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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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为争取​自由而失去自由的人们

   
   在米歇尔去北大演讲之前,我通过twitter提醒她关注北大毕业的两位优秀校友:曹顺利和许志永。
   
   三月二十二日人权捍卫者曹顺利因为在关押期间受到剥夺医疗和非人道虐待而去世。我最后一次见到曹顺利,是在香港的一个关于国际人权机制的工作坊里。她第二次从劳教所获释,立即重新投入到人权活动中来。去年九月在她准备去日内瓦观摩UPR(UniversalPeriodicalReview)的时候,被阻拦、绑架,并第三次被关押──这次她没能活着出来。
   


   十年来,许志永博士成为推动中国公民维权运动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最后一次和他通信,是在他被正式拘捕的前几天,他把自己和秘密警察的对话记录发给我。「政府」给他几次「妥协」的机会:只要他承诺放弃新公民运动,他就不必坐牢。许志永完全回绝。他说,如果争取公民权利和自由也有罪的话,他愿承担代价。他向上帝祷告:「我爱人类,为了这种爱,我愿面对死亡。」
   
   许志永被判刑四年。他被指控的「罪行」包括,为城市新移民的孩子争取教育平等权,以及发起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活动。数十位许志永和新公民运动的支持者被捕,现在陆续面临审判。
   
   从去年三月三十一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至少二百名人权捍卫者被捕,包括人权活动家郭飞雄,张林,赵常青,这几个人都因为政治原因多次入狱;人权律师丁家喜,基督教会牧师张少杰和伊力哈木,一个主张和平、长期致力于维族和汉族民间交流的大学教授。
   
   可以完全确认的是,在这一轮镇压之中,相当多的人权捍卫者在被关押期间遭受惨无人道的酷刑,已经获释的丁红芬、沈军、宋泽等等,仍被关押的李碧云、黄文勋、袁奉初、袁小华、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等等,这些人全都是因为参加和平合法的维权活动而被捕入狱。在曹顺利去世的五天之后,四十三岁的藏族政治犯GoshulLobsang在Kanlho(甘南)也被酷刑致死。为了加大震慑效果,当局甚至把人权捍卫者的家属和亲友作为报复对象,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长年遭软禁;山东异议人士薛明凯的父亲在被拘押期间死亡,极有可能是被殴致死;很多西藏自焚者的亲友被判刑,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妇女贡觉旺姆于二○一三年三月十三日自焚身亡,他的丈夫卓玛嘉竟被构陷罪名,判处死刑。
   
   被捕的良心犯中,有很多与「新公民运动」有关。「新公民运动」的前身是许志永和我在二○○三年创办的「公盟」,我们关注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挑战酷刑、反对户籍制度等等,大量介入人权案件,包括高智晟案、陈光诚案、和撰写西藏三一四事件调查报告。「新公民运动」主张「自由、公义与爱」,号召大家争取公民权利,同时希望把全国各地的人权捍卫者联合起来。其活动包括——推动教育平等权、推动官员财产公开、推广公民同城聚餐等。这一运动,充分利用社会媒体和互联技术,囊括了网络动员、公开信、签名、发传单、公益诉讼、街头演讲、和平集会抗议等维权形式,把二○○三年以来的公民维权运动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猛烈地镇压新公民运动和民间维权人士?
   
   中国的维权运动(RightsDefencemovement)从二○○三年兴起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行动者的探索和牺牲,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维权运动具有这样几个趋势:一、从互联网上走到了线下;二、从个别的人权案件到越来越多的街头行动;三、从法律诉求到更多的政治诉求;四、从无组织到具有某种组织色彩。比如○八宪章,中国人权律师团和新公民运动。人权运动发展到新公民运动,当局已经感到了明显的威胁。但统治者决不愿意和民间对话,决不愿意放弃专制特权,于是在维稳优先的思路下,就严厉打击任何对政治统治构成威胁的人。
   
   这种高压手段当然会让一些人害怕,但这不会缓解中国社会的矛盾冲突,只能激化和积累矛盾。中国的制度和人的尊严、自由是相冲突的,不从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上作出巨大的调整,社会裂痕只能越来越大;站出来要求权利、争取民主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比如,就在几天前,上万广东茂名市民冒着生命危险抗议污染环境的项目;也是在最近,试图揭露建三江洗脑班真相的多位律师被关押,其中三位律师被用绳子吊起来,警察使用拳头和警棍对律师们进行野蛮殴打。为什么律师和公民们站出来挑战洗脑班?因为在洗脑班的背后,是正在发生的奥斯威辛:数不清的法轮功学员因为不肯放弃信仰被投入洗脑班或劳教所,一九九九年来,至少三千人被酷刑折磨致死。
   
   因为争取自由,中国的人权捍卫者们常常失去自由,不要忘记他们。我想起二○一一年我被北京秘密警察绑架、秘密关押七十天的时间里受到的剥夺睡眠、拳打脚踢、单独羁押等酷刑。秘密警察在对我使用暴力的时候明确告诉我,「不要跟我们讲法律,谁也帮不了你。」——但我完全没有放弃希望,我内心对正义和自由的渴求给了我力量。力量还来自我坚信,我的战友们仍在监狱里和监狱外坚持抗争,因为他们有着同样对自由的追求。我坚信,这样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他们的吶喊终将震撼野蛮的专制。我还坚信,在中国之外,在美国,在欧洲,在自由之光照耀的每一个角落,在为人类尊严进行的每一次战斗中,我们没有被遗忘。
   
   我非常钦佩各位尊敬的议员和美国政府在捍卫自由和人权价值上所作的努力。但当今,全世界对罪行累累的侵犯人权者所带来的压力远远不够。中国政府不但玩弄国际人权制度,也在利用自己的经济、军事、政治影响力试图操控民主大国。如果美国批评中国人权,那就不买你的波音;欧洲如果会见达赖喇嘛,那就不买你的空客。在一些高级别国际会议中,中国的人权状况成了「房间里的大象」。
   
   我们可以为人类的自由事业牺牲多少经济利益?当人们这么计算的时候,就已经错了。压制自由的力量不会停止脚步,不会理睬国界线,不会遵守它们允诺的国际规则;借助互联网和经济全球化,借助不适当的国际规则(比如人权记录极差的国家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并且沆瀣一气,非民主的政权在联合国里违背本国人民的意愿和普世价值),借助民主国家的鸵鸟政策和「好人的沉默」,压迫自由者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当自由社会感到必须捍卫自由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本文是作者二○一四年四月八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5月号
(2014/05/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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