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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智又骄狂的“病狮”

   
   
   “小毛泽东”习近平
   
   习近平手握权柄一年多来,采取两手硬方针,挥动铁腕左右开弓,左手从反腐败为突破口整饬党纪,右手严厉打击任何宣扬普世价值,否定现行体制的言行,试图以此“纯洁”党组织,恢复毛时代共产党的声威,巩固一党独裁体制。在此过程中,习近平自任各类综合管理小组的负责人,集党政军警宣传大权于一身。


   习近平不仅在权势上仿效毛的强人政治,在言行上也与败北的薄熙来同样的秉性,都是无师自通的小毛泽东。薄熙来张口就是文革时流行的诗句“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习近平五年前访问墨西哥时,就在中国大使馆用毛式语言斥责:“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粗鲁的告白惊愕了西方人。
   
   信口开河谈“睡狮”
   
   可惜,习近平的举止尽显毛式霸气,却不具备毛氏的才气。在国外的政治舞台上,他可以用百姓血汗堆积起来的“经济实力”作底气,却无法遮掩毛时代长大的红卫兵知青的愚智,尽管他的履历上挂着一个人尽皆知的假博士头衔。
   去年四月七日,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把“引擎”、“摈弃”、“迸发”、“弄潮儿”,念成“引敬”、“拼弃”、“并发”、“neng潮儿”。而且一错再错,去年十月,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又把“摈弃”念成“拼弃”;今年访欧,四月一日,在欧洲学院演讲时,再次把“引擎”念成“引敬”。好在没有精通中文的外国人的在场,不会发现习近平读错这些常用字。
   然而,三月二十七日习近平“掉书袋”时露了大馅。他在巴黎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先不无炫耀地用自己阅读欣赏过法国近现代一大批著名哲学家、文学家、画家的作品来赞美法国文化,然后“谦虚”地拿拿破仑的狮子论说事:“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傲慢自大的“醒狮”
   
   拿破仑——据说会见一位英国时臣时讲——的“中国睡狮论”盛传百年,对此,近年已有不少人撰文论证这是误传。两年前,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杨瑞松出了一本专著《病夫、黄祸与睡狮》,对三个影响中国人情绪的符号性名词进行考订,梳理纠正了流传的谬种。他检索1750年到1985年的英国《泰晤士报》,没找到拿破仑的“中国是沉睡狮子”的原话。他还引述费约翰在《唤醒中国》(2004年)中做的地毯式的考据,也没发现“睡狮论”的任何相关词语,费约翰认为“拿破仑的睡狮论”不过是以讹传讹的寓言。
   杨瑞松在否定拿破仑后,找出了“睡狮论”的真正“作者”。清朝驻英公使曾纪泽一八八五用英文在伦敦《亚洲季刊》发表文章《China,the Sleeping and the Awakening》(中译名《中国先睡后醒论》),是回应有些外国人对中国的批评,指出中国现在是睡着,但我们会醒过来。一八九九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写了一篇《动物谈》,他在转述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时,误记为曾纪泽“把我们中国说成是睡狮”,梁启超借此把中国形容为“一个睡着的机器怪物,一时又是个睡着的狮子”。时值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要表达的“不是在说中国有巨大的潜力,有多可怕,”而是悲观地说,中国的各种改革都进行了,却越改越糟,“中国已经万劫不复”。
   去年,凤凰电视台介绍过杨瑞松的《病夫、黄祸与睡狮》,拿破仑“睡狮论”的来龙去脉已广为人知,但全国“总阁揆”习近平日理万机孤陋寡闻,他庞大的秘书班子没有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和胡乔木那样的才子,让他堂而皇之地在法国犯低级错误,对此我们不必过于苛责。但习近平引用这个过时的蹩脚比喻,除了说明他在毛时代接受的“恐惧西方,又要战胜西方”洗脑教育的冥顽,更暴露了他以世界老二国君自居的自大,“老子发了,中国这头狮子醒了,可以吆五喝六了”,尽管他假惺惺地自诩“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可谁都知道,在目下的世界丛林中,有不吃人,不称王称霸的“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吗?
   习近平随后(四月一日)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就对自己的“文明的狮子”论作了注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纪元”;一九九一年以来,“君主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此类沿袭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拒绝政治改革的套话,是他曾说的“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的翻版,毫无新意,不过说得更理直气壮,就是傲慢地向世界宣告:中国已经是一头独霸一方的狮子,决不会仰西方人的鼻息,更不会改弦更张建立民主政体。
   
   讳疾忌医的“病狮”
   
   杨瑞松匡正的另一个被误传的名词“东亚病夫”,注解了习近平和他治下的中国现状。
   一八九六年以前,“病夫(Sick Man)”,是西方世界用来形容改革乏力的落后国家的惯用词,直到今天仍然沿用,看“类似的新闻标题:‘Germany: The Sick Man of Europe?(德国是欧洲病夫?)’(1997);‘The Sick Man of Asia(亚洲的病夫)’(2002);‘Nigeria’s Sick Man Democracy(尼日利亚的病夫民主)’(2008)”无一关乎诸国国民身体素质。
   一八九六年十月,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转载英国伦敦《学校岁报》的一篇专论,梁启超主笔的改革派报纸《时务报》刊登译稿,名为《中国实情》,是针砭清政府改革失败的政治评论,只在开首一处使用“病夫”,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中文却将“中国是东亚病夫”误译成“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事实上,全文没有一字指涉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也丝毫没有提及改造国民体质的问题,所谈的都是中国的政治事务。作者指出,中国在甲午之战中不敌日本的症结,在于不启动政治改革,没能从传统帝国蜕变为近代国家,所以是“东方之病夫”。
   也就是说,一百年前,外国人就看清楚了,中国的问题是清政府“麻木不仁久矣”,是晚清官僚系统腐败导致军政改革全盘失败,跟老百姓的素质(更别论体质)无关。
   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又陷入同样的境地,中国问题的顽疾仍然在政府而不是百姓的素质。掌握中国命脉的中共政权,比满清朝廷更腐败暴戾,他们为维护一党私利,逆世界潮流对抗普世价值,不进行任何政治改革,一意孤行坚持独裁,蛮横剥夺老百姓享有自由的权利。
   《中国实情》作者给清政府提改革建议,期许“北京执政之臣,若果以除旧弊、布新猷为急务,势虽汲汲,犹未晚,”完全适用今日的中共。但对新党魁习近平来说,诸如此类的规劝是过耳风,以他为代表的中共骄狂地自喻狮子,却不知自己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是讳疾忌医的“东亚病夫”,正在走向梁启超所说的“万劫不复”。
   原载《争鸣》2014年第五期
(2014/05/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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