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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人权共识与两岸和平——从《零八宪章》到《自由人宣言》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26/2014
   
   
   作者: 余 杰
   

   《零八宪章》勾勒出中国民主化的路线图,而《自由人宣言》则是对台湾的民主如何深化以及两岸关系下一步的走向的思考与前瞻。处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海峡两岸,近年来各自的公民运动宛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在中国,“六四”屠杀之后的共产极权统治,并未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有所松动。虽然民主化进程尚未开启,但民间社会的抗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有如台湾解严前十年的情形。《自由人宣言》晚于《零八宪章》五年问世,两者之间存在着彼此呼应、互相补充的关联性。吴介民指出:“社会与社会的民主对话,是两种生活方式、两种反抗精神的相互理解。我们需要以「互为主体」的态度,推动两岸间的经验交换,这是一个相互学习的历史过程,不是「谁来指导谁」。《自由人宣言》中「人权早收列表」的部分项目,采纳《零八宪章》的主张,就是向中国民主运动致敬。”
   
   二零零八年马英九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仍然带有威权特质、并未完成现代民主政党转型的国民党再度上台执政,两岸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作为公民社会对立面的国共两党政权,在盘根错节的“两岸跨海权贵集团”的支持下,积极谋求一种在「九二共识」的紧箍咒底下的“虚假和平”。
   
   二零一二年初,马英九在台湾开始其第二个任期、二零一二年底习近平在中国成功接班以来,两岸一步步迈向“一中框架”之下的“大一统”目标。马英九执政无能、民调低迷,急于突围,并在创造超越历任中华民国总统的历史评价的愿景的诱惑下,以为“习马会”带来的历史性的突破,能够让自己加冕诺贝尔和平奖,进而名垂青史;而习近平作为中国历代党魁中唯一的“知台派”(其实他对台湾的“所知”仅仅是皮毛而已),并企图将“集体总统制”变为“元首集权制”,也急于在两岸关系上获得重大突破,从而在党内赢得更大的发言权、在党外凝聚高企的民族主义思潮。所以,马、习二人一拍即合,以“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等数十项协议为台阶,渐渐迈向“习马会”之高峰。
   
   习、马二人以“和平”为幌子,然而,古往今来,“和平、和平,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习、马二人所谋求的,是他们个人的荣耀以及两党权力的巩固,绝非两岸人民最大的福祉及永久的和平。
   
   为何两岸当权者谋求的是“虚假的和平”?
   
   专制政权从来不是和平使者。中共建政以后,与数十个国家之间发生过战争和武装冲突,如作为国共内战的延续的金门诸岛之战、对阵整个联合国军的韩战、与苏俄在珍宝岛的边境冲突、中印之战、中越之战等。最近二十年,东亚安享太平,中共却仍然在扩军备战。在二零一四年春中国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披露,二零一四年国防预算较上年提高百分之十二点二,达到约八千零八十二亿元人民币(约合一千三百二十亿美元)。军费总额仅次于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二。对于北京近年来持续以两位数的增长率提升军费,西方各国均表示高度关注,首当其冲的台湾偏偏对此熟视无睹。在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统筹推进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此前,习近平在视察军队时反复强调,所谓“建军核心”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就是习近平“最高指示”的注脚。因而,一向亲北京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亦引述学者观点将其解读为:「这等于是在发出备战信号。」
   
   那么,中共的枪口和刀锋究竟指向谁呢?中共看上去兵强马壮,但其军力尚不足以与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抗衡,即便实行联俄抗美的外交政策,但中俄彼此之间并不信任,很难形成挑战美国的合力。
   
   中国眼中的首要“敌人”,是近代以来与中国有“世仇”的日本。习近平执政之后,中日关系跌入两国建交三十年来从所未有之低谷,甚至可以说是“冰冻状态”。中日关系紧绷,首先是习近平刻意挑衅,如强化钓鱼岛争端、单方面划设东海航空识别区、为靖国神社事件对日本口诛笔伐、统筹数十名驻外大使在当地媒体发表攻击日本的文章等。习近平企图利用国内日渐升温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力量打压日本,若日本乖乖驯服,则中国成为亚洲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进而与美国平分太平洋——习近平此前洋洋得意地对美方说,“太平洋之大,足以容纳下中美两个大国”,完全视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为无物。其次,中日关系紧绷,也跟作风强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关。安倍晋三以超高民意支持度“回炉”任首相,不愿继续对中国妥协和退让,与中国展开针锋相对的外交战,并提升日本的自卫能力。习近平碰到钉子之后,更是恼羞成怒,纵容一班鹰派将领在媒体上对日本喊打喊杀。在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一百二十周年之际,两国发生“第二次甲午海战”的民间舆论愈演愈烈。不过,由于日本的背后站着美国,对日动武也就是对美动武,习近平未必敢轻易启动战端。
   
   中共的枪口和刀锋所指,第二个目标就是台湾。马英九上台以来,两岸关系表面上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之佳境,实际上这是一种虚假的、纸糊的和平。中共布置在东南沿海的对准台湾的导弹,其数量不降反升,即为最明显的例子。习近平不满足于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形成的密不可分的两岸经贸关系(两岸经贸的狂飙突进,肇始与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对华实施经济制裁,台商乘虚而入,赚取黑心钱,这一原罪“遗祸”至今,台湾产业外移,内部被掏空,亦自食其果),而要在政治上有所突破,比如两岸签署政治性的“和平协议”,使此协议成为中国国内法的一部分,一旦台湾日后出现分离倾向,则以“反分裂法”和“和平协议”两大法宝来制裁。制裁的方式,最后的杀手锏就是动武。
   
   中国的对台政策,经济—政治—军事,三者层层推进、环环相扣。遗憾的是,台湾社会对中国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上个世纪两度“国共合作”均破局、被共产党夺取中国大陆政权而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正在第三次重蹈覆辙,为了维持其权力和既得利益,国民党甚至甘愿做中共在台湾的代理人,只要有回扣可拿就心满意足了。
   
   和平似乎是一个美不胜收的词汇。然而,以现代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民主和平论”分析当下的两岸关系,就会知道此一常识: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达成长期和平的先例。中国与台湾的关系,绝对不可能成为这一准则的“例外”。
   
   一七九五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写下《论永久和平》的论文,提出“民主和平论”的概念。康德的理论主张,如果所有国家都是共和国,战争便永远不会出现,因为先行的侵犯永远都不会产生。而现代的“民主和平论”则是依据经验的观察,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从来不会发生战争,绝多多数战争都是在独裁国家之间或独裁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发生的。美国学者鲁道夫•拉梅尔是在早期研究并重视这个主题的学者之一,他写过关于该理论的大量著作。“民主和平论”根基于理想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与之前支配学界的现实主义完全相反。近半个世纪以来,“民主和平论”被广泛接受,在一些民主国家对政策制定有相当影响。
   
   举例而言,美国的两大政党都支持“民主和平论”。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说:「保持我们国家安全并维持长久和平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他地区的民主发展。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争战。」共和党总统乔治•沃克•布什说:「我这么强烈支持民主的原因,正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交战。」已被美国国会通过的《促进民主法案》(Advance Democracy Act)指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是非常少见的,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则相当的常见,已经有将近一亿七千万人因为极权政府的政策而失去了生命。」以促进民主来保障世界和平,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一翼。
   
   “民主和平论”也是建立欧盟的思想基础之一。曾担任末代港督及欧盟高级专员的英国政治家彭定康说:「由于欧盟成立的原因之一便是为了保护自由的价值,所以我们表达这种立场是一点也不会令人吃惊的。同时这也是出自合理的战略原因。自由的社会通常不会互相争战、也不会选择做一个坏邻居。」欧盟的一份名为「一个安全的欧洲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的战略安全报告亦指出:「对我们的安全最好的保障便是一个皆由制度良好的民主国家治理的世界。」
   
   所以,民主的台湾与独裁的中国之间不可能签署一份具有实质意义的“和平协议”(独裁国家从来不遵守任何协议和契约),由“两岸跨海政商集团”一手打造的“虚假和平”不是两岸民众的真正福音。
   
   “零八宪章”和“自由人宣言”在两岸公民运动的价值
   
   处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海峡两岸,近年来各自的公民运动宛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在中国,“六四”屠杀之后的共产极权统治,并未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有所松动。虽然民主化进程尚未开启,但民间社会的抗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有如台湾解严前十年的情形:以保卫私有财产为诉求的反拆迁、反征地的抗争,捍卫新闻自由和网络言论自由的抗议,环保运动,弱势群体如访民、复员军人、艾滋病患者等的维权活动,以及基督教家庭教会捍卫宗教信仰自由的努力等,呈现出中国社会官民矛盾激化、民间力量觉醒的现实。另一方面,即便每年发生超过十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在官方“暴力维稳”政策的打压之下,这些事件无法形成席卷一个或多个省级行政区的、威胁和动摇到中共统治的大型民间抗争运动。
   
   在台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相对沉寂的公民运动,由于近年来“威权体制回朝”的刺激再度兴起。诸如洪仲丘案、大埔拆迁案、反核运动、扔鞋运动以及反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等,一波高过一波,让人目不暇接。台湾已经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所以其公民运动无论在动员的规模还是诉求的目标上,都是中国的类似运动所望尘莫及的。比如,中国由法学家许志永和企业家王功权等人倡导的“新公民运动”,竭力避免敏感的政治议题,其着力点多为城市新移民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北京律师协会的民主选举、呼吁「官员财产公示」等。即便如此,这个温和的运动仍不能见容于中共当局,许志永遭到逮捕并判刑四年,同案被捕者多达百人。
   
   两岸公民运动虽有显着差异,却也有内在的共通性。关于两岸公民运动的异同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台湾学者吴介民在《自由人•宪政梦》一文中指出:“两岸的民间社会,在各自的历史时间点苏醒,起身反抗威权专制;人们的集体行动,一个接一个理想主义的世代,拯救了「政治」,实作了人权与民主。我们需要从「民间反抗史」重写台湾、中国各自的政治史,也需要从民间反抗的角度,切入解释「海峡政治关系」的变化。”以此为对照两岸公民运动的起点,我想在此特别讨论“零八宪章”与“自由人宣言”两份历史性文件尚未被充分评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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