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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近代史之鉴(34)

戊戌变法——近代史之鉴(34)

   ——熊飞骏

   (******如果你对现实感到迷惘,你就去读读历史,其实一切已经发生过;如果你对历史感到迷惘,你就来看看现实,其实历史正在发生。

   一切善于忘却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二、泰坦尼克号上的政改英雄

   

   甲午战争的惨败,坚持“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终于走到了尽头。“轻体制重技术”的“一条腿改革”,就相当于把原子弹交给武大郎,作用还不及一个手榴弹。中国的崛起首先要把武大郎改造成武松,否则你今天把全世界所有的先进武器都交到武大郎手里,明天就成了西门庆的战利品。北洋舰队的舰艇不可谓不先进,最后有10艘完好无损换上了日本军旗,先前投降缴获的还不包括在内。

   洋务运动的成果灰飞烟灭,宣告了“换衣服不换人”的“中国模式”的破产。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引起上层人士的关注,“三代无不变之法”比“祖宗法度不可变”听起来更顺耳,“自由平等”不再是大逆不道的反革命言论。

   当时的大清官场只要不是神经不正常的疯子白痴,都明白中国必须改革政治体制,否则没有出路和前途。关键是“怎么改”的问题?政治改革很有必要,但前提是不能损害到官僚的特权利益。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现代化文明国家都是一夫一妻制。中国官场普遍一夫多妻,官员认为“一夫一妻”制在中国很有必要,但前提是他们的二奶N奶不能动!一夫一妻只适用于平民百姓,不适用于官宦士绅。象明治天皇只选定一个皇后,把宫女全部遣散出宫这种“利他不利己”的傻事,中国官员绝不会干。

   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要取消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陈规陋习,而官僚的特权都是建立在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基础之上,所以政改的第一步就是取消官僚特权。绝大多数官僚坚决不答应!所以官僚是政改的最大绊脚石。大清国的希望在民间。

   不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官制,摧毁官场的特权利益同盟,中国的政改寸步难行。

   继续拒绝或拖延政改只有死路一条。

   1897年德国军舰占领山东青岛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敲响了瓜分中国的丧钟。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民间精英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承担政治体制变革的先锋角色,在中国掀起有声有色的维新变法运动。

   维新变法运动总设计师是康有为、梁启超。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的一个知识分子。与其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另类”和“叛逆”,因为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见识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眼中是典型的“离经叛道”,为知识分子阵营所不容。

   康有为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对国家富强民族进步的关注远远高于对自家出人头地升官发财的关注,因此被多数知识分子视为“神经病”。

   1888年,康有为在进京参加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时,向中央政府上书,要求“变成法、革政弊”。大清律令严禁读书人“议论朝政批评时政”,康有为的出格行为显然触犯了当局禁忌属“反动言论”。但接到条陈的官员把康有为当成脑子有毛病的“愤青”,既没向皇帝转达他的条陈也没追究他的反动罪责。

   自那以后,康有为便把主要精力用于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上。

   政治变革首先需要作好舆论准备,为此需要一套支持变革的完整思想体系。

   接下来的六年,康有为在故乡“万木草堂”的书斋里苦思冥想中国政治变革理论。

   中国的君主专制体制是建立在儒家文明的基础之上,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学说是官僚特权和社会等级制的理论基础。

   儒家文化又是“保守崇古”的,“利不十不变法”几乎堵死了任何政治变革的大门。要进行政治体制变革就必须首先挑战儒家文化。

   晚清中国的社会上层——官僚士绅都是儒家文化的信徒,挑战儒家文化就等于是和整个中国上层作战。康有为一个无官无势的平民,自然没有力量和整个上流社会作战,还没出招就会死得很难看。要想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又避免沦为中国上层的众矢之敌,就必须在儒家文化和政治变革之间找到一个理论桥梁,使官僚士绅认识到政治变革并非离经叛道。

   康有为聪明过人,通过巧妙的“偷梁换柱”术,居然把儒家文化和政治变革这两个不共戴天的东东统一到国家现代化目标,把政治变革论证成儒家文化的理论精髓。

   康有为对传统的儒家文化进行了适合政治变革的激进解释,为此撰写了两部最重要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用大量似是而非的论据论证当时流行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是前人伪造的,不是儒家文化的正统。因为它对社会进步的冷淡态度严重偏离了孔子教导的本意;关心政治和体制变革才是儒家文化的主要宗旨!

   《孔子改制考》则论证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其实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不但是儒教的先知般创立者,而且也是建制之王。认为孔子在死前不久受天之命,要为即将到来的新王朝设计新制。孔子是一位“圣王”,推动政治变革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

   康有为的“理论动机”很权术:那就是“借钟馗打鬼”,先入为主给政治体制变革贴上孔子的标签,谁反对政治变革就是反对孔子。就算不能把“孔子”当护身符,也能有效防范别人把“反孔”罪名加到他身上。

   那年月“反孔”可是处斩和身败名裂的大罪,就如今天的“汉奸卖国贼”一样,谁抢到这根“政治大棒”谁就能占据道德置高点置对方于死地。那些把子女财产转移到西方的裸官政客贼喊捉贼,动不动就把那些主张学习西方文明成果以谋求国家富强进步的真爱国志士诬蔑为“汉奸卖国贼”。

   康有为这个“真爱国志士”,抢先一步把握了“反孔”这根政治大棒,使那些只知贪赃弄权的害国蟊贼少了一个最有份量的栽赃罪名。

   康有为的政治变革是向传统的“君主专制”合法性提出挑战,主张中国学习西方的“民本政治”,实行民众参政和立宪政府。这种“西化政治变革”倾向很容易被别有用心者诬为“崇洋媚外”和“汉奸卖国贼”。

   为了在理论上占据道德置高点,康有为先发制人,宣称他的政治变革最终目标是“保国”和“保教”,“保国”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不是“崇洋”而是为了自已的强大进步。“保教”就是“取敌之长补己之短”,吸收西洋文化的先进成果来丰富发展儒家文化,以确保儒家文化的“世界先进性”。

   为了强化自已的“儒家卫道士”色彩,康有为主张把“孔教”定为中国的国教。

   “把孔教定为国教”显然是康有为玩的又一个理论权术,目的是为了强化自已的道德优势。康有为的“孔教”实质是披着“孔子外衣”的西方现化政治理论,与真实的孔教风马牛不相及。这样康有为的“西化政治改革”就被宣传成中华帝国的信仰——意识形态保卫战。

   为了给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提供技术上的指导,康有为研究了德国、法国、彼得大帝俄罗斯和明治日本等国家政治改革的光辉历程,撰写了《彼得大帝变政考》、《明治日本变政考》等西洋各国政治变革参考资料,作为中国体制变革的榜样和参照物。

   为了强化政治变革的紧迫感和必要性,康有为进一步研究了波兰、奥斯曼土耳其的亡国历程,作为统治者的前车之鉴,警示统治者拒绝或拖延政治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康有为在幽居“万木草堂”著书讲学期间,培训出了一批有维新思想和政改志向的学生,作为推进政治改革的宣传队。梁启超是最杰出的学生之一,他的思想理论成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推进中国进步的贡献远远超过他的老师。

   康有为的政治改革理论体系形成后,就开始诉诸推进政改的实质性行动。

   1895 年春天,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一同赴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当中国被迫于这一年4 月和日本在下关签订屈辱和约的消息传来时,康有为立即抓住这个机会,鼓动和他一起应试的士子坚决反对和约,并向朝廷请愿要求变法维新。结果引发了中国近代史时期第一次学生运动。1300名举人签署了由康有为起草的激动人心的奏折,敦促朝廷拒绝和约着手改革。

   康有为在请愿书上提出的“拒和、迁都、变法”明显是不懂中国真相的书生意气。如果真个“拒和、迁都”,那些“生出来的”和“花钱买来的”军官根本不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军长驱之入,中华帝国很可能快速灭亡。但“变化”诉求却代表了中国富强进步的方向。

   近代中国的历次学生运动都不切实际盲目“好战”,康有为应该是始作甬者。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应试举子的主张和请愿虽然无法上达天听,在中央政府也没激起一丝涟漪。但公众关心国事的气氛已经形成。

   那次会试的主考官是顽固守旧的政客徐桐。当他得知是康有为带头违反“士子不言政”的禁令聚众闹事时,自然想尽办法让康“榜上无名”。可中国科举考试考生试卷姓名一栏都封订了,阅卷人根本不知道考卷是谁的。徐桐就自作聪明认定一份言辞激烈思想激进的试卷是康有为的,取消了这份试卷主人的录取资格。

   录取结果张榜公布时,康有为依旧“高中”了?原来徐桐枪毙的那张考卷是梁启超的,康有为的试卷则是一篇中规中矩的八股文反而得到了徐桐的青眼给了高分。

   君主中国的科举考试很严肃,组织部门没权把有严重“思想问题”的康有为“除名”或“边缘化”,任何人中了进士就必须授以官职,并且最低也得授个县委书记。聚众闹事的康有为不但照例拜了官,还不是七品县官,而是工程部司长,六品京官。

   康有为领导读书人向中央政府“请愿”的大胆行动,使他在首都名噪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

   康有为进入官场后,继续为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奔走呼号。四品以下的官员无法直接向皇帝上书,六品司长康为为的奏折必须通过品级更高的官员荐举才能上达天听,没有哪个高官肯为他转呈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愤青狂言。康有为一时无法影响到国家的决策层,只好退一步为政治变革进行舆论造势。

   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大清律令不准官民自由结社,所以“强学会”是一个非法社团。但强学会居然得以生存下去,并且在朝野造成很大影响。它的会员虽然只有30名,但多是当时政坛和学界的重量级精英。湖广总督张之洞、云贵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军统帅袁世凯等朝廷命官都是强学会会员;英国公使欧格纳、明星传教士李提摩太也名列其中。宰相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动捐款2000两银元并提出入会申请,可康有为居然认为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是“汉奸卖国贼”?拒绝了对方的请求。

   康有为拒绝李鸿章加入强学会铸下大错,暴露出缺少挫折磨练的政治新秀不识大体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一面。更悲剧的是:同样的错误康有为以后还犯过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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