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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选年著:共产风云录--长篇章回小说连载(第20回--第29回))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三个大队干部的基本情况如下:
   1、大队长徐年丰。徐家庭成份贫农,40余岁,在土改工作中担任过龙塘乡的乡长(未入党)。因患肺结核病,体瘦如柴,人称是病壳子。徐年丰当乡长至今还流传着一些轶事,说他在斗争地、富、反、坏之前,会找被斗争的对象个别谈话说:“等会儿开斗争会,我会严厉地批判你们,这是一种工作方式,你们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也不要记恨于我。”那时农村人患了肺结核病,相当于得了不治之症。徐年丰具有人性,看到“反革命分子”郭署生生活困难,暗地救济了郭署生五元钱,令郭署生至今难忘。“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夺了徐年丰的权,徐于1967年肺病发作,吐血身亡。
   2、大队治保主任郭炳炎。年约35岁,贫农成份。他从小不讨人喜欢,外号“到家嫌”,长大成人后为中等身材,体形略胖,嘴不但宽而且嘴唇厚,不善言谈,穷急了还耍无赖。他结婚早,有小孩四至五个,家庭特别困难,经常不得温饱,衣着自然破旧。他一跃荣升为大队治保主任,感到很荣耀,经常背着一把马叶刀在辖区内巡视。有次他在下徐家湾看到几个青年人凑钱打牙祭,趁菜饭上桌时,他说他们搞非法活动,将他们驱散,自己坐下来大吃大喝一顿,解决了饥饿问题才扬长而去。成家湾有个女孩李志玲在醴陵三中上初中,他到三中向校领导反映李志玲的家庭情况,教师留他吃了中饭,他吃完中饭后嘴巴一抹,说伙食费由李志玲来交。郭炳炎的家庭困难可见一斑。郭炳炎也是在“文革”运动中被赶下台的。郭炳炎患有痔疮,1973年冬请游医给他动了手术,游医嘱咐他注意饮食,不能胀破伤口。谁知生产队搞年终分配,晚上会餐吃糯米饭,郭炳炎饱餐一顿后,把肛门胀裂滴血,因无钱医治,只能躺在床上。两天后因滴血过多仅剩一口气,亲友把他抬到县人民医院,医院要护送人员交钱输血,或他们中有合血型的人捐血,亲友及护送人员一哄而散。第二天人民医院打电话通知大队,要大队通知生产队把郭炳炎的尸体抬回去。可怜他死于贫困。
   3、大队会计胡广南。年约50岁,家庭成份贫农。他个子较矮,比武大郞略高一点,但没有武大郞心地善良。胡广南妻是一个外地人,因妻无生育抱养了胞弟的小孩,此小孩长得聪明伶俐,长相也令人喜欢。胡广南是每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善于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每次斗争会都充当打手,且下手绝不容情。每年的早晚稻进入成熟期应关鸡鸭时,他手拿一根长竹篙,不管社员有意无意放了鸡鸭,只要被他发现鸡鸭在禾田里吃谷,他都毫不客气打死,拿回家去改善生活。日本人是用刺刀挑着战利品,他是用竹杠挑着被打死下田的鸡鸭,妇女们骂他不得好死,但这些咒语却不灵,他活到了七、八十岁才寿终正寝。
   用其貌不扬形容他们三人有些不当,说容貌有些丑陋比较合适。大队长徐年丰历来不喜欢得罪人,善于出谋划策,由郭炳炎和胡广南冲锋陷阵,故总是三人在一块处理工作上的问题。社员对他们三个人的评价并不好,说大队长徐年丰是唐僧,大队治保主任郭炳炎是猪八戒,大队会计胡广南是沙和尚,他们这个领导班子就是缺少有本事的孙猴子,既取不来真经,也办不成好事。这样的领导班子是“四清”运动的产物,也是毛泽东贯彻阶级路线选贫雇农当官的结果。
   “四清”运动的优点是没有腥风血雨的斗争,只有反反复复的车轮战术的攻心战,大部分干部接受批判和反省,也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退赔款也少得可怜。大部分干部只是丢了官,受了精神上的折磨,但未受皮肉之苦。四清运动刚结束,又接连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样晚上要开会。社员感到厌烦,认为共产党的运动不断,搞得民无宁日。更令社员不满的是1964年9月,中共醴陵县委书记带队,抽调941个干部组成醴陵社教分团,先后赴湘潭县、浏阳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6月下旬才返回醴陵)。这些社教干部基本上是抽调县级各单位干部,也调了一批农村党员和积极分子,主要是出身好的贫下中农,又有点文化基础的青壮年。松梓坪是一个不足500人的小大队,就被抽走两人(胡新署是贺家湾生产队人,刘勋桂是刘家湾生产队的人),因得不到任何补偿,无疑加重了社员的负担。
   毛泽东不但背弃了土改时的承诺,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三年劳动改造而自食其力,就可以摘掉地主、富农帽子。反而于1963年,毛提出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把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其目的就是把他自己造成的祸国殃民的灾难推给阶级敌人和四不清干部身上,并以阶级斗争为纲株连五类分子的子女。从1964年始,剥夺了五类分子儿女上高中和报考大学的权利。由于农村干部中不少人缺乏文化素质,具有敲诈勒索的习气,贯彻阶级路线也成了他们的特权和生财之道,因为那时升学、打工、走亲戚都需要大队签意见或开证明,正是这些意见和证明决定了老百姓的命运。醴陵县第三中学1964届初中毕业生帅保立和成俊明是全校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他们两人参加中考未被录取。帅保立的家庭成份是佃中农,父亲和三个哥哥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成俊明的父亲是瓷厂工人,是四属户家庭,均非出身剥削阶级。他们未被录取的原因是,家长不善于逢迎和孝敬大队干部,大队签署的意见不同意取录。帅保立落榜回家后,调整了和大队干部的关系,于1965年复考,被醴陵县一中取录。由此可知,共产党把多数人的命运交给极少数人主宰,是一种极其落后的政治制度。中考和高考未被录取的学生,出身农村的就地劳动改造,生长在城镇的则下放农村。当年醴陵县就有400名失学青年到炎陵县农村安家落户,大部分于1979年才返迁醴陵城关镇。进入“文革”时期,出身不好和被大队干部打入另类人家的子女,连上初中的权利也被剥夺,不但违背了孔子的“有教无类”,共产党也违背了九年制的义务教育。阶级斗争使地富反坏右成了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也成了另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怪现象。
   1964年春,刘家湾生产队划出了三十余亩良田,想由广种薄收转化为少种多收。他们没有想到未实行合理密植(稀植套作),未改变品种和土壤成份,又未增加肥料,增产谈何容易。划出去的三十余亩土地,即使每亩产500斤粮食,扣除每亩三百斤的征购粮,每亩也余下了两百斤的口粮,划出三十余亩良田,相当于减少了七千余斤口粮,余下的田每亩要增加差不多一百斤粮食。那时候的条件根本达不到。年终分配时,社员的人平口粮将近减少了一百斤。社员内部产生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把田划出去是最大的失策。队干部认为是好心办了坏事,不为社员所理解,深感受到了委屈,觉得当干部没有啥意思。由于口粮偏低,人心涣散,有些人看不到有吃饱饭的希望,又有了外流的打算,结果引发出刘家湾生产队的分化瓦解。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远走云南人失算 徒刑判处两年牢
   
   词曰(调寄钗头凤):
   云南去,人忧虑,路途远钱难蓄。存私见,生悲叹,卖猪车费,出门拦转。怨!怨!怨! 伤情绪,天飞雨,干群纠合池塘浴。人登岸,身寒颤,国家刑法,两年牢赚。惨!惨!惨!
   
   刘家湾生产队是个穷队,1964年春划出三十余亩良田后,年终决算的人平口粮进一步降低,1965年春,社员更是难得温饱。刘家湾生产队的社员自1960年大量流亡江西,到1962年的经济得到好转,除两人外,都又回乡安居乐业,说明农民不受饥饿的威胁,多数是留恋故土的。现在生产队未摆脱贫困,部分社员又有外流的动机,这次他们选择的地方不是江西,而是云南。因为1959年醴陵县移民1.5万人支边到云南,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落户,从业于种植橡胶和割胶。支边人员不但与内地有书信和探亲人员来往,而且有部分支边人员返回了醴陵,故边疆仍需要内地人员自动支边。不需要迁移户口,只要有老支边人员介绍和做证明即可接受。郭建华的妻叔林某是1959年的支边人员(落户红河),郭建华和妻叔取得联系后,得知他们那里接受外流人员。当时苦于筹集不到差旅费只能作罢,等待秋收后筹集好经费时再付之行动。
   当年春,板杉公社女干部吴廉忠进驻刘家湾生产队(住蛇冲五婆老家),抓落后生产队的翻身变貌。吴廉忠是渌口镇人士,参加土改工作出身,在土改复查后,来七村工作过一段时间,和刘家湾生产队的人早已认识。吴廉忠身材高(约1.7米),但体质不好,颧骨凸显在瘦削的脸上,一双大眼睛黑得发亮,看外表与男人相似,但不乏女人的温柔和细腻,比较正义公道,社员对她的评价是一个好女人、党的好干部。吴廉忠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她知道因生产队贫困,有些社员处于不稳定状况,想离乡背井到云南去,故想方设法改变生产队的落后面貌,使社员能安居乐业。她采取了如下三方面的措施:一是坚持合理密植,提高粮食产量;二是发动生产队几户四属户在上半年完成全年的投资额,用于农业生产;三是生产队买回猪婆,下了猪崽由社员分户饲养(名曰公有私养),按重量记工分和奖励粮,既增加社员收入,又增加了肥料。
   生产队是一个矛盾成堆的地方,吴廉忠都是不遗余力地亲自处理。四属户郭选甫的妻子曾代香不准生产队把谷寄放在她家板楼上,也是吴廉忠不辞劳苦解决。她还千方百计弄来木材指标买回木料,计划在1965年冬生产队建仓库。可以说吴廉忠对党的工作忠心耿耿,对集体事业无微不至地关怀。但吴廉忠可能不知道,农村的贫穷落后是催生农业集体化和不合理的政策造成的,个人的努力根本无济于事。在吴廉忠的努力下,集体面貌有所好转,但成效不大,无法解决全生产队社员的温饱问题。秋收后,刘家湾的社员看不到翻身脱贫的希望,故以三户人家为主组织了十个人决定去云南,基本情况如下:
   1、郭建华(郭岳兵的次子),25岁,长得身材高大。三年饥荒时期,他的哥哥郭建中当生产队队长,是刘家湾未缺粮户之一,基本上未受糠和野草的煎熬。1963年,他娶妻林芳芷(下三洲人),已生育两个女儿,准备把大女儿寄养在岳母娘家,夫妻俩携带小女儿一道去云南红河。
   2、郭选培(郭龙飞的次子),27岁,前面已经介绍过基本情况。因三年饥荒造成家庭困难,婚姻有两次失败史,这也是他人生的伤痛。1964年冬,娶妻胡菊青(新阳人),因新婚不久尚未生育。本来四口之家(和父母一同生活)有两个全劳力,应是一个小康之家。因生产队贫困,他已经失去对生产队的信心,故离开55岁的父亲和57岁的母亲,和妻子一道离乡别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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