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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狮子的呻吟-汉人罗桑扎西(4)

第九章 十万难民
   前往达拉萨拉,前半程要乘一夜的火车,后半是坐汽车。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我带着随员离开莫梭瑞,次日抵达西马查巴德许的巴丹库特车站。下了火车的那段旅程我还历历在目。车行大约一小时,我看见远方积满皑皑白雪的高峰,就在我们的正前方。一路上经过印度最美的乡野——葱绿的田野中点缀着树木,遍地围满色彩缤纷的野花。三小时后,我们抵达达拉萨拉市中心,我下了轿车,改搭吉普车,我的住所就在数哩外的麦克雷德甘吉村。
   
   一路山径陡峭,行来惊险重重,令我忆起拉萨近郊某些地方。有时从山路下望,只见深达数千呎的峭壁。麦克雷德甘吉村在距我的新家一哩处,搭建了一座全新的竹制牌楼,横楣上以金漆大书『欢迎』字样。我的新家称为史瓦格西兰姆,在英国统治时代则名叫海克罗夫邸,当时是师长的住宅。房子四周有树林,面积不大,但周围又加盖了若干座不相连的小屋,其中有一间是厨房,还有三间供我的随员居住。虽然尽可以再扩建,但比起我们习惯的生活,房间实在太少了。不过我对于终于能安定下来,已十分感激。
   

   我们抵达时,时间已不早,所以看到的不多。次日清晨,我醒来就听见这一带特产的一种鸟儿的鸣声,叫声像是『卡拉啾,卡拉啾』。我向窗外逡巡,却看不见祂的影踪,只见一片宏伟壮丽的山峦。
   
   整体而言,达兰萨拉的生活相当愉快,只有昆德林因念念不忘莫梭瑞的牛奶滋味,数年前又搬回那儿。达兰萨拉地区唯一的缺点是多雨,该区降雨量,名列全印第二位。起初这里的藏人还不上百人,但现在难民人数已超过五千。我们只有一两次真正考虑要迁移,最近一次是数年前,因为一场大地震摧毁了几栋建筑物而起。大家说,再住下去会有危险。我们没有离开,是因为这一带地震活动频繁,但通常都很轻微。最近的一次重大地震灾难发生于一九○五年,当时英国人把这地方当作避暑胜地,地震震垮了他们的教堂尖塔。由此可知,大规模震灾殊为少见。何况,从实际的观点考虑,再搬家也非常困难。
   
   正如在柏拉屋一样,我跟母亲同住在新家里,还有两头最近别人送我的拉萨犬。人人都喜欢这两头狗,祂们个性分明。我为较大的一头取名桑吉,我常觉得他前世一定是个和尚,或许就是在西藏饥荒中死去的多名和尚之一。我这么说是因为祂一方面对异性毫不感兴趣“另一方面,祂最喜欢的就是食物:即使吃饱了,祂也还有办法再吃。同时,祂对我极为忠心。
   
   另一只狗名叫大西,性情迥然不同,虽然体型较小,却更为勇敢。祂是圣母峰登山专家天津挪格送给我的,或许原因就在此。我记得祂有次生病,必须打针。打过一针后就怕了,以后每次兽医来,都必须由两个人控制住祂,才能顺利的注射。其间,大西不断咆哮怒吼,因此兽医一办完事就得赶快离开。兽医走后,我们才能把狗放开,祂会立刻满屋子乱嗅,搜寻那倒霉的家伙。不过祂其实应了『会叫的狗不咬人』那句俗语,因为祂的下颚骨重迭,根本无法啮咬任何东西。
   
   迁往达兰萨拉时,与我同行的有一位印度政府的连络官奈尔先生,和若干印度军方的侍卫。我跟奈尔先生处得非常好,他志愿教我英文。我早已了解英文的重要性,并安排天津秋吉到大吉岭的北点英文学校就读。我在莫梭瑞时就已开始学英文,印度政府很慷慨的派专人固定来为我上课,每周二或三次;但当时我不太愿意学,经常找籍口不上课,所以没什么进步。现在我却很乐意跟我的新连络官合作,在他的指导下大有精进,不过他要求我的大量作文作业,我还是没什么兴趣。两年后他奉派别处任职,我觉得很遗憾。
   
   这以后,我的英文课就较不正式。很多其他人,包括若干西藏人在内,帮助过我,可是我怀疑我现在的英文比二十五年前好。每次出国,我都痛苦的被提醒这回事,想到我不曾把握机会努力学习,常令我羞愧莫名。
   
   住达兰萨拉的最初几年,除了学英文,我也专心致志于宗教研究。我从温习少年时代读过的许多藏文经典开始,同时,我也研习其他宗教派的大师处于颠沛困顿下的教诲。尽管离成佛的境界还很遥远,但我目前没有工作的压力,反而完成不少工作。不幸,时间不够用,很快就成为我在这面求进步的重大障碍。但我可以说,我任何心灵上的长进,跟我投入的努力完全不成比例。
   
   抵达达兰萨拉两周之内,我就设立了第一所西藏难民子女的育幼院,它位于一所原本遭废弃的小屋,由印度政府租给我们收容新来者当中日益增加的孤儿。我任命我的姊姊泽仁多玛经营这所育幼院。第一批五十名儿童来到时,已几乎没有多少容身之地,但比起后到的人,他们已经过得很豪华,因为年底时,人数已增为十倍,而且还不断在增加。有一阵子,一百二十人合住一间寝室,每张床必须睡五到六个人,大家横着躺才勉强挤得下。虽然环境这么苦,但我每此时去探望姊姊,看见她的新家族扩大,都觉得满心欢喜。因为这些孩子虽然失去了父母,却依然充满欢笑,仿佛在嘲笑身处的困境。
   
   我姊姊果然极具领导能力。她永远不沮丧。她是个强壮的女人,而且赋有家传的脾气,她要求非常严格,但心地极为仁慈而富幽默感。她在困难中给我的帮助可说是无法衡量。她早年是个单纯的村姑,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儿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帮我母亲料理家务。她的任劳任怨,加上勇往直前的性格,是她成为领袖的基本条件。
   
   不过,很快便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跟印度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财力照顾我们所有的孤儿。我只好决定,如果可能的话,至少把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交由海外人士认养。所以我跟一位瑞士朋友艾希曼医生连络,请他究这构想的可行性。瑞士在我看来很理想,这是个小国家,通讯发达,更何况还有跟故乡类似的重迭山峦。
   
   瑞士政府从一开始就很合作,表示可立刻接纳两百个孩子。更有甚者,她同意设法安排,使这些孩子在收养他们的一般瑞士家庭中,尽可能保存追寻原来的西藏文化与认同感的机会。
   
   第一批孩子之后还有其他批,后来又有个计划,不但让较年长的学生到瑞士政府救济,但我仍然允许一千名成年难民迁往移民。我们的境况改善后,不必再请求瑞士政府救济,但我仍然对他们为我的同胞所作的一切深怀感激。
   
   抵达达兰萨拉后不久,我亲身接触到国家法学委员会的成员,前一年他们曾带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他们要我提供证据给该会的法律调查小组,我欣然从命。这些调查的结果一九六○年八月于日内瓦出版。法学委员会再次证实西藏的观点,它在报告中指出:中共触犯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rs)的十六项条款,并在西藏进行种族灭绝的罪行。他们也详细列举了若干我已经谈过的卑鄙暴行。
   
   在实际的层次上,我跟该委员会讨论,学会了一件非常有用的事。它有位成员,我猜是位英国人,问我有没有专人监听北京的广播。我答称没有,他有点惊讶,并详细说明为什么有必要听清楚中共说些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事,实在太缺乏经验了。在我们看来,北京电台只会散布谎言与宣传。我们不懂得从广播中可了解中共的想法动态。但我能领会这么做的道理,并立刻下领噶厦组成监听小组——他们的继任者到今天仍在执行这项任务。
   
   一九六○年一整年,我都继续致力于改革西藏的行政制度,并且跟噶厦其他人共同努力,展开全面民主化的艰难历程。九月二日,我成立了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这是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代表由西藏乌昌、安多与康省三地经自由选举产生。西藏佛教的主要宗派也同样拥有议席。后来,古老的苯教信徒也包括在内。这个现在人称西藏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会的作用与国会相同。它的成员每月要跟噶厦及各部会首长开会一次。特殊情况下,它要跟由部会首长及噶厦成员组成的全国工作委员会开会。现在噶厦的成员也不再由我指派,而是从选举产生。人民代表投票通过的事项都必须依照决议执行。
   
   一开始,这些新安排都不是尽如人意。这些变化对西藏人而言太过突兀,有些人甚至认为,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实行真正的共产主义!三十年后,我们仍面临很多问题,但事态不断在改变与改进。我们当然已领先留在中国的兄弟姐妹,中共可以跟我们学习很多事。撰写这本书期间,西藏流亡政府正在实施进一步推动民主的新措施。
   
   伴我流亡的若干较年长的官员,最初觉得无法接受这些改变。但大部分人都认清改革的必要,表现得非常热心努力。我将永远感谢他们。
   
   最初几年,我个人虽然过得还算舒适,但大多数政府官员生活却都很苦。他们即使年纪很大,也被迫过着贫困的生活,有些人竟住在牛棚里。但他们安之若素,从不抱怨。虽然也有人观念较保守,不能同意我的领导方向,但是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每个人都有贡献。他们欣然面对困境,尽力帮助流离失所的同胞建立新生活,丝毫不以个人得失为念。当时他们的月薪还不到三英镑,凭他们所受的教育,到别处觅职,收入绝对会好得多。
   
   更何况那时候的行政工作一点也不轻松。人际的歧异和无谓的争执本来就无可避免,因为这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整个而言。每个人都能热忱而无私的为他人谋福利。
   
   从一开始,我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保存和延续我们的宗教。没有宗教,我们的文化泉源就会枯涸。最初,印度政府同意在不丹边界附近的布哈杜尔战俘营旧址,成立一个由三百名僧人组成的学术社区。但经我们说明佛教须仰赖高水准学术后,终于说服他们增加经费,资助一千五百名各教派的僧人。流亡出来的六千多名僧人中,最年轻与最有能力者加起来就这么多,其中有多位经验丰富的上师。
   
   不幸的是,布哈杜尔的情况很恶劣。天气又热又潮湿,疾病猖獗。口粮必须自远方运来,使问题更形恶化,往往运到时已经不堪食用。不到几个月,已有数百名学者僧人罗患肺结核。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努力工作和研究,直到自己能活动为止。我很遗憾无法亲自到那儿去,只有靠写信和寄录音带为他们打气。虽然这也多少发挥了作用,虽然营区的问题并未改善,但生存下来的人却成为一个个活力充沛的僧院社区的核心分子。
   
   不用说,我们早年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钱。在教育和移民计划上,因为有慷慨的印度政府和海外各志愿机构资助,倒还不构成问题。但在行政方面,我觉得请别人帮助不大恰当。靠每个人每个月乐捐两卢比的自由税,再加上受薪人员每个月同样是乐捐的百分之二所得税,实在做不了什么。好在天津早在一九五○年就有先见之明,在锡金存了一批宝物,至今仍在,它成为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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