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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狮子的呻吟-汉人罗桑扎西(9)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
   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被派到扎奇去油漆一座新房子。我刚开始工作没有多久,就看到一大群人打着红旗朝我的方向走来,在碧蓝的天空下,红旗在风中飘扬。敲锣打鼓声震天价晌,群众的呼声超越了锣鼓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看到这些打着旗帜的队伍,我觉得好像是一群孩子在节日里游行,队伍里的人没有一个看起来年纪超过十五岁,这些孩子后来被称为“红卫兵”。有些年纪更小的孩子也跟在后面走,双手热情地鼓掌。游行的人臂上都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对我们这些路旁围观的犯人,都视若无睹。
   
   那天晚上,有类似的一帮年轻人到监狱来,他们发表一项声明,要求所有干部都参加文化大革命,铲除党内的反动派。红卫兵们在未来的年代里制造了大量的骚乱,打着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口号,狂热地冲到街上,把一切他们认为阻碍革命前进的东西砸烂。我唯一对监狱有一点感激的是,它保护了我们免于遭受红卫兵的残害。
   

   有一次在四组,我看到红卫兵把整栋行政大楼的工作人员都驱赶出楼,把纸卷成园桶做成帽子,让主管干部们戴着,把他们的衣服都剥光,然后命令他们站在一栋白色建筑的前院里。看见这些人站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心中很纳闷。他们害怕得全身发抖,手足失措。一个红卫兵命令他们低头弯腰。
   
   开始我觉得这些干部们是罪有应得,自食其果。这种报复心理虽然违背我的宗教信仰,却是人性里面很强的一种冲动。监狱管理员和警卫只不过是整个行政系统最下层的人,但是他们的残暴导致了犯人的痛苦,我们的愤怒很自然地发泄在他们的身上。红卫兵们在他们脸上吐口水,辱骂他们妨碍革命的发展,拒绝暴露党内的敌人。
   
   第二天这些干部官员弯腰驼背地在监狱场地走着,看起来很可怜,而且不知所措。红卫兵们命令他们也要开检讨大会,坦白交待自己缺乏支持革命的热情,终于轮到这些人进学习班了。
   
   1966年5月中,我们的分队也被命令要进行学习,这种学习持续了一整个月。主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阅读报道文化大革命进步的《西藏日报》社论,还放了一个电影,是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被宣称是在毛主席和林彪的直接指导之下发动的。我以前没有听过林彪的名字,他被形容成“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接下来的两年之间,没有一次会议漏掉过这两个人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为了要铲除一切妨碍社会主义进步的力量,并且消灭试图颠覆革命的党内敌人。他们让我们真诚拥抱革命,改造思想和行为,也警告我们,如果任何人离开进步的道路,他将会象一颗毒草一样被铲除。
   
   我不明白这一切跟西藏有什么关系。
   
   那年夏天的一个早上,上面让我们停工一天,我的心开始往下沉,大部份人宁可劳动,也不愿参加无休无止的会议,劳动可以让我们躲开赞美党和毛主席的义务。各组都列队站在院子里,面对坐在高台上的监狱官和外地来的长官。瘦瘦的、还不到五十岁的监狱长发言了:“旧的封建制度社会已经灭亡,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道路。你们应该改造自己,要学习热爱党和群众。”他接着说,我们首先应该放弃“四旧”:旧文化、风俗、习惯、思想。他挥舞着拳头喊道:“在无产阶级的铁拳下你们无处可逃!”
   
   在接下来的几个类似的演讲之后,会议结束了。我们返回监房去讨论刚才会议的重点。牢房的头儿已经在那儿,他又重复早上大会宣布的要点。他正在说话的时候,外面传来巨大的声响和骚动。大家都冲到门口去看,庭院里已经堆了一大堆的毛毯、书籍、鞋子和衣服,还不断有囚犯把东西往上丢。
   
   他们都在破除四旧。那堆东西被点燃了,一会儿就大火熊熊。我们受到怂恿,把自己的东西都丢到火焰里去。我有一整套的袈裟,平时用来当毯子盖,现在我把它丢到火里去了。其他犯人也把他们最珍贵的物品,包括宗教书籍和法器都丢入大火之中。浓厚的黑烟从火焰中升入天空。一个年轻的警卫冲进牢房来,指着一双皮鞋说这应该烧掉。“可是这是全新的”,鞋子的主人说,“这是印度扩张主义者制造的”,警卫反驳。他接下来望着我的小皮囊问道:“你为什么还贪恋这种旧东西?”一般藏族畜牧人都用这种皮囊来装糌粑,朝圣的人也在他们皮带下系一个小皮囊,它也可以权充一只碗的作用。
   
   “这是劳动阶级喜欢的东西”,我回答他。
   
   “这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我们不需要这种东西”,他怒气冲冲说,“感谢党的仁慈,连你们这种犯人都可以用‘现代’食具,在以前只有剥削阶级才用得起。”
   
   我走出去把我的封建小皮囊丢入火焰之中,注视着它在大火中慢慢蜷缩,感到哭笑不得。这样一只简单的小皮囊也成为我们新的统治阶级的打击对象。
   
   从此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被区分成“封建社会残余”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些犯人被迫把他们传统的藏式木碗丢进火里。警卫们来检查我们的物品,不让我们隐藏这类东西。任何桔色和黄色的物件都被摧毁了,因为这两种颜色代表了宗教。要不就得把它们染成红色或深绿色,因为这是人民解放军制服的颜色,我把我的东西都染色了。大部分的人为了表示对革命的热情,都把个人的东西丢到火里去。整个监狱陷入混乱之中。
   
   几天之后,色拉寺的方向有袅袅黑烟上升,色拉寺是西藏第三大寺庙,离我们监狱以东只有几里的路程。我注意到几乎整个星期,烟都从四面八方升上天空,表示到处都在烧东西,书籍、衣物、袈裟、鞋子和其他我们所心爱的东西都被摧毁了。直到后来我被放出监狱,才真正地了解到,文革对于西藏文化遗产所造成的全方位的摧毁。
   
   记得当时我从大厅走出来,穿过庭院,一页纸像一片秋天的落叶飘到地上。我把它检起来,发觉这是我以前当小和尚时所学习的经文。烧焦的纸页在我的手中破碎了,我忍不住哭起来,但是又很快用袖子把眼泪擦干。走回牢房,发觉房子的进门处挂着一幅巨大的毛泽东像。
   
   “破四旧”运动使一切进入瘫痪状态。说话作事时,很害怕别人会说我还有旧思想、旧习惯或旧文化的习气。不久上面宣布我们已经唾弃了“四旧”,从现在起应该接受社会主义的习俗了。我们学习在说话和书写方面,都要用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术语,因为这更适合于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为了要活下去,我们不得不装出一种顺从的样子。
   
   每天的会议都让人心惊胆跳。下完工返回监舍,吃了晚饭就是学习的时间,要读毛泽东的“小红书”或者是《西藏日报》的社论,每个星期还举行一次坦白交待和批判大会。我以前那种批判自己和其他犯人的懒惰的策略,现在已经不能满足当局了。监狱长亲自抓“人人批判人人”的工作,我常坐在床上,等候被点名,心里很慌乱,不知道如何进行坦白和批判。监狱的头头对我的犹豫不决非常生气,他大声地讽刺我“班旦已经完全改造好了,他认为自己应该被释放,对不对?”
   
   他在挑衅,我最好保持沉默,但是他毫不放松,令我无处可逃。他下决心要逼我说出一些可以称为“反党”的话报告上去,最后他写报告,说我拒绝坦白交待,态度傲慢,自以为已经是一个改造好了的人。
   
   第二天晚上,有两个监狱的领导到我的监房。年纪大的坐在门边,嘴上叼着一支香烟,年轻的在屋子里踱着步子,最后站在房间尽头。他们是冲着我而来的,因为牢房的头头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其他犯人都沉默地坐着,年纪大的干部抱着手走向我,“有些犯人自以为已经变成新社会的公民”,他说,“但是有罪的反动犯人不能一夜之间就革面洗心。他们就象包在布里的石头,外软内硬。班旦,你以为我们会放过你?”我无语。他阴阴地笑着说:“谁拒不坦白,就是抗拒社会主义。”
   
   突然他提高声音,命令我站到房子中间,像申斥小孩一样喊道:“对你只剩一条路了!”他向监狱管理点点头,后者举起拳头吼道:“消灭反动分子!”其他的犯人也跟他一起合声叫喊。警卫和监狱头头开始打我,我拿手挡在脸前,他们不停地对我拳打脚踢,大概持续了二十分钟之久。他们离开之后,我不顾全身的疼痛爬回床上倒头就睡。醒来之后,把上衣脱下察看肩膀肋骨上的瘀血和青紫。当我一跛一跛走向厕所时,其他犯人都假装忙着做自己的事,避免跟我的目光接触。
   
   文化大革命延续了十年,一直到毛泽东去世。在那段时间里我大概挨过三四十次毒打,没有一个犯人免于被批斗。由于批斗大会有很多犯人参加,所以党总是可以开脱责任。我们都变成傀儡,无法保护自己。如果上面跟我们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也没有人会去争辩。
   
   西藏分裂成两种针锋相对的派别:“造反”及“结盟”。每个办事处、工作单位甚至家庭,都按着这两种不同的路线站队,往往同一家庭的成员发觉家人分成两派,监狱管理人员和警卫也不能避免这种派系斗争。年轻的管理人常常控诉他们的上级是“掌权派”,妨碍革命的进步。原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指控为资本主义渗透进共产党的总代表,《西藏日报》鼓动群众铲除刘少奇的代理人。
   
   内部斗争使我们不得安宁,会议和惩罚跟以前一样日以继夜。监狱又进来一大批新犯人,大部分是年轻的藏人和中国干部,很多是以前政府和党的工作人员,后来被指控为刘邓在西藏的代理人。1967年夏天,“造反派”和“结盟派”的斗争使整个国家都瘫痪了,唯一还能运作的似乎只有军队了,所以监狱的日常行政工作就被军人接管,我们被告知,这些军人是“保卫祖国者”。
   
   有天我走进公共厨房,发觉这儿的情势也陷入混乱。一群中国犯人正坐在那儿,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他们身上穿的衣服比较整齐,看得出是刚到的一批。有个人看起来有点面熟,他正在一边抽烟一边跟别人谈话,当我走过他身边时,他盯着我看。
   
   “欢迎你,蔡组长!”我说。他跳起来跟我握手,一边热情地笑着。
   
   1960年我关在罗布昆泽的监狱时,他是那儿的监狱长,虽然他没有审讯过我,可是我对他很熟悉。他的脸圆圆胖胖,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脾气暴躁,常常会突然发怒,但是又会很快冷静下来,把犯人打发走,不再继续刁难。看到他也被关进来,我感到非常惊讶。同样令我惊讶的是,我还看到一个从江孜来的名叫旺杰的年轻西藏人,他曾经是蔡的翻译。旺杰是中国人统治西藏的受益者,出身于贫苦的家庭,后来被共产党送到中国去受教育。现在他看起来茫然而失意,他也认出我来,但是没有任何的表示,也许他觉得不好意思,也许他怕人家说他跟一个反动犯人有关连。蔡一直被关到1976年。他和旺杰的罪名是盗用公款,这是一个当时经常被加给一些干部的假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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