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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10)

第十一章 在废墟中
   公共汽车把我带到山脚下,我朝着山坡上的哲蚌寺走去。三十年以前,我从帕南长途跋涉到达这里,第一次看到哲蚌寺,它当年的金碧辉煌现在已不复存在。还记得当时从山下仰望着它,白色的高墙,以及闪闪发亮的金色屋顶,所有这些都消失了。我简直不能相信眼前这个哲蚌寺曾经是一个拥有六千名僧侣、充满朝气和生机的一个城市。现在它的墙灰暗而斑剥,光秃秃布满了裂痕,就象一个肢体不全的人体。
   
   我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来,闭上眼睛。当我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发觉自己似乎穿过了时光隧道。有一群康巴人朝着我缓慢地走来,男人们都穿着藏袍,头发编成辫子用红色的丝线绑扎。妇女们戴着很精致的珠宝和大的琥珀项链,蓝色帆布的拖鞋,后面有橡皮的鞋跟,唯独这个马脚泄露出现在是中国人统治的时代了。
   

   这些快乐的朝圣者熙熙攘攘走过我身旁,我也跟随他们走向那个已成为废墟的寺庙。站在门外面,朝里面的院子望去,它被破烂斑剥的墙所围住。朝拜的人不能相信地摇摇头,然后就扑伏到地。
   
   我把双手举过头,然后三次全身匍匐在地,这是十五年来第一次能够不必提心吊胆怕有人监视我。四周这一切败落的景象使我的双眼充满泪水,我缓缓地在这一片废墟之中漫步,想把这伟大寺庙以前的轮廓再唤回记忆。我去寻找以前住过的僧舍,那儿已经夷为平地了。
   
   我碰见另外一群以前的僧侣,他们也跟我一样在废墟里面寻寻觅觅,想把寺院的全貌在脑子里重新拼凑起来。一个年老的僧侣盯着我问:“你原来属于那一个科系?”“洛色林”,我很高兴地回答他。他在空中比划了一阵,指出洛色林以前曾经是在这一块地上,我们现在站在它的露天场地上,从前这里是上辩论课的庭院。我们站在那里,谈论彼此相识的朋友和熟人以及曾被监禁的地方。他们问我是不是要回来,我说如果寺院愿意接受我的话,当局允许我回来。
   
   他们把我带到哲蚌寺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去。这个办公室是宗教事务局设立的,西藏所有还残留的寺庙都在这里登记在案。管理人员理应由僧侣选举出来,但是我很快发觉候选人的名单是由党提出来的,人们只能从他们中间作挑选。
   
   寺院后面还有一些建筑物,它们的颜色也变成灰暗,墙壁也已经斑剥了,上面还依稀可以看出中国字写的红色标语。我穿过大门,走上一条铺着厚石的回廊,有一些妇女们在一个角落里洗衣服。
   
   一个戴红头巾的女人指给我看一个红色的门,那是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里面一个名叫晋巴林措的还俗僧侣跟我打招呼,他看起来很瘦弱,脸色黝黑,面带病容。事实上晋巴是一个充满精力的人,而且非常干练,他并不是人们说的那样是中国人的傀儡。相反地,在红卫兵捣毁寺院的行动之中,他极力保护文物。晋巴现在是民主管理委员会的主任,负责哲蚌现在所剩无几的文物,我跟他说我想返回寺院。
   
   “你以前在哪个监狱,”他问道,虽然我没有说我曾经坐过牢,他明白以前所有的僧侣都被中国人监禁了。
   
   我简单把自己在不同监狱的经历跟他说了,并且告诉他我是一个纺织师傅会做地毯。晋巴一听我会织地毯,表情就改变了,他非常欣赏我能纺织。
   
   “你可以教妇女们纺织”他说。
   
   我感到很迷惑,哲蚌寺难道不是一座寺庙了吗?很快我就明白,它现在已经更象一个小村子。所有的僧侣都结婚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都强迫娶妻,来表示革命热情和证明自己不是落后的。晋巴自己也结了婚,有两个小孩。
   
   委员会同意我返回,1983年5月我就搬入了哲蚌寺,他们让我任意挑选一个住处,我就选择了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僧舍,这里景致很美,可以看到整个拉萨的山谷。我的东西很少,只是铺盖卷和两件旧的藏袍。多年来在监狱里我只穿制服,也没有烹饪用具,但是在宁塘的时候买了两只中国式的热水瓶。
   
   由于整个藏区的劳改营都被解散了,所以突然之间有一大批年老的僧侣返回寺院。寺院当局很愿意接收他们,因为院里太需要他们的技能。我被派去修复寺院还残余剩下的几座庙宇里面的壁画。
   
   新的寺院生活有点象一场闹剧,我们都不穿传统袈裟。以前人们都叫哲蚌寺为“戏剧学校”,因为院里的和尚经常更换袈裟,但是我们现在只穿工人的蓝制服,一个月三次被允许进行祈祷。寺院就象一个公社,每个人都攒集工分,同时按照工分进行分配。然而不管这些改变有多么奇怪,能够返回寺院依然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
   
   有一天我正在教授一群年轻僧侣背诵长的经文,有人来告诉我,有一些警察和宗教事务所的干部到了哲蚌寺。几天之前,我听说甘丹寺出了些麻烦,猜想当局只是要提高警觉,因此没有格外留心。
   
   接下来的几天,这些穿着新的蓝白二色制服的干部和警察在寺院里巡逻。我有一点担心,他们要求占据寺院里很大的部分,看上去是要用来当长久性的办公室,警察的吉普车整天都进进出出。
   
   有一天晚上有人敲我的门。我正坐在床上念经,一个年轻的僧侣把头伸进门帘来。
   
   “你睡了吗?”他问。
   
   “进来吧”,我说。
   
   “班旦师傅”这名僧人悄悄说“警察们在探问你,你要当心。”然后他就离开了。
   
   第二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听到有更多吉普车开进我们的寺院。寺院内有几百只流浪的野狗,拉萨市政府为了把城市弄得更清洁,以便接待外国旅客,所以把这些狗都赶出来。它们聚集在寺庙中,这天夜里全都狂吠起来。我正在想狗儿为什么这样兴奋?接着就听到有脚步声朝我的房间走来,我不动声色静静地听。几分钟过去,有人敲我的门。
   
   “门没有上锁”,我说。屋子一片漆黑,“灯在那里?”有人问。我告诉他们灯开关的位置,僧舍前边的屋子的灯亮了,门帘后面出现了一支步枪的枪眼。我坐在床上,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接着门帘被拉开,两个年轻的中国警察冲进我的卧房,用枪指着我。
   
   他们身后跟着另外十五个警察都进来了,僧舍的外间站满了人。他们的头儿是一个脸庞大而浮肿的中年军官。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打量四周。寺院的主管晋巴林措站在他的旁边。通过藏语翻译他粗鲁地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班旦加措”,我安静地回答,我想最好坐在床上别动。
   
   这个中国军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用中文高声地念。他的藏语翻译替他转译:“按照拉萨最高法院法官图丹总珠的命令,我们逮捕你。”没有说是什么罪名。警察叫我站起来的时候,房内所有的人都往后退,让我能够从床上下来。一名警察给我双手上了手铐,这是一种新式用很轻的钢做的手铐,在屋内的灯光下闪闪发亮,我再度尝到冰冷的金属接触皮肤的滋味。
   
   警察开始搜查我的房间,为了不让天花板的泥土掉下来,我买了一块白布钉在天花板上。一个警察把这块布拉下来,上面累积的灰尘立刻象烟雾一样在房间里扩散。警察找到一堆宗教经文,把它们丢到屋子中间去。当我看见有一张纸从书里跌落出来时,心开始往下沉。我曾用这张纸来为我的大字报打草稿,上面的字迹还很清晰。警察们非常高兴,这是他们拿到的第一个证据。
   
   两个警察开始检察我的热水瓶。我在其中一只热水瓶的玻璃和金属空间中藏了一张西藏国旗和达赖喇嘛写的文章,警察把水倒出来,开始摇热水瓶。一个人扳住热水瓶的底,另外一个人把玻璃那一部分抽出来,旗帜和几张纸掉在地板上,警察们高兴极了。中国军官拍拍我的肩膀用流利的藏语问:“班旦加措你承不承认自己的罪状?”他指着地上的证物说。“这些就是你犯的罪,这不是人赃俱获吗?”“这是党的天下”,我1960年第一次被逮捕的时候,也听到过同样的话,还记得那时候在罗布昆泽寺庙挨打的情形。
   
   我看到晋巴林措全身发抖,他知道当局一定会指责他为什么包庇我,让我住在寺院里。米玛是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也非常紧张,斥责我是“披着羊皮的狼”。
   
   “你用不着打落水狗”,我对他说。
   
   中国人打手势把我带走,在枪口之下我被推下楼梯,走出院子,上了一辆吉普车,我的左右两旁是两个守卫。整个院子里都站满了警察,车子先往拉萨的方向开去,过了一会儿转向直奔旧的色珠 地区,这里以前是专门关西藏高级政府人员的监狱,像西藏最后一任总理洛桑塔扎西。
   
   色珠现在改为一个看守所,犯人们无限期地被关在这儿,在此等待法庭的正式判决。有几名警卫在那儿等待我们,我认出其中一个名叫达杰的高个子藏人队长。四个年轻的汉人警卫站在旁边,手中拿着三尺长的电棍。达杰把吉普车门打开,抓住我的肩膀,把我从车子里拖出来。已是将近午夜时分。
   
   穿过几道门,经过一个狭窄的冷飕飕的房间,走到一个四周都是牢房的天井。我被关进第六分队,守卫打开我的手铐,把我推进牢房,又把从我僧舍带过来的棉被丢进来,门在我的身后关闭。
   
   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被捕了,站在牢房中间我有一个感觉,这一次我将被关押很长的时间。从党的角度看,我没有被改造,我背离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间牢房很空荡,水泥地上只有一个稻草的垫子,天花板漆成绿色,由于漆得很光亮,甚至可以从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在外面度过了三个月十八天的自由生活,现在再度入狱。
   
   新的牢房比我以前待过的所有其它牢房都更进步。里面有新鲜油漆的味道,门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窗子,窗口上了很粗的铁栅和铁网。新的铁门上面,有个小小的窥孔,门的下方有一个开口,从外面反锁著。
   
   我把被褥打开放在草垫上,试着入睡。不久我又听到吉普车的发动机声响和铁链拖在地上的声音,那天晚上一共有四人被捕。
   
   早上我被安装在门外的电铃声叫醒,没有人来开门。过了一会儿,下面的小洞打开了,有人推进一杯热茶来。又过了几小时,门从外面打开。达杰组长进来,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有个人给我从正面一张和侧面两张拍了照片。我想起历年来看过成百上千的犯人照片,上面打上了黑叉叉,这是死囚犯临刑前的照片。
   
   次日,我被带到审讯室,一间冷而不舒服的房间,里面同样也充满了油漆的味道。地上的水泥地和墙壁都跟传统的西藏建筑不同,藏式房子里面的黄色泥砖使屋子里充满泥土的气息。
   
   达杰组长靠近我,说了一句“仔细考虑,彻底交待。”
   
   两个中国干部和一个翻译坐在桌子后面。年长的那个做了一个特别的表情,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大概不会打我。要评估一个中国军官的人性比较困难,他们代表权威和压制,而且我们跟他们的接触总是隔了一层,因为有翻译夹在中间。翻译的存在似乎把犯人和审问者之间的情感接触隔开了,犯人只跟翻译而不是跟审问者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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