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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傀儡

《红朝末世》中共今昔 第四章 莫斯科的傀儡
   
   第四章 莫斯科的傀儡
   
   

   
   一、苏联儿子
   
   随着内战的胜利进展,春风得意的毛泽东对斯大林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因为正在考虑建国问题,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政权,取得苏联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甚至中共定都北平,也是考虑了“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的理由,并征得斯大林的同意。不似那种通行的说法,是毛坚持独立原则,反对斯大林干涉中共内政。毛有时与斯大林争执,无非是关乎中共的存亡之争,假如中共完全脱离斯大林掌控,就不可能得到苏联的资助,毛早在陕北就输掉了,内战时期更少不了苏联。建政之始,毛更有求于斯大林,其心情比斯大林需要中共强烈的多,因为苏联在最需要中共出手抗击日本时,毛竟袖手旁观。然而形势已趋明显了,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中共也在节节胜利,斯大林需要掌控毛氏政权的走向,毛泽东需要依靠斯大林巩固他的新政权,初出山沟子的中共,还无独立接管国家之能力。毛自1947年始,即对访苏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数次向斯大林表达了访问苏联的急迫性。毛此时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苏联,努力与莫斯科保持一致。甚至以新政权为赌注,向斯大林保证不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放弃外蒙古的主权,驱逐美国使领馆外交官,炮击英国军舰,便可知毛是铁心跟定斯大林的。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替毛传达了明确而真实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理解。[1]
   这不是单纯的外交辞令,拍斯大林马屁。毛打倒亲苏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目的是自己取代这些人在斯大林眼中的地位,毛向苏联一边倒与王明投靠莫斯科并无实质区别。王明等亲苏派主政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的复制品:党中央设政治局,政府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各负责人称为人民委员;军队叫红军,民兵称赤卫队,肃反和特务机关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学校名称是列宁小学、列宁师范、高尔基戏剧学校、卡尔·马克思高级党校;还有共青团、少共国际师、少年先锋队(皮安尼尔)、苏维埃剧团;开会悬挂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挂苏联式的党旗;国歌为“国际歌”,国庆日与苏联一样,都是11月7日;定“国都”为瑞金,称为“瑞京”;自己发行货币(苏币及公债券),上面印有列宁画像;中央政府下设“九部一局”,即九个人民委员部(军事、外交、财政、劳动、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和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同时创建“红色中华通讯社”(后改名为新华社),以后两三年又增设了其他数十个国家部委局。“中央苏区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时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有时纪念苏联红军节,凡开大会皆要成立主席团,甚至‘皮安尼尔’开会,也要花不少时间选出会议主席团。在重要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的经常还有外国同志:苏联领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革命文豪高尔基、日共领袖片山潜、德共领袖台尔曼等。那是一个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从红色的莫斯科到红色的瑞金,好似一根红线连接着,中央苏区的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与莫斯科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偏僻贫困的赣南和闽西,似乎是又一个苏式社会的翻版。”[2] 这个国中之“国”,从制度框架到话语系统与莫斯科基本一致,完全按苏联的模式来赤化中国,以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中国成为苏联红色帝国的附庸国。按照中国历史公认的传统评判标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溥仪的“满洲国”和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一样,同为汉奸卖国政权,都是对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无耻背叛。以程度而论,苏维埃政权的傀儡性质远超过日本人扶持的两个汉奸政府,溥仪和汪精卫至少还有恢复祖业或曲线救国的理由,形式上还是中国人的政权。共产党则是毫无掩饰,连国号都苏联化,各级政府机构彻底苏维埃化,连乡村都有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苏联是公开的宗主关系,其割据地称之为“苏区”,并以“武装保卫苏联”为建国宗旨,全面抛弃了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自尊独立地位,成为中华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汉奸傀儡政权。汪伪政权或满洲国再卖国,也没把自己的地盘称作“日区”。一个有这样罪恶历史又不知忏悔的政党,一群数典忘祖的败类,再高唱什么爱国主义,实在是厚颜至极。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受到国民政府的军事围剿,临时中央政府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1935年10月溃逃至陕甘地区,1937年9月22日宣布取消苏维埃,这个“国家”遂自行中止,苏区没有了,但延安政权与苏仍然是父子关系,中共仍然要听从莫斯科的指挥。
   毛氏共产王朝正在建立,这仍然是苏维埃政府,自然要到苏维埃红色帝国朝圣,莫斯科是共产党人的“麦加”,每一个共产党的领袖都必须去莫斯科聆听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毛泽东的内战本钱来自于苏联,不是毛自己有多大本事。1942年至1949年,美国为国民政府一共才装备了45个师,而从 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依靠苏援枪械组建了210 个师。所以国军越打越少,共军越战越多。毛从被排挤者,到打倒一切对手,整个过程除了他个人手段狠辣,没有苏联支持,一定会在与张国焘、王明的争斗中失败,一定会在陕北被国军剿灭。毛虽然是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异端”,并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工人阶级化的,但毛的武装割据又使中共获得立足之地。在毛未执掌中共时期,对斯大林乱指挥时有非议,毛通过遵义会议重回决策圈,事先未征求共产国际意见,但事后必须作个交待,遵义会议一开完,先后密派潘汉年和陈云亲自去苏联通报情况。争取共产国际承认是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毕竟遵义会议是一半政治局委员缺席下召开的扩大会议,必须获得共产国际的追认。斯大林对毛氏中共原本不看好,嫌一帮老农民出身,没有工人阶级气派,甚至怀疑毛有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的反骨。援助中共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关系,帮助中共壮大也是两手准备,抗日时期,政治和财力方面的援助主要给了国民政府,这是苏联国家安全最高利益所决定的,国民政府是抗战的主力,援助国军以抗击日本,不使苏联东面对付德国,西面又受日本威胁。战后斯大林对毛有了些热情,还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政府上,以维护雅尔塔体制带来的利益,直到中共打赢了三大战役,胜局已定,斯大林才完全站在中共一边。毛的革命成功了,觐见斯大林时积累了充足的资本,于是开始热衷于风光的“麦加”之行。毛泽东无论怎样心高气傲,也不能例外,必去苏联朝圣,因为斯大林是统治共产世界的帝王。毛掌权的中共与初期的中共一样,皆以去过莫斯科为荣,见过斯大林一面的便身价百倍。如同穆斯林朝圣过麦加一样,莫斯科就是共产世界的“麦加”。当初,众人皆千方百计往苏联跑,独毛不然,1927年冬对一位朋友说:“革命不成功,我不去莫斯科。”[3] 不是不想朝圣,而是要风风光光地去。司马相如经过升仙桥时曾发誓道: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毛傲慢自大,一心想做秦始皇,唯独对斯大林能放下中华帝王心态,表现出尊崇与谦卑,就在于斯大林的至尊地位。毛泽东不喜欢出国,早年送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他自己坚持不出去。毛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访问,也从不乘飞机搞穿梭外交。毛在1947年提出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却不热心,总以各种借口拖延,一直挨到1948年夏季,毛急不何待,致电斯大林,要求派飞机来接,斯大林竟然以到各地征购粮食为由,让毛再等一等。搞得毛莫明其妙,究竟是中国革命重要,还是收麦子重要?只能耐着性子电报往来不断,等得心急如焚。毛主要是想向苏联请示如下一些问题:
   1、关于同小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
   2、关于联合东方的革命力量,关于东方(和其他)各共产党间的关系问题;
   3、关于反对美国和反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
   4、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包括(特别是)军事、采矿、交通(公路和铁路)运输问题。向莫斯科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需要;
   5、关于价值3000万美元的白银贷款的问题;
   6、关于同英国、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路线);
   7、一系列其他问题。[4]
   毛泽东认为,应该达成一个协议,以使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与苏联一样,共同的敌人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仅政治上必须与苏联紧密结盟,百废待兴的经济更少不了苏联援助,这是毛一面倒向苏联和凡事先向斯大林请示的原因,再强调独立自主,做什么南斯拉夫的铁托显然行不通了。毛在延安时大谈美国式的民主,斯大林也说中共是“人造黄油”,很是骗了一通美国人。夺取全国政权在即,毛没有必要掩饰了,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民主,苏联的民主集体制——共产党专政,才最适合毛的口味。1949年又几次提出访苏请求,但斯大林又加以婉拒:“您还得将启程的日期再推迟一些时日,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利用来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攻击中共是依附于莫斯科的附庸力量。这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苏联当然都是不利的。”[5] 事情一直拖到建国后的1949年12月6日,毛的专列才由北京开出,12月16日中午12点整,专列到达莫斯科,斯大林未到车站迎接,由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等到站迎候毛泽东。毛时患感冒,但还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毛还说,“日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
   新政权的外交承认及经济恢复更需要斯大林鼎力相助,斯大林当然会施以援手,先前刘少奇和高岗的秘密访苏就已商定了3亿美元的贷款,他也非常需要中共对抗美国在亚洲的势力。今非昔比,斯大林第一次破例在门口迎接客人,他给予毛泽东很高的评价:“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6] 毛泽东同志获得了斯大林同志的高度评价,当上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别小瞧这一声“儿子”,在莫斯科的专用词典里,这是最高的政治荣誉:斯大林是苏联人民的儿子,苏赫巴托尔是蒙古人民的儿子,金日成是朝鲜人民的儿子,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斯大林没对邓小平说过同样的话,于是邓当了中共领袖,干脆自己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说明这种“儿子”称呼的专有性,次一级的领袖就没有当“儿子”的资格。马克思一个空头理论家,就没有做德国人民儿子的尊荣。“儿子”之称之所以珍重,其实是红色帝王的变称。皇帝是天之子,共党是民的儿,共产党以人民的名义行帝王之事,共产专制不准普选,不把人民抬到很高的名誉辈份,就无法自圆“为人民服务”之说。毛泽东是红色中华的帝王,但苏联是共产世界的帝国,斯大林是大皇帝,毛作为一个地区的苏维埃领袖,在斯大林面前只能当儿子。给人民当儿子的假的,给莫斯科当儿子却是真的,决非玩笑话。不光中共如此,世界上的共产党政权和组织在斯大林面前都是儿子辈份,不允许独立于莫斯科之外。也惟有斯大林这个共产党大家庭中的大家长才能这样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见了毛泽东,一定不敢说毛是中国人的儿子。中国文化传统里面,休说帝王级别的大人物,就是七品芝麻官,老百姓见了知县也要叩头如捣,“大人”、“老爷”喊个不停。儿子通常是骂人话,不是光荣的称呼。自古以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臣如父子,大臣是皇帝的儿子,轮到老百姓自然是孙子辈了。广东人管政府叫“阿爷”,即是根据实际辈份而来的,吓破苦胆也不会有平头百姓喊国家领袖儿子的。既然“儿子”是名义上谦称,那么与之相对“老子”们自然不敢信以为真,人们喊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称毛主席他老人家四个伟大,心中的红太阳,人民大救星,唯独没有喊儿子的。见了皇帝三跪九叩,见了官老爷磕头,见了书记点头哈腰,见毛主席更是热泪盈眶,光顾感恩,连话都说不出了。到了江泽民时代,没听过江自称“儿子”或别人尊称他“儿子”,也许是资历有限,太过肉麻,也许是并不好听,反正“他改变了中国”。其实“儿子”只是公开场合玩的把戏,共产党的干部尤其是军队干部,如彭德怀、贺龙、陈毅之辈,都是整天老子长老子短,从没当“儿子”的习惯。有他们做榜样,麾下的军长、师长、团长直到连长,排长都在部下面前当老子,“继续给老子打”,“快给老子滚”……在他们的光荣传记里,此类言语俯拾即是,满口粗话脏话成为军队的一大特色。至于朝鲜,金家父子完全抛弃了“儿子”之说,都是以朝鲜人民的伟大慈祥的父亲自居,算是道出了共产领袖的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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