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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扭曲的抗战史

中共今昔 第二章 被扭曲的抗战史
   
   第二章 被扭曲的抗战史
   
   

   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是以不抵抗而著称,九一八不战而失东三省,七七事变望风而逃,八一三吃了败仗,首都南京拱手让出,武汉弃守,一直逃到重庆才算定下魂来。接下来仍是败仗连连,长沙失守,桂林沦陷,大后方危急。全靠了共产党的游击战才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危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民族的抗战”。但事实上正好相反,拼死抵抗的是国民党,不战而躲藏于深山的是共产党,我们只要看了国军的战绩就明白了: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八年抗战中,国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大的战役有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长江决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战役,滇缅战役等。征发兵员1400万,伤亡官兵320余万,10位上将阵亡(包括被追认者),200余名将军牺牲。整个抗日战争中决不仅仅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平型关战斗或百团大战,再加上民兵挖条地道和埋几颗地雷,小兵张嘎捣蛋或放羊娃送封鸡毛信之类中共版本的经典小故事,日本鬼子就完蛋了那样简单。国军正面战场的拼死血战,才支撑着中国誓死不降的民族精神,如果没有国军和民众的英勇抵抗,亡国便是无法逃避的结局,也就没有中共借机坐大的空间。如果国民政府投降日本,极端反共的日本会立刻腾出手来消灭延安特区及其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游击武装,中共唯一的退路就是逃向外蒙古和苏联,绝无可能在战后发展为几百万正规军,夺取国家政权。从因果逻辑来说,今天的共产党实在应该感谢国民党,感谢蒋委员长,是蒋公坚定地领导全国抗战,才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之一。如果换了其他人执政,一定是投降的结局。即使真的让毛泽东领导抗战,中共无统帅全国之资本,必败于日军,定是第二个溥仪或汪精卫。毛是绝对的利己主义者,投身莫斯科门下,寄生于国民党麾下,为斯大林做马前卒与美国开战,均是为个人功利,绝非民族主义者,只要自己能当皇帝,便什么都不在话下。蒋公身负民族存亡之重任,其苦心之深重难以为外人道,一个国家元首也不便流露出苦闷心绪。不得已时,只好独自发泄,蒋纬国就听到父亲在浴室里放情喊叫。退到台湾后,蒋总统视察一家军工厂,与一位也是撤到台湾的老工人交谈,这位老工人说,自己家在大陆,孤身一人来台,所以能做一天就要做一天。最后又说:委员长,你这几十年真是太辛苦了,真是太委曲你了。当时台湾人均称蒋为总统,老工人亲切动情的话语,让蒋公感动不已。他对蒋纬国说,只有自己的母亲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今天的老工人是说此话的第二人。[1] 做为有良心的中国人,我们必须还原历史,还原真实的历史人物。
   
   一、东北沦陷
   
   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小岛国,对与之邻近的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等远东地区,直到南面的琉球、台湾一带,不免垂涎三尺。为了拓展疆土,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治初年日本就提出了“大力充实军备,耀国威于海外”的方针。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似了一份名为“征伐清国策”的战争计划,把对华战争的时间定在5年以后。计划侵占辽东半岛、山东沿海、台澎和长江两岸10里以内的地区。1890年12月6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方针,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守卫主权线,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疆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之安危有紧密关系之区域也。”日本的大陆政策使其扩张军备成为当务之急,战争准备完成后,1894年攻占朝鲜和辽东半岛,1895年消灭北洋水师,以马关条约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附属岛屿,赔偿军费2亿两,开放长江航运及沿岸城市,日商自由来华经商。虽然在俄德法三国武力威胁下,日本勒索3000万两库平银让中国赎回辽东,还是得到极大成果。这回日本凭借中国赔款发了横财,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信用度,不仅超过了亚洲国家,还超出欧洲许多大国。利用这笔巨款发展军备,为再次进攻中国奠定基础。1904年2月6日,日本突然袭击俄国停泊在中国旅顺口的舰队,10日,日俄宣战。1905年1月上旬,日军攻陷旅顺口。3月中旬,又在沈阳附近击溃了俄国陆军主力。5月中旬,俄国从波罗的海调来的增援舰队,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击溃。同年9月5日,经美国从中斡旋,两国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并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朝鲜和东北遂变为日本侵华和对抗俄国的战略基地。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了侵华的总方针,会后田中首相按照会议决议搞了个秘密奏折给天皇,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步骤和方法:“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中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亦是我日本帝国之存在上必要之事也。……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学界对这个“帝国关于满蒙的积极根本政策”的田中奏折说法不一,始终没有找到原件,但日本侵华事实完全与奏折意见相同。日本赶俄国出东北就是征服满蒙政策的开端,只是日本的雄心与国力有相当大的差别,注定了其大陆政策的长期性,期间也尽量以非战争方式实现。在日军制造济南惨案之前,日本天皇曾对田中说:“为了实现祖父皇和父皇的生前遗愿,使中国逐步沦为日本的附属国,局部的、试探性的对华武装进攻可以不断。” 九一八事变前夕,天皇对前往皇宫禀报的首相若槻礼次郎说:“这是全面控制中国的第一步,这一仗一定要打好。”1932年1月28日,日军陆战队进攻上海,裕仁对首相犬养毅说:“上海是个国际性大城市,对日本有利,要争取在几年之内彻底为日本所控制。”同年3月1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制造伪满洲国,扶植中国废帝溥仪先为执政后为康德皇帝。为此,裕仁有过5次讲话和批示。七七事变后,裕仁天皇在御前会议对全体大臣说:“全面进攻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力争在半年之内推翻中国现政权,力争一年之内使中国成为帝国最驯服的附属国。中国地大物博,十分富饶,帝国有了这样一个附属国就能无敌于天下。”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从重庆逃到越南河内时,裕仁对近卫文麿说:“汪精卫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亲日派领袖,是第二康德皇帝。帝国利用康德皇帝控制满洲国,再扶植汪先生取代蒋介石先生,中国就牢牢掌握在帝国手中了。”[2] 依照日本旧宪法规定,天皇不负行政责任,但战争权归于天皇,置于行政范围之外。参谋本部国防用兵事项直接由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向天皇上奏,申请裁决,无须内阁核准。天皇权力极大,却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日本在军事上注重果断性、一贯性和机密性,所以最高统帅权属于天皇,不受议会约束。军事机密事项,由陆海军大臣帏幄上奏,然后才报告内阁,所以参与决策的人很少,决策迅速,这种体制容易走向军国主义统治。七七事变以后,日本设立大本营,直属天皇,由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为幕僚首长,运筹策划作战,协调海陆军作战行动。这与中共党军体制极为相似,党与国的军委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向党中央负责,军委主席由党的最高领袖担任。国务院或国防部无实际军事职权及责任,人大亦无权决定战争及拨款事项,战事一开,全国上下都要为战争服务。所以毛泽东出兵朝鲜与邓小平攻打越南,政治局通过一下就出兵了,一个人就可决定军国大事。在开战权上,中共领袖比日本天皇的权力还要大,因为天皇只是掌握最终核准权,战争问题先由政府根据外交内政情况而定,比如外交不能解决国际争端或经济受到封锁围困,政府会考虑战争问题。内阁大臣必须反复开会讨论,内阁只是不参与具体的军事布置,但内阁总理可以参加决策过程。为了国家利益,此时军队首脑才能参与战争决策,也要反复召开联席会议,辩论利弊得失,形成决策依据,再召开御前会议,形成决议,最终上呈奏折由天皇批准。天皇在御前会议中一般不作发言,不事先定调,不作表态,只是在闭会后对表决过的议案给予裁决。因为御前会议只是在天皇面前召开的会议,不是由天皇主持的会议,通常由内阁总理大臣主持。核准也是形式上的,天皇对政府与统帅部一致同意的事项,从未行使过否决权,除非上奏事项中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才予以保留。天皇对政府及统帅部的影响是间接的,以消极婉转的方式表达意愿,不会直接下达命令。天皇更不可能一时心绪激动,不顾一切独自下令日本对外开战。中共就不一样了,毛泽东打朝鲜或邓小平打越南,完全是个人心血来潮,一个人说了算,然后政治局统一思想,各方面贯彻执行。当时中国并未受到实际威胁,战争也带不来实际利益,甚至连履行国际义务的条约也不存在。虽然高层内部也不统一,但说打就打,说干就干,从不认真讨论国家民族的利益得失。除了军事能力限制,不受任何法律或行政方面的制约,而无论战争后果如何,党的领袖个人从不负任何责任,正是世界上最极权的党国军国体制。所以日本尽管战败,国民对天皇并无恶感,国际社会也允许其保留天皇制,日本共产党曾呼吁取消天皇制,几十年无结果,最终也放弃了这种主张。二战后的天皇更不准许干政,仅是民族团结的象征。而中共就不同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党魁,直接犯下了战争罪行和屠杀国民的反人类罪行,无论怎样祸国,仍然不须承担任何法律及道义责任。
   由于东北军阀张作霖不合作,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立即“改旗易帜”,东北归顺南京政府,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走向全面统一。日本不希望蒋介石统一北方,力劝蒋先巩固长江以南地区,根除共产主义,保护日本在满蒙利益。蒋介石为完成统一大业,不可能为维护日本利益而停止北伐,所以当张宗昌在北伐军的打击下千里败逃,1928年4月日本派出5000军队登陆青岛,于26日进犯济南,5月3日与北伐军交火,制造血腥的济南惨案,枪杀中国军民4000余人,迅速控制了山东全境。蒋介石只能吞下这口恶气,迂回进逼京津地区。北伐成功,日本不但可能失去征服中国的机会,还可能丧失在东北的地位。日军关东军急于以战争方式解决东北问题,军部虽然希望尽快掌控东北,但日本国内经济萧条,军事力量不足,面临国际裁军会议的压力,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时机并不成熟,如果列强武力干涉,可能适得其反。济南惨案发生后,英美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本被迫撤军,导致田中内阁倒台。在扩张政策驱使下,日本军国主义倾向日趋严重,扩军步伐更为加快,谁都明白,中日间爆发大战只是时间问题。所以,一些观点认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突发性事件,不是日本政府的具体决策,也不是天皇或军部直接策划,是一帮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如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佐久间亮和沈阳特务机关花谷正等人蓄意制造的阴谋,以东北军破坏铁路为借口,以求全面占领东北,组织亲日政权,变整个东北为日本的殖民地,更有利于日本移民和经营东北战略基础。但也有资料说,天皇在九一八前一天亲自与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通无线电话:“朕决定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一次武装进攻,时间和地点由本庄繁君酌定,什么时候进攻好,以什么地方为突破口好,以利于全面控制整个东北地区为宜。朕等待着你的捷报。”[3] 日本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尚嫌不足,但冒险一击竟取得极大成功,中国忍气吞声,事后军部和天皇立即予以追认。内阁虽有不同意见,面临经济和财政困难,急需东北的资源,也无力扭转局势演进。关东军的胜利使得一举解决满蒙问题成为可能,先将满洲从中国独立出来,再策划内蒙古独立。事变前,东北军从日军频繁的挑衅性演习中,已感觉到日军可能制造事端,张学良和南京政府指示东北军尽量采取忍让态度,以化解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为了防止军人情绪失控,部队长官竟然将武器弹药锁进仓库,未接到命令前不准以武力反抗。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军队主要将领都在北京,还是持不抵抗态度,直到事变演变为大规模战争,部分军队无奈之下,才擅自打开库房取出武器自卫和撤退,避免全军缴械投降的命运。这时日军占领全东北的意图已十分明显,张学良和南京政府都认可了一些东北军的抵抗,尤其以马占山将军最为英勇,成为中国第一位抗战英雄。马占山将军难以抵挡日军的攻势,先是降日,后又率部起义,1933底在日军大规模围剿下由满洲里以西退入苏联境内,向苏联边防部队交出武器后,其残部4000余人被允许暂居苏联境内。中国是希望提交国联交涉,以外交解决争端,先前列强的干涉也确实起过作用,以为这一次靠国联的压力也可以迫使日本让步。却也发出一个错误信号,日军认为中国人不敢抵抗,只是空喊口号罢了,于是得寸进尺,胃口越来越大。不抵抗令张学良父子经营多年的东北损失惨重,仅官方财产即达17亿元以上,他个人损失也有几亿元。沈阳城中的军事装备包括飞机262架、各种炮3091门、战车26辆、长短枪118206支、机关枪5864挺及大批弹药,均被日本收缴。本可以打一场硬仗,可是1930年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讨伐阎锡山和冯玉祥,抽调东北军主力入关,事态平定后,张学良长住北平主持政务。1931年7、8月间,南京政府与广州政府之间又爆发内战,在日本人和广东政府的策动下,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通电反张,进犯平津,张学良又抽东北军入关与石友三作战。更使东北防务空虚,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总兵力不过五六个旅。东北军将领比喻道:“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出来了,而且连笤帚圪垯都拿出来了。”东北既失,张学良也不愿让东北军再杀出关外,只是命令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就地组织抵抗,终因孤军奋战而失败。蒋介石为了整合南京与广州政府,作出让步,12月22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长职务,让位汪精卫和孙科。新的南京政府首脑除了空喊收复失地,毫无领导能力,始知当家之难,根本无力应付内外交围的危局,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行政院长孙科只得力请蒋介石复出。蒋于一个月后重返南京协助政府,却是无职之身。直到一二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才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军事,“蒋委员长”之称由此而来。东北军在锦州一线打了一仗,失利后全部撤退至关内。所以不抵抗责任,不能推给南京政府,张本人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在不抵抗政策影响下,东北军未能积极备战,没有制定应变作战计划,军官经常离开岗位,以至于事变时部队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中国军队数量不算少,却都不是真正的国防军,仍是各军阀控制的内战军队,实力派人物皆以军队为政治资本。军队缺乏抗日意志,普遍存在着恐日症,训练装备极差,发挥平定内乱的保安责任尚且不够,更无力与现代化的日军交战。那些离前线越远的人,抗日口号喊得最响,而能做的也无非是抵制日货或上街游行之类的无风险抗议。共产党则在江西农村搞暴动,利用南京与广州两政府之间的矛盾及军阀混战的空隙加快扩充实力,抢占地盘组织苏维埃政权,变中国为苏联的附庸,一心要打倒蒋介石,甚至连团结抗日的口号也不曾提出过。这时全国各派政治力量并未形成团结抗日的共识,此时与日军大战等于送羊入虎口,等于让出江南粮仓给红军和两广军阀,北伐成果会毁于一旦,让刚有统一眉目的中国重新陷入军阀混战之中。同时打仗也需要强大的经济和财政能力,这是抗日的资本,处在长期混战中的中国,除了长江流域一带工商业略为繁荣些,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农村普遍破败,南京政府要靠列强贷款才能勉强维持,没有西方国家支持,若与亚洲经济实力第一的日本开战,后果一定是迅速亡国。应该说,不抵抗政策是有道理的,并非国民政府卖国求荣,而是忍辱负重,以空间换时间。八年抗战中,蒋政府最困难的1944年,国土大半沦于敌手都誓不投降,说抗战前即有恐日投降想法毫无根据,我们不能把不得已的外交让步看成是卖国行为。日本军部希望事情弄大,扩大战争规模,一举解决中国问题,军人更希望在侵华战争中建立功勋。但国民政府实无力量与日本宣战,中原大战刚结束,各派政治和军事力量都在整合之中,未完全服从南京政府的领导,两广与西南仍独立于南京政府,红军正与数十万国军血战。此时与日本开战,根本无法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也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仅凭热血和口号是不足以打败日本的。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避免事态扩大,为攘外而先安内,抓紧时间整顿军队,消除叛乱,恢复城乡经济,购制先进国防装备,十年之后中国定然大不一样。所以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决不能像义和团运动那样,由乌合之众来左右国家反侵略政策。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不急于抵抗并不等于不备战,并不等于一仗也不用打,地方军队应该积极应付战争,不是让数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不是为了保留内战本钱。消极的不抵抗更刺激了日本侵华野心,待消化了东北之后,华北处在日军的枪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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