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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狮子的呻吟-汉人罗桑扎西(1)

流亡中的自在
   
   十四世达赖喇嘛著 康鼎译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手持白莲的观音
   ·第二章  狮子法座
   ·第三章  入侵:风暴开始
   ·第四章  避难南藏
   ·第五章  大陆见闻
   ·第六章  尼赫鲁懊悔了
   ·第七章  出亡
   ·第八章  风雨飘摇的岁月
   ·第九章  十万难民
   ·第十章  披着僧袍的狼
   ·第十一章 自东徂西
   ·第十二章 神通与神秘
   ·第十三章 西藏真相
   
   ·第十四章 争取和平
   ·第十五章 宇宙责任与菩提心
   
   
   
   
   
   前言
   
     『达赖喇嘛』的意涵,言人人殊。有些人认为我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有人视我为『法王』。然而在一九五○年代末期,我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随后我从西藏出走,展开流亡生涯,即遭诟诋为反革命分子与寄生虫。无论上述称谓如何,均非我本意。我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示现个人职务所系的头衔。在下仅是一介凡夫,一个不经意间走上僧途的藏人。
   
     本书中,我全然以一个喇嘛的角色来叙述我生平的事迹;然而,这绝不是一本关涉佛教的书。写书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其一,愈来愈多人热中于探知达赖喇嘛的生平事迹。其次,有些历史事件与我有关,因此我想平实地留下记录。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决定直接以英文叙述,这并不容易,因为我的英文自我表达能力有限。此外,我也意识到某些我表达的微妙意涵,恐怕无法如我所想般,能精确地以英文再现。但是,同样的情况,在从藏文译成英文的过程中,亦难避免。而且,我不像有些人拥有可供利用的研究资源,而我的记忆力一如常人,可能记 错。因此,我要在此向西藏流亡政府的有关官员及本书编辑亚历山大·诺曼致谢,感谢他们在这些我力有未逮之处的协助。
   
   
   第一章 手持白莲的观音
   
     一九五九年三月,我逃出西藏,从此以后,一直流亡印度。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兵入藏。将近十年,我身兼政教领袖,致力重建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但是终归无效。我得到令人伤感的结论:我在西藏外面,能对留在西藏的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我回顾西藏还是自由国度的时光,发觉那是我一生中的黄金岁月。今天,我的确是快乐。但面临的现况无可避免的迥异于从前我成长的时代。尽管沉缅于怀乡思绪显然无益,每当忆及过往,我仍不禁神伤,我想起同胞遭逢的非常苦难。古老的西藏并不完美,然而,实不相瞒,当时藏人的生活方式确是独树一格,有很多的确值得保留,如今却是永远失传了。
   
     我说过,「达赖喇嘛」一辞意涵言人人殊;但对我而言,此辞仅关涉到我的职务。实际上,「达赖」是个蒙古字,意即「海洋」;而「喇嘛」是个相当于印度字Guru的藏文,意指上师。「达赖」与「喇嘛」两个字合起来,有时被泛解为「智慧之海」。但是,我认为这是出于误解。「达赖」只是「索南嘉措」(Sonam Gyatso)--第三世达赖喇嘛名字的部分意译。「嘉措」意即藏文里的海。更严重的误解自中国人把「喇嘛」解为「活佛」,意喻「活着的佛」。这是不对的,西藏佛教里没有这回事。只有这种说法:某些人可以自在地转生,例如达赖喇嘛,这种人称为「化身」(tulkus)。
   
     当我还驻锡西藏,身为达赖喇嘛,象微着人间天上。它意味着过着一种远离绝大多数人民尘劳、困顿的生活。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侍从相随。我被裹着华丽丝袍的阁员及长老们围绕,这些人皆从当地最高尚、贵族的家族擢拔而出。每天与我相伴的,则是睿智的经学家及充分娴熟宗教事务的转家。每回我离开布达拉宫--有一千个房间的状丽冬官,总有数以百计的人群列队护送。
   
     队伍的前头是一名拿着「生死轮回」象微的男子(Ngagpa),他后面是一队带着旗子、着五彩斑斓古装的骑土(Tatara)。其后则是挑夫,携着我的呜禽笼子及全用黄丝包裹的个人用品。紧接着是来自达赖喇嘛本寺南嘉寺的一群和尚,他们都拿着饰以经文的旗帜。随后则是骑着马的乐师。再后,跟着两群僧官,首先是低阶和尚,他们是抬轿的;然后是澈炯阶级的喇嘛(Tsedrung)1,他们都是政府官员。达赖喇嘛厩中的马群英姿矫健地跟在后面,皆由马夫控驭,并饰以马衣。
   
     另一阵马群则驮着国玺。我则随后坐在由廿名男丁抬着的黄轿里,他们都是绿衣红顶的军官。与大多数高级官员不同的是,他们有自己的发式,留着一条长辫子,拖在背后。至于黄轿(黄色指涉修行意涵)则由另外着黄丝长袍的男子扛抬。轿旁,四名达赖喇嘛核心内阁成员噶厦(Kashag)2骑马紧随,由达赖的侍卫总管(Kusun Depon)及西藏军总统领马契(Makchi)照应。行伍皆佩剑凛然致敬,他们着蓝裤和饰以金色穗带黄束衣的制服。头上则戴着流苏帽。队伍四周,最主要的团体是一群警卫僧(singgha)。他们看来声势慑人,一概至少六呎高,穿着笨重的鞋子,平添外表的夺目之感。他们手里拿着长鞭,随时派上用场。
   
     我的轿后是高级及初级亲教教师(前者是我即位前的西藏摄政)。然后是我的父母及其他家人。接着是包括贵族及平民的一大群俗官,依阶级出列。
   
     每当我出巡,几乎所有拉萨人民都争睹我的风采。所到之地,人们向我顶礼或五体投地,一阵令人敬畏的肃穆后,他们经常随之涕下。
   
     这种生活迥异于我幼年所过的生活。我生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名为拉木登珠,字面上的意思是「期盼充满神性」。藏人为人、地、事命名,常取其传神毕肖,比如,西藏最主要的河流之一,也是印度大川布拉马普德拉河(Brahmaputra)源流的昌加波河(Tsangypo),其意即为净化。再如我们居住的村庄塔泽(Taktser,位于今青海湟中祈家川),名为「咆哮之虎」。这里是小而贫瘠的垦殖地,雄踞一座小丘上,俯视着宽阔的谷地。那片草地从未长期开垦或耕种,只有牧人放牧。原因是气候变幻莫定,不适农耕。小时候,我家即为典例,全家廿多人在这里过着看天吃饭的营生。
   
     塔泽位于东北藏边陲的安多省(Amdo)。在地理上,西藏可分为四个主要区域。北方是羌塘(Changthang)寒漠区,东西横亘八百哩,几是不毛之地,只有一些吃苦耐劳的游牧人在荒烟中出没。羌塘南边是鸟昌省(U-Tsang)3。其南方及西南方毗邻的是高大的喜马拉雅山。鸟昌省东边是康省(Kham,即中国的西康省),是全藏最肥腴的地方,因此人烟也最稠密。康省北方是安多省,两省的东边则是西藏与中国分界的天然屏障--高原纵谷。我出生时,一名回教军阀马步芳才刚在安多建立了一个效忠于中华民国的地方政权。
   
     我的双亲是小农,不完全是农夫,因为他们从未与任何地主有所关连;但他们绝非贵族阶级。他们拥有小块土地,自力耕种,西藏主要农作物是青稞和荞麦。家父母两者都种,还有马铃薯。但是,他们终年辛勤,常因严重的降雹或干旱而付诸流水。他们也养些牲口,这是比较靠得住的生产资源。我记得我们有五或六只挤奶用的(此字不在电脑中,左边一个“牛”字,右边一个“扁”字)牛(dzomos),这是牦牛与水牛的杂交种,以及一些生蛋用的土鸡,还混养了一群大约八十头的绵羊和山羊。父亲爱马,几乎总有一两匹甚或三四匹马。此外,我家有一对牦牛。
   
     牦牛是上苍赐于人类的一种礼物。牠能存活在一千呎以上的高地,所以极适应西藏。在低于千呎以下,则很难存活。作为负重的牲口以及奶(母牦牛才能挤奶,称为dri)、肉的来源,牦牛真是高原农作的一宝。双亲种的青稞则是西藏的另一宝。将青稞焙干,研磨成细粉,即成糌粑。在西藏,很少有一餐不用到糌粑,即使在流亡生涯,我仍然每天吃糌粑。当然,我们并不光吃面粉;首先必须与液体搅拌,通常用茶,但牛奶(我喜欢)或牛奶提炼的半个态酪(yoghurt),甚至青稞酿成的啤酒(chang)也可以。然后用手指在碗底搅和,卷成小球状。否则,也可以煮成麦片粥。西藏人非常喜欢这样的美味,虽然在我经验中,少有外国人敢领教。中国人尤其是一点也不喜欢。
   
     双亲种的大多数作物只用来养我们。父亲偶与过路的牧人交换壳物或绵羊。他间或下山到最近的城市西宁—安多省的首府,从事交易,骑马需时三个钟头。在这广袤的乡区,货币并不太流通,大多数交易仍是以物易物。因此父亲可以把当季收成盈余交换茶、糖、棉布,也许是一些装饰品以及一些铁制用品。有时带回一匹新的马。他可乐了。他很善待这些动物,并以善治马疾享誉桑梓。
   
     我诞生于一座典型的藏人住屋里,屋子以石块与泥造成,围住一个广场的三面。它唯一特色是杜松木做成的水槽,凿成半圆形状,以利雨水宣泄。在它的正前方两翼之间,有个小天井,立着一根长竿。旗竿上挂着一面祈祷幡,顶部及底部系紧,上面写着数不清的祈祷文。
   
     牲畜养在屋后。屋里有六间房,其一是厨房,在室内时,我们在厨房消磨的时间最多;一间有座小佛坛的祈愿室,每天清晨,我们都得群集在此献供;双亲的卧室、客房、食物储藏室,以及牛棚。我们小孩没有卧房。在婴儿期,我与母亲睡;稍大时,睡在厨房的火炉旁。至于家具,没有我们一般所谓的椅子或床,但在双亲卧房及客房里,有凸起的睡眠区域。屋里还有很多华丽的漆画木制小橱。地板同样是木制,是平整铺成的厚板。
   
     我父亲中等身材,急性子,我记得有一次我扯了他的胡子,因为顽皮,被狠揍了一顿。不过,他仍是一位慈悲的人,从未心怀不满。听说,我出生时,他有件趣事。他病了好几星期,不能下床。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病,开始担心他性命不保。但就在我出生当天,他突然毫无来由地逐渐康复。再为人父,并无欣喜,因为家母已生了八个小孩,其中仅有四个存活(像我们这样庞大的农耕家族的确有必要多生小孩,家母共生了十六个,其中七个活下来了)。撰写本书时,我上面的哥哥罗桑桑天(Lobsang Samten)以及大姐泽仁多玛(Tsering Dolma)已辞世。但我另二位哥哥、妹妹及弟弟仍安然健在。
   
     家母无疑是我见过最慈悲的人之一。她真是好得不得了,我确信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喜欢她。她非常有同情心。有一次,记得有人告诉我邻近的中国发生可怕的饥荒。结果,许多可怜的中国人越界觅食。有一天,一对夫妻出现在我家门口,怀中抱着死去的孩子。他们向家母乞食,母亲欣然给予。然后她指着他们的孩子,问是否需要帮忙埋葬。当他们明白家母的意思,于是摇头,并澄清说打算吃掉『它』。母亲吓坏了,立刻邀他们入屋,出清储藏室的全部食物,然后伤感地送他们上路。即使这样布施家用食物,意味着我们自己可能要挨饿,她仍从未让乞丐空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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