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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矛盾的本质是阶级矛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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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矛盾的本质是阶级矛盾吗?
      ——与余大郎兄商榷
   
     随着“819”变天,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证伪已逾二十三载,但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反对派阵营中,迄今仍有部分人,如恋尸癖一般,对马克思冢中枯骨恋恋不舍、恋此不疲,并以此冢中枯骨为武器,大力批判部分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才得以苟活至今的伪共中南海政权。
   


     余大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在民族问题上,余网友迄今入神地持守着马克思的阶级论,大郎兄一再宣布:“民族矛盾的本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的反映”。。。据此老余作出铁论:
     新疆的维、汉冲突,西藏的藏、汉冲突,统统是阶级斗争。
   
     但如是此问题就来了:无论是新疆“7.5”事件,还是五十年多前西藏“3.19事件”,维、藏两族暴动民众,不仅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共产党汉族官员,也把矛头指向同为被统治阶级的汉族草根民众——“7.5”事件中暴动者对汉族平民疯狂滥杀;1959年的西藏暴动,援藏的汉族“知青”几乎被藏民杀光。不知维、藏反叛者对反叛对象此种不分阶级的斗争行为,如何用“阶级论”来解释?
     另一方面,现今中共当局所厉行的压制少数民族宗教、强行推广普通话等强行汉化政策,不仅压迫维、藏的下层民众,也同样压迫维、藏两族的上层精英群体:维族的上层受害者以热比娅为代表;藏族的上层受害者包括以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世班禅为代表的大批高级僧侣。。。不知此如何用“阶级论”来解释?
     再则,现今的中共政权早已官僚资产阶级化,如果维汉矛盾、藏汉矛盾是阶级矛盾的话,如何解释以热比娅为代表的维族资产阶级,对同为资产阶级的当局的反抗?又如何解释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大批上流阶层对当局的反抗?不知热比娅等维族资产阶级与中共资产阶级的矛盾,如何反映了阶级矛盾?
   
     如果民族矛盾的本质是阶级矛盾,那么民族间的迫害就是阶级迫害,若是:
   
     就根本无法解释迄今为止全世界最著名的种族迫害案例——纳粹对犹太人的整体迫害。因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远不仅仅限于犹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和其他下层阶级,而是对犹太人的上中下各阶层,统统施以迫害!试问:这样的整体迫害,阶级属性何在?
   
     若是,就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历史上满清入关后前后的重大事变和社会问题:
   
     其一,这完全不能解释满清对汉人的整体压迫。铁的史实证明:满清统治集团对汉人的压迫,并非仅限于汉族下层,而是对包括前明皇族在内的汉族官僚、地主、士绅阶层的整体进行压迫,如:
     1644年旧历五月多尔衮窃据北京后,立即挥军将当时居住于北京内城的前明高官士大夫统统赶出,以低价收取他们的房宅,分赐给入京的满洲贵族居住;此种强迁,其野蛮程度丝毫不逊于现今中共当局的“强迫拆迁”;
   
     满清入关后,以八旗各旗旗主为首的满洲贵族,驱兵屠杀驱逐华北大批汉族地主,以武力圈占华北地区大量肥沃的土地,将汉族佃农改作农奴,四处建立倒退的、奴隶制的“塔克索”农庄。。。此种抢劫北方汉族地主土地的血腥“圈地运动”,直到康熙中叶才停止;
   
     自顺治二年五月侵占南京始,清廷即颁布“薙发令”、“易服令”,全面强迫包括汉人、回人和南方少数民族在内的族群接受满洲发式和衣着习俗,违令者一律处死,必须注意的是:此种空前残暴野蛮的民族压迫暴政,针对的并非汉族下层,而是包括清廷汉族高官在内的汉族所有阶层:
     多尔衮为强推薙发令,不仅对违抗的汉族士绅一律屠杀,更下令敢有劝谏薙发政策的人一律处死,官员和士人也不例外,《清世祖实录》记载:
   
     1645年(順治二年)十月,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孔子后人)上书表示:孔子家族衣冠已经延续了三千年,希望能够保持不变,免受剃发易服。
     对此,多尔衮道貌岸然地回应说:“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
     汉族官员孔闻謤没有被杀,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而另一汉族高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谈迁《北游录》和《清世祖实录》都载:顺治时期的清廷大学士陈名夏对满清“薙发易服”政策深为不满,曾于朝议南方抗清形势退朝后愤言:“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熟料此话被人举报,顺治帝闻报大怒,下令把陈名夏绞死。
     由上可知,“薙发易服”政策根本与阶级无关。试问由此种民族压迫暴政引发的满、汉矛盾,如何算作阶级矛盾?
   
     另,在满清制造的“扬州十日”等诸多烧杀掳掠案例当中,对汉人不分青红皂白厉行屠杀掳掠的不仅是满洲贵族,而是包括广大满洲兵在内的满人下层。。。很明显,此种压迫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整体压迫。试问:“满洲无产阶级”对“汉族无产阶级”的压迫,用马克思的阶级论该如何解释?
   
     中共当局编撰的历史教科书相关内容的大量隐晦表明:对于以上的问题,马克思分子从来不敢回答、也无法回答。
   
     其二,这完全不能解释广大汉族地主士绅阶级对满清入主的反抗:
     由于满清的民族压迫政策、特别薙发易服政策的推行,包括好些已降清前明官僚在内的、众多的汉族地主士绅阶级奋起反清,坚守江阴八十一日,击毙满清三王(奴尔哈赤的儿子,多尔衮的兄、弟)十八将的江阴反剃发斗争,就是最杰出代表,而江阴反清的领袖阎应元、陈明遇都是前明官僚士绅。
     “汉族地主阶级”反抗“满洲地主阶级”的压迫,以马克思的阶级论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其三,这完全不能解释李自成、张献忠余部与南明的结盟抗清:李自成失踪后、张献忠被杀后,李自成麾下以秦王李过为代表、张献忠部下以李定国为代表的农民军余部,联手南明军队,在南方七省继续抵抗清军,在满清入关后支撑了南明政权二十年之久!
     试问:以阶级论如何解释农民军与南明的联手抗清?
     怎么?南明政权的性质难道不是汉族地主阶级政权吗?作为农民阶级中的造反者,大顺军、大西军应该是南明的死敌才对呀?按照阶级论,地主阶级性质的满清,应该是南明的盟友才对呀?怎么倒过来了?
     很明显,农民军与南明联手抗清的真正的原因是:当时满汉民族矛盾已经超越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如果象余大郎所称的那样:阶级矛盾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是阶级矛盾,就断无可能出现农民军与南明联手抗清的现象,而只会有满汉地主联手进攻农民军的所谓“多尔衮+吴三桂”模式。
   
     论及如此足可看出:以马克思阶级论看待民族问题、解决民族问题,是完全荒谬的,这其实早已为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民族问题上的失败所证实。
     以马克思阶级论看待民族问题、解决民族问题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民族问题上马克思的唯阶级论——民族虚无主义观,完全背离了客观规律。
   
     马克思的唯阶级论——民族虚无主义观看待民族问题,必然会得出“工人无祖国”之类的内奸结论,作为下一步民族叛卖的“法理”。列宁靠当俄奸起家(充当德皇间谍,从内部搞垮临时政府,向德国输送利益)、王明鼓吹“武装保卫苏联”——抛弃中国以苏联为祖国、毛泽东声称“日本占地越多越好”。。。这些民族败类现象都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部民族败类的“圣经”。
     由此亦可见:余大郎兄中马克思邪毒不可谓不深矣!
   
     现实和历史教训都证明:民族间矛盾并非植根阶级矛盾,乃是植根于民族间信仰、文化、经济活动、生存空间的对立和冲突,其中,阶级矛盾的因素很微小。
   
   曾节明 成稿于 2014年四月十四日凌晨于春暖纽约州
   
       
(2014/04/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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