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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计生”问题是鉴别反对派人士民主素养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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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此想到徐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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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千古蒙冤的抗清忠烈马士英,又由此想到徐水良
   
     一 马士英从未降清
   
     人诚乃天造之物,天人互动的规律最近再次得到验证:昨天余夜不成寐,冥冥之中有感应:我似乎对三百六十多年前故去的南明首辅马士英有误判。。。急起秉灯夜读,找出最近拙作《马英九应汲取马士英的教训》一文,对照顾诚《南明史》和《清史》,对拙文文中马士英“降清”的说法进行推敲,顿觉魂悸魄动、不由惊起长嗟:


     原来马士英根本未降清!马“奸臣”从未降清,而是被清军俘获后不屈死节了!原来贼鞑子侵略大军兵临城下时,真正奴颜媚骨降清的,反是平时以“气节”、“君子”自命的东林党名士钱谦益一伙;原来抗清形势不利时,贪生怕死、畏敌如虎、苟且偷生的,不是马士英,反而是对马士英不遗余力刻毒中伤诋毁诬蔑的东林大家黄宗羲、张岱等人!
   
     《清实录》记载,顺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闽总督张存任疏报:副将张国勋等进剿太湖逆贼,擒获伪大学士马士英、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捷闻,令斩士英,其有功将士,所司察叙”;
     迄今最具权威的南明史学家顾诚先生(已离世)在其专著《南明史》第十二章中引述:“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三年)六月,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副将张国勋进剿太湖逆贼,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获,伪大学士马士英潜遁新昌县山内,都统汉岱追至台州,马士英属下总兵叶承恩等降,并报称马士英批剃为僧,即至寺拘获,并总兵赵体元,令斩之”。······”
     无论是《清史》还是《清实录》,都没有说马士英是投降后被杀;《清实录》是满清官方编撰的,如果马士英真有投降之举,则处心积虑丑化南明政权以显示“师出有名”的清廷,是决不会省略这一笔的。
   
     除了《清实录》和《东华录》的载证外,南明时期《吴城日记》也记:同年(1646年)“八月中,闻吴日生、马士英旨下俱论斩讫”。与《清实录》的记载相吻合。
     还有就是当时的芜湖抗清志士沈士柱有《祭阮大司马文》,开头就说“丙戌长至(指冬至)之后二日,近故降大司马阮公之丧至自浙东”,下文云:“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恶迹补过盖愆。天夺其魄,委贽后方糜烂以死,生与马同丑行,死并不得与马共荣名,天实为之也”。沈士柱给了马士英晚节“荣名”的评价。如果马士英有乞降行为,是不可能得此好评的。
     但对这些时人的好评,黄宗羲却一笔抹杀,说:“今古为君者,昏至弘光而极;为相者,奸至马士英而极,不待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冤可理?”
   
     马士英降清后被处死的说法,源自《明史》编撰负责人万斯同的暗示,而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弟子:康熙十八年,满酋康熙下令黄宗羲入京主持《明史》的编撰,黄宗羲不好意思去,又怕杀头,于是委托得意门生——东林党人万斯同代为主持;万斯同秉承黄宗羲的授意,在《明史》中把马士英贬得一钱不值,但仍不敢直接说马士英“降清”,而是以“野史”的名义曲笔写道:
     “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大铖、国安父子先后降。寻唐王走顺昌。我大兵至,搜龙扛,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为内应疏,遂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
     这个曲笔,强烈暗示马士英被俘后投降了,后在他“投降”后里通南明唐王的书信被发现后,才被处死的。
   
     这个造谣的曲笔,至少有四处明显的破绽:
     一,史稿《东华录》和清廷最权威的史稿《清实录》都写明马士英抓住后就当即处死了,并没有说接受他投降了(让他活了一段时间);
     二,“曲笔”说马士英与方国安同时被斩,与《清实录》、《东华录》、《吴城日记》、《祭阮大司马文》,都不相符;
     三,该曲笔指阮大铖(马士英亲信副手)和方国安(南明将领)都投降了,并称里通唐王的书信中还发现了阮大铖书信,那为什么阮大铖没被处死,清方只处死马士英和方国安?这是说不通的;
     四,该曲笔说马士英与方国安被处死于延平城下,完全有悖于史实:延平城在福建,包括《清实录》在内的正史都明确记载:马士英死前始终活动于浙江,并未转战福建、或为清军俘往福建。
   
      显然,这个曲笔是险恶的造谣!长期以来蒙蔽大众,使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误信了马士英“降清”伪说的流传谬种,就是根据此万斯同《明史》曲笔生发的种种通俗史书。东林党人故意将根本经不起推敲的史料故意放在正史之后,显然是为了公报私仇,栽赃搞臭他们的门户私敌马士英。
   
     因为东林党人的流毒深远,后世许多没有认真阅读南明史的人,都由此认为马士英是投降被杀;象我一样受蒙蔽的,还有历史学者。谢国祯先生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直接沿袭投降说,大谬不然地说道:“后来士英投降清朝,也被害了。”
     于是,本来壮烈殉国的马士英,就被以讹传讹方式,糊里糊涂地塑造成奸臣恶报、自取其辱的惨贱货形象!以致于连今天贵阳的府志都以之为耻、不愿载其名。
     念及于此,余不禁仰天长叹曰:象我这样能打通七八分历史的人,只因某些地方读史不细,都被误导至今;而芸众被东林伪类们所修伪史蒙骗者更几何?难怪壮节殉国的马士英,背负黑锅至今,迄今蒙受不白之大冤而死难瞑目。
      此诚乃千古奇冤!
   
    
     二 马士英小传
   
     真实的马士英,固然算不上磊落君子,但也与东林党——复社塑造的蝇营狗苟鼠辈形象大为不同:
   
     马士英字瑶草,生于明万历十八年(1591年),出生于广西梧州贫寒人家,本姓李,五岁时被贵州贵阳马姓小康之家收养为继子,改姓马。马士英读书优异,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又三年,士英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
     但是任职宣府的时候,马英九出了事,《明史.马士英传》载:“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数千金,馈遗朝贵,为镇守太监王坤所发,坐遣戍。”他以公款数千金行贿北京权贵,企图加官晋爵,结果被被太监查处,遭罢官流放边疆。这反映出马士英徇私贪鄙的一面,不是操守廉洁之辈,但此种数额的公款行贿,在晚明官场中很普遍,马士英“冤”就“冤”在他遭到阉党(马士英一度倾向于东林党)的“选择性反腐”。
   
     被削职充军,眼看这辈子就要完了,马士英做梦都没想到,好友阮大铖危难时刻出手相助,令自己仕途起死回生:昔年寓居南京时所结交的好友、戏曲作家阮大铖为了谋官,献万金与东林党红人周延儒,周延儒当上崇祯朝首辅后,欲报恩启用阮大铖,但因阮大铖曾投靠魏忠贤,遭到东林党人的强烈反对,阮大铖遂推荐马士英以替代自己。
     于是马士英竟以带罪之身复出为官,官至凤阳总督。马士英由此对阮大铖感激涕零,后来马士英“定策”有功,荣登南明内阁首辅时,力排众议,不顾朝野唾骂,始终重用和死保声名狼藉的阮大铖,就是因为阮大铖对己有再造仕途之大恩,这亦反映出马士英知恩必报、讲究个人义气的品性;这也反映出马士英不是东林党人所涂污的势利小人,因为一个势利之徒是决不会以自损为代价帮助落魄的恩主的。
   
     凡事都有两面性,个人义气深重的人,往往重私情而轻公义,马士英就因此成了一个徇私唯亲的宰相。但是此种徇私唯亲,并不是南明灭亡的主要原因,它就如马士英的政治才干,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一样的道理:
   
    马士英久任地方,有着丰富的行政管理和人事经验,于晚明庸碌的官僚队伍中,算得上是一位能人。《明史.马士英传》载:崇祯时期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北京大震,直隶巡抚王汉督军讨伐,结果兵败身亡;崇祯下旨命时任兵部右侍郎、凤阳总督的马士英领军北上平叛,马士英率军连败刘超军,驱兵围困保定,随后以计谋生擒刘超,解往北京处死。
     马士英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给崇祯帝和朝臣们在李自成制造的浓重阴霾中,带来了一丝亮光,以干练和智谋声闻朝廷,俨然一颗政治新星。
   
     但马士英的干练,只够应付小局面,他智谋仅是小聪明,他的能力只能为政地方,而缺乏宰相所需的全局驾驭能力,更不具有乱世就亡所需的战略头脑和胆魄,他比袁崇焕、孙承宗差太多,比清方的多尔衮差更远。。。这才是南明灭亡的主要原因。
   
     马士英与另一位因亲近东林党人而受到过份赞誉的权臣史可法,都是食古不化的政治侏儒,在满清入关窃据华北,投鞭断流之意露骨,民族征服的危机早已取代李自成造反危机,成为燃眉之急的时刻,两人都仍在做“联虏平寇”、“款虏”、“划淮而治”的大头梦,全然不通自强才能联虏、“能战方能言和”的道理,结果是进退失据、战守皆废,客观上为满清借“平寇”以亡华的战略实施铺路搭桥。
     正是抱着此种战略蠢见,南京沦陷之前,马首辅把内斗当作主要矛盾来抓,叫嚣:“宁可使北(满清)来,不可使左(左良玉)来”、“宁死北(满清),勿死逆(指左良玉部叛军)”、甚至喊出“。。。北兵(指清兵)至,犹可议款,若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顾诚《南明史》第五章第四节)”的笑话来,并把访清江北四镇中的两镇——黄德功、刘良佐部调来访左良玉虽然不是内奸。。。但马丞相的作为,客观上起了十足内奸的作用,等于向南侵的满洲人自撤藩篱、洞开门户
   
     其实,不止是马士英没有救亡之才,当时南明朝野之士,包括以“清流”、“贤臣”自命的东林党人,没有一人有这个能力,这些人的能力,普遍比马士英还等而下之。东林党人基本上是些只能袖手清谈、搬弄是非、指责他人的“纸上君子”,史可法尽管清正廉洁、个人操守无懈可击,却一无应变能力、二无果决的胆魄:拥立问题上史可法既怕拥立福王得罪东林党、又怕拥立潞王得罪江北的军阀,患得患失、惧首畏尾,最后提出个拥立桂王的不伦不类方案来——等到远在三千里外广西的桂王抵达,南京恐怕早就陷落了,还拖不到一年后,这比起马士英见机行事、后来居上,反拔得定策之功头筹、当上首辅的应变能力,史可法实在差太多!
     史可法军事能力怎么样呢?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史可法守扬州,实际上清军攻城开始后,仅一天即告城破,史可法誓死不降的气节固然可敬,但作战的能力比起马士英在浙江抗清还大不如。
   
     虽然能力不济,马士英的大节始终无愧,他从来没有勾结满清或北向投敌之举:多铎大军渡江后,南京已不可守;南京陷落前夕,马士英并未打投降的主意,而以四百贵州兵保护着弘光帝和太后逃往杭州,显然是想重走赵构之路再建南明朝廷,岂料半途上被乱军冲散,弘光帝走失,转投明军黄德功军中(实乃天亡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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