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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灏年:揭弥天大谎 中共是怎样发动内战、打败国民党的?

揭弥天大谎 中共是怎样发动内战、打败国民党的? 辛灏年
   
   ——彻头彻尾的“栽赃”
   
   1945年,中国重庆,参与国共和谈的三方代表,蒋介石、美国驻华大使Patrick Hurley、毛泽东。

   
   中共革命第二大阶段的后期,就是众所周知的国共内战。在中国大陆所有的现代史教科书里面,都明明白白白地写着,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内战,是中共“要和平、反内战”,是中共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才“被迫”打的内战,又因为中共们是要“解放全人类”的,所以它又将这一场内战称之为“人民解放战争”。由于这一连串自相矛盾的弥天大谎,是中共享建国初期的大规模屠杀,其后不曾间断的残酷政治镇压,和它在新闻、出版、舆论乃至思想上的“铁血专制”,强行“浇铸”出来的;再加上毛泽东和中共在绝不准许任何人讲真话的前提之下,只允许他们自己“年年讲、月月讲和天天讲”;因而这个弥天大谎也就由于“戈培尔效应”,而变成了史实,更变成“真理”了。
   
   然而,这却是对历史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栽赃”。
   
   那么,历史的事实是什么呢?历史的事实就是,一个在本国人民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之中,非但不抗战,而且为了“发展”而无所不为的党及其军队,其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在外战结束之后,用它利用长期民族战所积累下的“本钱”,打江山和抢天下。否则,他便失去了“宁做民族罪人”而“拥军不打日寇”的理由;否则,中共的史学家们也就不会说,正是八年抗战,实际是“八年不抗战”,才为中共“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否则,也就不会出现,战后不论“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期求在战争的废墟上恢复和重建家国,特别是如何期求并推行民主宪政的建设,中共都要全心全意地将它们毁灭在内战的战火之中这样一个“历史的真实”了。
   
   虽然中共夺权成功,国民党在内战中遭遇惨败,双方都有着数不尽的原因和条件。虽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反过来也就是共产党打败他们的原因。但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打赢内战、打败国民党,确实还存在着如下几个极为重要的具体因素:
   
   第一、“八年不抗战”为中共捞足了打内战的本钱
   
   历史的事实是:
   
   在军事上,中共从不足二万人马发展成了拥有一百二十万正规军队和二百万民兵的农民造反力量。这已经是辛亥之后任何一家曾割地为王和持枪反叛的大军阀,所不能够相比的了。
   
   在经济上,中共既无对国家的责任,又因不打日本而没有战争费用的巨大负担;既能不断要求扩编军队而获得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军费,又能自己开展“大生产运动”即大种鸦片、大卖鸦片,以买枪、买炮准备内战;既不需要维持和发展战时的国家经济,却能依靠劫夺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强迫农民交物纳粮,而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这些当然都成了中共打赢内战的本钱。
   
   在政治上,在“蒋管区”有舆论自由,而在“毛管区”却绝不容许有任何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中共不仅骗取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党地位,和它有枪、有地盘、有实力、更有“共产主义美好理想”作为欺骗的旗号,又使得许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怀野心者,与它相互勾连,狼狈为奸,并利用它来要挟政府和反对政府,就是恃共产党以要挟国民党。再加上国民党在明处,共产党在暗处,所以国民党有错,岂但举国皆知,而且举国能反;相反,若是共产党有错,却是举国无知,当然也就不可能反了。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不知蹂躏了我们多少同胞女子,由于中共不给讲,便无人知道,更无人敢反。但是,由中共蓄意制造出来的,美军“强暴”中国女学生沈崇案,却能够把全国闹得天翻地覆。在国民党统治区是基本民主的和开放的,共产党统治区却是绝对专制的和完全封闭的这样两个极不相同的历史状况下,中共的舆论欺骗实在是欺骗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和无数的国际人士,尤其是影响了美国对内战中中华民国的政策。这就为中共发动内战打败国民党提供了先天的极大优势。
   
   在统治区域上,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就已经在他“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里面说道:“今天我们已经领导着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了”。相对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发动前,中共只在陕北领导着不足三县之地的情形来说,它的“战争创强”倒确实是“成果辉煌”。而中共自一九三七年劫夺和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撇开它的两个合法的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政府不说,它还在全国“发展”了十六个活动基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府,八个设立了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其势力范围也早已超过了辛亥以后任何一家大军阀。再说他挂的是“镰刀斧头旗”,唱的是“国际歌”,所以,它已经完全是一个“国中之国”。因此,战后中共不但有条件发动内战,而且完全有可能打赢内战。
   
   第二、中共借抢夺受降权立即发动了内战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因为:一是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二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并坚持了全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三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就已经宣布它的政权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并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接受。其军队亦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因此,中共只能拥有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国家军事委员会领导与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却绝不应该拥有非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就不说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坚持“日蒋火并”的卖国主义路线,坚持假抗战和真扩张的阴谋策略,早已使他们在道义上和在实际上,丧尽了对日受降的权利了。
   
   然而,中共及其“养在深山、长在敌后”的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却将“对日受降”看作他们走出深山、开始打江山和夺取政权的“非常历史机遇”。八年来,他们宁愿不抗日、假抗日、阴谋扩张直至阴谋卖国,也就是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八月九日夜,当延安意外获悉日本投降和苏俄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延安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对日本占领军“实行广泛进军”的命令。这个自八年抗战开始以来,由毛泽东对自己军队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命令,其用心,乃是命令他的军队“扩大中共的解放区”。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又向他的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其目的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毛泽东甚至一再命令各地中共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强行“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中共受降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只能向中共军队投降”。
   
   八年来养在深山、长在敌后、养精蓄锐、旨在打内战夺江山的中共军队,就像猛虎出山般地开始了对受降权的疯狂争夺。中共终于开始“全面抗日”了,毛泽东也终于下命令要“全面抗战”了:
   
   八月十二日,中共军队在华北用运动仗包围了三万不愿意向他们投降的日军,打了一场从未有过的“抗日大战”。
   
   九月十二日,中共竟围歼抗日名将马占山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的东北挺进军三千余人。
   
   十月十七日,中共又开始调动军队对归绥的傅作义部展开包围,获得了八年抗战以来“专打友军”的又一个辉煌“革命战果”……内战已经为中共明目张胆地发动起来了。
   
   八月二十八日,当毛泽东在蒋介石的三请四邀、特别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去重庆和谈时,他临行时给已经抢夺了五十九个城市及广大地区的中共军队留下的,竟仍然是“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的大打内战的命令。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四十天内,中共军队不仅又抢占了三百座县城,而且为破坏政府军北上受降,还成立了“交通控制队”。他们切断铁路干线,抢夺交通要道,夺取“府城县城小市镇”。他们剪电线,扒铁路,中断平汉、津浦、胶济铁路近二十次。他们还在河南决黄河,在江苏、山东决运河,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同时破坏工厂和矿山。仅就这些中共的所为而言,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国内战,究竟是谁发动的,还有必要一辩吗?
   
   第三、中共在苏军的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
   
   众所周知的是,不论是从大清朝亡明的历史教训而言,还是就日本侵华的现实教训而论,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东三省,都是侵略者和造反者的必争之地和必储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泽东,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议将东北籍的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理由就是“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他要打内战和夺江山的用心昭然若揭。
   
   我们再来看以下的事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在毛泽东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出第二、三、六号命令时,就已经以“为配合苏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满州敌伪军投降”的名义,命令原东北吕正操部、原东北军张学诗部、原东北军万毅部、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现驻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所部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和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不得不赴重庆谈判前夕,决定立即“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并拟定了“干部先行,军队后行,以建立热河根据地为军队大举进入东北作准备”的策略。随后,中共中央又命令李运昌部以配合苏军作战为名,相机进入东北,然后命令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配合苏军进攻山海关。更于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东军区派出一个营的部队,由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乘船从烟台渡海,以试探武装抢占东北的可能性。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军队吕其恩和邹大鹏部于辽东半岛的庄河上岸,占领庄河县城,并向大连进发。中共冀东李运昌、曾克林部又在苏军默许下,于九月三日乘火车出关东进,于九月四日进入锦州,六日进入沈阳。苏军远东司令部为正式与中共“通气”,于九月十四日派出乌兹别克上校,并由中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陪同飞赴延安。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刘少奇与代表苏军元帅马林若夫斯基的乌兹别克上校会谈。乌兹别克上校公然违背美、苏、中三国的协定,同意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交给中共军队。刘少奇为抓住这一“千秋一遇”的历史机遇,立刻派遣彭真、伍修权等与乌兹别克上校同机飞往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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