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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朱延龄二三事

   
   ——王亚法
   
   回家路上,收到少儿社老同事传来的一条微信:“‘小豆子’—朱延龄走了,终年七十七岁”。
   为弄清他的忌辰,我到家赶紧打开电脑,“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的:


    朱延龄(1937.6 -2014.5.16)别名胡涛壬,浙江湖州人。
   1956年毕业于上海艺术师院。
   历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美术编辑、美术室主任、总编辑助理。
   1992年任上海画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中国美术家协会儿童美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儿童美术艺委会主任。
   出版有《百花仙子》、《芭蕉扇》等儿童读物绘本二十余册,长篇连续漫画《小豆子》等。
   提起朱延龄的名字,恐怕今天知道的人不多,然而提到“小豆子”,我相信八十年代读《小朋友》杂志的小学中高年级读者,几乎就没有一个不知道的——那个头大眼圆,聪明精灵,调皮可爱的“小豆子”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好朋友。
   我七六年进少儿出版社的时候,朱延龄已经是美编室主任了。他个子不高,指尖夹着半截烟,缺少睡眠的眼球,充满血丝。他为人没有架子,喜欢调侃。那时候文革刚结束,大家相处很随便,同事间称呼,往往喊绰号。有一次他喊一位出版科的一位老人叫“老叔公”。我不解,等老人走了,问:“他的辈分为什么这么高?”
   他红眼睛一睒,头一缩,背一躬,做了个奇怪的动作,说:“老缩躬。”
    朱延龄也有一个绰号——“金鱼眼” 。
    五十年代后,中国的新闻出版业,经过政治运动的屡次冲击,已经完全沦为极左派的阵地,少儿社当然也不例外,特别是我们文字这一块,从总编和领导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总编是一位农民出身的老好人,遇事唯唯诺诺,从不肯担责任,室主任是一位柯庆施时代,从工厂调来的极左分子,他开批判会时嗓音特别大,喜欢整人,大家都不喜欢他,背地里喊他“黄狗”。
   而美术这一块却不同,因为那里的编辑,基本上都是学院派,所以气氛也相对自由,我喜欢去那里聊天,和他们可以聊苏东坡、米芾、黄庭坚的书法;听他们聊齐白石的节俭、徐悲鸿的师生恋、来楚生和邓散木的篆刻……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实在是一个荒诞的时代,搞文的一摊不懂文史,要到搞美术的那里去聊。
   朱延龄虽是党员,但办事不左,记得有一次他管辖下的《儿童连环画报》因为登载了一篇《诺亚方舟》的故事,受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查封,说是宣扬圣经,不准发行,勒令印好的几十万册杂志,要送往造纸厂回炉,朱延龄也因此被招去谈话。那天我去他办公室,也许他刚受过批评,一个人在抽闷烟,谈起此事,他说:“这是在讲故事呀,又不是传教,孩子们不懂圣经故事,将来怎么读懂翻译小说……”
   朱延龄为人聪明,作画用功,业务好,可惜他生活在中国,如果在日本,他的声望一定不会输给手冢治虫,如果在台湾,至少能和蔡志忠同样名气,他和所有被埋没的中国人才一样,生对了时间,生错了空间。前辈漫画家张乐平先生曾经当着许多人的面说过,朱延龄作画,写实和夸张的功底都比我好,我是学徒出身,他是科班的。
   我年轻时长得瘦,浓浓的长发,戴一副廉价黑边眼镜,长相很有个性。那天和他聊天,他边调侃边作画,不一会给我画了一张漫画头像,极为生动。我拿回家,刚学话的儿子见了,突然开口说:“爸爸吓人!”第二天,我把这事说给办公室的同事听,就此我儿子也得了一个“爸爸吓人”的绰号,每逢他来社里玩,大家都喊他“爸爸吓人”。
   胡耀邦时代,为了改善知识分子的居住环境,市委宣传部分配给社里两套上海体育馆附近的高层,一套给《十万个为什么》的总编曹燕芳,一套给了朱延龄。
   朱延龄是孝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三代同堂。搬进新居后,老父亲乐极生悲,得了中风。朱延龄知道我会针灸,请我帮忙,我说熟人有病我不敢治。我把一位针灸界的老前辈介绍给他,治疗一个疗程后,老先生竟然完全康复。
   时逢深秋,正是上海人吃大闸蟹的季节,为了感谢我,朱延龄在家煮了大闸蟹请我,还把我同办公室的诗人胡永槐一同请去。
   朱延龄的父亲是一个性格乐天的老人,整天嘻嘻哈哈,口无遮拦。我那天进门,看见老先生整端着杯子在独酌,就上前问候:“伯父,你好!”熟料他把杯子一放,眼珠一翻,猛击一下台面,大声说:“好,好什么,我老而不死是为贼也,我是老贼!”
   我一时尴尬,不料老人家又端起酒杯,站起来笑嘻嘻招呼道:“别介意,我老了,没人跟我说话,一个人背诵论语,自遣自乐。”说吧,招呼朱延龄道:“给小王也倒上一杯黄酒,陪陪我!”
   后来朱延龄告诉我,老先生中风恢复后,又和往常一样,在家中待不住,有空就去上海电影制片厂门口的花坛前,和一帮老人下棋聊天,不慎摔倒,跌碎股骨,躺在床上哇哇叫;“请小王帮忙叫陈医生来针灸。”
   朱延龄回答他,骨头碎了针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和我聊起这事时,一脸玩世不恭的神色,酷似其父,我看着有些忍俊不禁。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朱延龄找我,要我设计一个聪明智慧,读者喜闻乐见的小主人公,我编文字,由他作画,合作编一套“小阿凡提的故事”。
   我告诉他我正准备出国,他有些失望。
   我一九九四年第一次回国时,他已经在《上海画报社》当了社长,那天中午,他请我在复兴中路的小饭馆里喝了两瓶啤酒,别后长聊,已经没有当年的那股意趣了。
   今年春节回国,原本社里一年一度的除夕晚宴,因为习大大的反腐而取消了。我和当年文艺编辑室,现旅居美国的陈伟民兄,请了一班退休的老同事相聚。那天朱延龄没来,通知的人回告,他躺在床上起不了了。
   我当时没有追问得的什么病?现在猜想,也许和他父亲一样得了中风……
   当初在少儿社,我是小字辈,一晃眼几十年过去,比我年龄大的,都纷纷西归。
   阳光走了,带走了动脑筋爷爷:张乐平走了,带走了“三毛”;朱延龄走了,带走了“小豆子”……
   我在想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或许能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因为那里没有审查制度。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2014/05/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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