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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狮子的呻吟-汉人罗桑扎西(8)

第五章 逃亡
   以前我只从远距离看过罗布昆泽,关于它的历史唯一知道的是,此处是一个被遗弃的破庙。中国人在寺庙的顶层建了两座木制的瞭望台。我们在步枪瞄准之下,被推进大门,很多年纪只有十几岁的士兵们好奇地盯着我们。里面有更多的士兵在等候,我们被交付给一个年长的军官,两个守卫开始搜查我们随身带来的物品。
   
   我带来了卧具和家里给的一些衣服,另外还有一个珍贵的礼物 — 一只金的劳莱斯手表,这是1956年我进入哲蚌寺时,哥哥送给我的。“拉萨离这里很远”,他对我说,“你如果碰到任何的困难,可以把这只手表卖掉。”僧侣们是不可以戴手表或珠宝的,我从来没有戴过这只劳莱斯手表,可是记得哥哥的忠告,所以始终把表带在身上。现在罗布昆泽的中国人把表收走,交给我一张纸条,说是表的收据。看守人把我们随身的东西都没收了,也拿走皮带及藏人用来系藏袍的长腰带,他们给了些长的细绳子,用来系裤子。
   

   我被带到一间很大的长方形屋子里,布满尘土的地上,放着七张垫子。看得出这间屋子以前是很华丽的,墙壁上还有已经褪色但是隐约可见的壁画。守卫们把我的棉被往地上一丢,扬起一阵灰尘。其他的犯人立刻围过来,好像是在自己家里欢迎客人那样,他们伸出手来帮我把背上的袋子取下来。一个老人挪出一块空间,把我的棉被放了上去。
   
   这里的犯人都穿着平民衣服,但是从他们的光头可以看出其中三个人曾是僧侣。他们急切地要知道,我从哪儿来以及为什么被逮捕。他们大都因为卷入了西藏的抗暴而下狱,虽然大家在那次行动中都只扮演边缘角色。中国人坚持说我们犯了反抗共产党和祖国的罪,这是一项严重的罪状。在嘎东时,他们就说过,共产党会无情打击一切它的敌人。
   
   罗布昆泽有二百名犯人,大部分是邻近的村民。我在这里待了几个月的时间,手和脚从来都没有离过手镣和脚铐。由于双手被铐在身后,没有别人的帮助无法吃东西。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脚步声吵醒了,一名守卫打开了沉重的木门,提进来一壶茶。我们就靠着茶和各人家里送来的食物为生。我大哥也关在罗布昆泽,虽然不能交谈,但是在院子相遇的时候,我们总是交换眼神。我很担心家里怎么能负担我们两兄弟的食物和煮食的燃料。家人提供给我们糌粑和牛油,外加一些油炸的小饼。接见家人是不允许的,他们只是每天把食物送到守卫那里。
   
   这套系统着实聪明,监狱的费用摊到普通西藏人民的肩上。囚犯家属被告知,他们是否跟当局合作会直接影响到犯人待遇的好坏。普通家庭都以为他们如果能够按时供应食物,牢里的家人就会受到比较好的待遇。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文化大革命时,上面认为犯人家庭越跟政治犯保持联系,就越表示他们的思想反动。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我又被叫去审问。一个中国军人上身穿着普通士兵的土色制服,裤子却是官阶比较高的干部所穿的蓝色长裤。他的头发剪得很短,长圆的脸。一个叫邓珠的翻译作了自我介绍,象很多其他替中国人做事的藏人一样,邓珠看起来紧张而缺乏自信,他也穿一身中国干部的蓝色中山装。
   
   审问开始很温和,同样的开场白:你知道党的政策吗?接下来又是那句口头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翻译用诗歌所特有的轻柔和韵律,把这两句话说了出来。
   
   “你懂不懂什么叫做宽大?”中国军官问我。
   
   我没有回答。
   
   “宽大”,他紧接着说,“不表示党对一切反革命行为闭上眼睛,如果一个人应该被判死刑而政府却判了他无期徒刑,这也算是宽大。”
   
   我点点头,但是这并非表示我同意。
   
   次日,我被带进另外一间很暗的房间。从一张狭窄的窗户射进来的一束光,使我可以看清楚靠墙的桌上摆着刑具,一根大棒子和一些粗麻绳。屋子的角落有一堆手铐、铁链和脚镣之类的东西。
   
   中国军官提了一大串我八岁以来的生活的问题,我的回答被记录下来,并且跟我以前说的话做了对照。审问者静静地听,偶尔打断我,让我解释一些更细节的事。刑具在桌上,墙角是那堆手镣脚铐。
   
   第四天谈到1959年的事情。这名军官现在提高警觉,对我说的每个细节都仔细分析,他特别想知道,拉萨起义是不是有组织的行动,如果是的话,是谁在幕后组织?他一再重复地问:谁指使你的?你有哪些朋友?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我提到的任何名字都会被当作嫌疑犯。
   
   我坚持说没有任何人指引我在3月10日那天,到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去参加示威活动。军官突然用手猛拍桌子,举起一双手铐在我的面前摇晃。我警惕地观察他手的动作。
   
   这名军人开始问仁曾丹巴大师的事情,他指控大师是一个印度间谍。非常奇怪,一提起大师的名字,我的精神如获甘露。军官说已掌握了证据,证明仁曾大师是间谍,我知道他在设圈套。我说,他应该直接去问大师,并拒绝再说话。军官拍着一个本子说:“所有的证据都在这里面。”我依然拒绝合作。
   
   军官拿起一支笔,把它放在桌子的边上,指着笔对我说,我的命运已经到了边缘,他发出最后警告:坦白是唯一的出路。两名士兵把步枪底座顶住我的背后,我从椅子上跌下来,跪在地上,全身颤抖。
   
   这个军官怒吼道:坦白!坦白!邓珠也跟中国人一起打我,同时还把军官的命令翻译成藏语给我听。
   
   中国人要我检举我的精神导师,我怎么能够做任何会伤害仁曾丹巴的事呢?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不知道他是被关起来还是已经被遣返印度了。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跟政治有太大关系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坦白的。不管他们对我怎样拳打脚踢,也不能引诱我对无辜的仁曾丹巴大师套上这种荒谬的罪状。
   
   很久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中国共产党多重视坦白交待,每一次开会的时候,他们都强调坦白是一种美德,而抗拒人民解放军是多么的不自量力,有一个中国军人拿西藏人跟解放军的对抗比作鸡蛋碰石头。每个犯人都必须坦白自己的罪状,只要还有一个犯人没有坦白交待,当局就认为工作尚未完成。
   
   一个西藏人被逮捕之后,中国人总能够罗织一些罪名,把他投入监狱,然后用尽一切诡计从他口里套出所谓的坦白交待来。他们找此人的家属、朋友、和任何跟他哪怕只有分毫关系的人谈话,如果这一切都没有用的话,他们会对他周遭的人用尽威迫利诱的手段,最后找出一个人来检举他是反革命分子。
   
   在罗布昆泽有一个从帕南来的藏人名叫松西旺加。他非常固执,拒绝承认犯过任何罪行。中国军官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为何逮捕他,所以松西不知道到底应该坦白什么。“我没做错什么事”,他一再重复。最后,他们告诉他,他的妻子已经坦白交待,检举他是个反革命匪徒。
   
   中国人发现松石跟帕南的一个妇女有过暖昧关系,就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妻子,这个女人在盛怒之下检举丈夫“曾经窝藏康巴的游击队员”。松西可能连康巴人是难民还是战士都搞不清楚,不过他妻子的“坦白”刚好是中国人要的。
   
   开始我弄不明白,为什么当局坚持要人们承认自己犯了罪。不久才发觉这是共产党政策里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有罪,就表示“党是正确的,而个人是错误的。”对党来说,坦白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党可以证明一名暗藏在人民里面的敌人被消灭掉了。
   
   我承认西藏起义时自己在场,这一点我以为并不重要,如果中国人要把所有抗暴时在场的人抓起来的话,那就得把拉萨全部的居民都算逮捕。然而不管怎样的毒打,他们都没有办法逼我对仁曾丹巴作伪证,最后只能以我参加三月间拉萨抗暴的罪名起诉我。
   
   一天早上,大家在院子里排着队,几个新的中国军官到达了。一个年纪大的军人站在台阶上宣布,调查结束了,我们被军事法庭判定有罪。拉萨暴动之后,整个藏区都实施军事管制,并设有军事法庭。
   
   点到我的名字,我往前跨出一步,接下发给我的一张纸。信笺是红色的,正文是黑粗体的中文,“江孜军事裁判庭”是唯一的藏语,我不明白这文件是什么。大会结束后,大家都拿着手中的纸,围着那个年轻的藏语翻译。这年轻人拿着一张张纸看,并且读出上面所写的判刑年数。他看我那张纸,说:“七年”。
   
   在宣布判刑之前,我并不感觉害怕,因为这段时期我一直有种奇怪的感觉,认为这些磨难终究会过去,我会被释放。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天真,所有被关进监狱的人都相信,只要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拉萨,大家都会获得自由。我作梦都没有想到,以后的三十年我将会在监狱中渡过。
   
   中国军事法庭发给我们正式的判决书,没有法院听审,仅仅这样一张空泛的文件就是全部的法律程序。他们关起门来作了所有的决定,我们没有任何申诉的权利。我被判决七年,并划为反动阶级,刑满之后三年,还得继续戴这顶帽子,并剥夺一切政治权利。
   
   党获得胜利,正式的调查结束了,暂时不再遭受毒打。但是审问还是持续不断,他们每天都要问我们在想什么,是否还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进监狱不只是一种惩罚,也是一个通过劳动,改造自己的机会。第一项任务是改造思想,把旧西藏的一切都从记忆里磨灭掉,学着拥抱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是为建设新的社会贡献力量。
   
   我们被强迫劳动。每天早上犯人排队点名,然后列队走到田里,这里本来是藏人放马的地方。村民们很早就发觉这块不毛之地很难耕作和开垦,所以聪明地决定,把这里当作放牧地区。现在中国人认定这块地应该耕种开发。1961年严寒的春天,我们六个人背着一个巨大的犁到田里去垦荒,必须想法来拖这把犁,试着把绳子套在车轴上,一边三个人往前拖犁。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士兵站在犁上以增加重量,这样犁的刀刃可以伸入土地里去。
   
   这名士兵很得意,站在犁上好像驾着一辆战车,如果他感觉到我们没有用足力气拖犁的话,就用一根粗线编成的鞭子抽我们的背。午饭时是唯一的休息时间,可是这段时间里还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个长官给大家唸《人民日报》,介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领袖的事。我们应该学习的兄弟友邦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苏联也在名单上,那时苏联还是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应该记住一些社会主义敌国的名称,打头的当然是美国帝国主义和英国。
   
   我们还学了社会主义伟大领袖们的名字: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些人的巨幅肖像挂在监狱里最显著的地位。斯大林的地位特别崇高,后来在文革期间,毛的肖像占了墙上最重要的位置。我们花了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耕作那一块地,每天拖着犁在充满石块的地里劳动。我痛恨听到犁的铁片刮在石头上的刺耳声音。唯一的安慰是当家人来送食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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