,使他们失去公开发表意见的可能,使民众无法全面地了解三峡工程的弊病,这是三峡工程反对派失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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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峡工程发生的“新问题”是始料未及的吗?
   
   1992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上马。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成功,江泽民、李鹏率领中央和地方的文武百官到现场庆祝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水电工程的辉煌胜利,三峡工程走到了其历史的最高的点。1998年的暴雨冲溃了三峡库区为安置移民而开垦的大片陡峭的山坡地,迫使朱镕基将近20万农村居民强迫外迁而进行异地安置,间接地、客观地承认李鹏关于三峡工程移民可以就地安置的错误结论,从此三峡工程开始走下坡路。2003年6月1日,三峡水库正式开始蓄水,水轮机开始发电,两线五级船闸开始运行,似乎一切又都在计划之中顺利进行。但是由于大坝的壅水,坝址处水位从海拔63米上升到海拔135米,发生了大量的滑坡复活及失稳现象(参见:汪发武,张业明,王功辉,彭轩明,霍志涛,金维群,朱长岐:三峡库区树坪滑坡受库水位变化产生的变形特征),一个多月后库区树坪滑坡滑坡造成数十人死亡和失踪,这便是三峡工程厄运的开始。2006年三峡大坝封顶,无一中央领导人到场助兴。2008年起三峡工程连续三年冲击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失败,最后越权更改了经全国人大批准的“蓄清排浑”水库运行计划。2014年李克强视察三峡库区长江航道时连叹可惜,为解决三峡工程的碍航问题,中央多部委提出增建三峡工程第二船闸。建设这个第二船闸要先挖掉长江左岸的一座山,造价要超过当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的全部投资。问题是此次该由谁来出钱来建设?七、八年后需要再建第三船闸,需要再挖山,又该由谁来出钱来建设?
   
   不少人说,围绕三峡工程发生的都是“新问题”,是始料未及的。真是如此吗?
   
   二、1989年本是三峡工程主上派和反对派决战的一年
   
   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前不就是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吗?这是政治。我们不懂政治,也不关心政治。况且三峡工程和「六四」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只关心三峡工程,只关心是否还要为三峡工程缴纳什么基金,还要缴多久才是头?不少朋友对笔者这样说。
   
   我们先不谈二十五年前发生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只是谈1989年对三峡工程的意义。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计划,1986年开始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1988年完成论证报告,1989年国务院将审查上交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如果报告通过,三峡工程可能立即上马;如果报告不通过,将再搁置三峡工程议案。可以说1989年本是三峡工程主上派和反对派决战的一年,就像1958年毛泽东邀请主上派代表林一山和反对派代表李锐到中央政治局南宁会议上就三峡工程一争高低那样。对于该次辩论的结果,林一山说主上派赢了。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重庆会议原则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李锐说反对派赢了。因为毛泽东并未同意建设三峡工程,而提出要对三峡工程的军事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担任研究的张爱萍和张震将军最后提出报告的结论是:在目前的条件下无法保证三峡工程的安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以军事安全为由拒绝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建议。三峡工程反对派认为他们能够象1985年一样阻止三峡工程上马。
   
   三、三峡工程反对派的组成
   
   三峡工程反对派是一个松散的社会团体,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坚持建设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其人员组成主要有:
   
   ――保持独立思想、坚持科学自由的知识分子;
   
   ――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共产党干部,特别是一些退休的高级干部;
   
   ――对事物有独特见解的市民;
   
   ――三峡工程所涉及地区的居民等。
   
   当年三峡工程反对派的领军人物有三位:李锐、周培源和孙越崎。李锐原为中央水电局局长,南宁辩论后任毛泽东的工业秘书。李锐是胡耀邦的老乡兼好友,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时,李锐任副部长,协助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后任中顾委委员。周培源当时担任政协副主席。周培源被认为是和共产党同心同德的知识分子。1958年曾担任三峡工程研究的负责人,积极支持三峡工程上马。当周培源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共产党在三峡工程上不讲真话时,他毅然站到了反对派的一面,至死未变。孙越崎是实业家,中国能源工业的奠基人,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五四”运动时孙越崎担任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满怀爱国激情,积极参并组织发动天津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并与并作为学生代表与直隶省省长曹锐当面交涉。后拒绝为其激烈的行为悔过认错,被北洋大学开除学籍。后经蔡元培帮助,进入北京大学采矿冶金系继续学习至毕业。资源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时期的三峡工程规划工作。
   
   反对派中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有:林华、乔培新、王兴让、胥光义、彭德等。林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乔培新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王兴让曾任商业部副部长;彭德曾任交通部副部长;胥光义少将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这些共产党高级干部当时都退居二线,任全国政协委员或政协常委。保持独立思想、科学自由的知识分子有如:黄万里、侯学煜、陆钦侃、戴晴、郭来喜、林发棠等。有一个重要的反对派成员比较难归类,就是田方。田方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记者、编辑,长期担任西北局书记、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的秘书,兼国务院秘书厅厅党委委员。后任中共宝鸡地委副书记,《陕西日报》社副总编辑。因对官场权利争斗毫无兴趣,而热衷于人口发展和人口迁移的研究,调入国家计委任经济研究所任副所长,研究成果颇多。他可以归入共产党高级干部一组,但他可能更愿意当一个保持独立思想、科学自由的知识分子。
   
   四、三峡工程反对派曾成功阻止三峡工程1985年的上马
   
   三峡工程本是华国锋上台之后宏伟的经济发展计划中的一个内容。1977年底,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每年工业发展速度为百分之十,农业发展速度为百分之四至五,提出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包括30个大电站,8个煤炭基地,10个大石油化工厂,10个大化肥厂,6条铁路干线和多个大型港口。华国锋下台的理由不单单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有经济上的所谓“新跃进”。
   
   邓小平上台后搞的其实还是华国锋的经济新跃进,三峡工程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1980年7月邓小平在邓榕等的陪同下回四川老家省亲,回途中在重庆坐船经三峡地区至武汉。在轮船上邓小平听取了原林一山秘书、时任长江流域办公室(后改称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的报告。和毛泽东当年让林一山和李锐陈述各自的道理相比,邓小平此次只听取了主上派的一面之词。到达武汉后,邓小平立即召见胡耀邦和赵紫阳,要求他们马上准备三峡工程立项事宜。当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家建委组织专家对长江三峡工程进行论证。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在二十年内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在谈到兴建三峡工程时,邓小平表态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所说的低坝方案就是正常蓄水位150米的方案。邓小平说他赞成低坝方案,正好说明邓小平是轻信了魏廷铮的汇报,上当受骗,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做出了错误的决策。为了掩盖邓小平这个错误,在当今中国的历史资料中,将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指示改为: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去掉了最关键的一句:我赞成低坝方案。过去皇帝的指示被称为圣旨,串改圣旨肯定是死罪。
   
   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制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确定三峡工程实施蓄水位为150米的低坝方案。5月1日,葛洲坝工程局在宜昌正式组建了三峡前期施工准备指挥部和临时党委,5月9日,在三峡前期施工准备指挥部指挥长胡金明率领一千人马,开着运载车挖掘机开进三峡坝区,开始前期施工。年底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三峡总公司筹建处在宜昌成立,水利部副部长陈赓仪出任主任。时任副总理的李鹏在1984年提出为建设三峡工程和安置移民设置三峡特别行政区(后改称三峡省),省会为湖北的宜昌市。三峡省的负责人为李鹏的干将、原水电部副部长李伯宁。1985年3月三峡省筹备处成立,李伯宁和他的朋友们在宜昌弹冠相庆。
   
   这时三峡工程反对派利用全国政协这个平台高举科学和民主决策的大旗大胆地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设三峡工程的决策叫号,并对设置三峡省提出宪法程序的质疑,称其为不三(峡)不四(川)省。原交通部副部长彭德冒着被开除党籍和坐牢的风险(彭德的原话)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彭德提出的问题是:(三峡工程)腰斩长江后还能再挖一条长江吗?三十年后,面对三峡工程船闸的碍航问题,人们又必须重新回答彭德当年提出的问题。这就是三峡工程的宿命。在彭德大闹政协大会后,孙越崎带领三百余位全国政协委员到三峡地区考察,并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五万余字的报告,建议三峡工程应该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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