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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我一个良心犯终于能去住院动手术了


   
   
   2013-8-1注:作为基督徒,我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等文。作为医生,我写《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等文。7月初、7月中,我《徐永海》博客中的大多文章先后被“消失”,为此我不得不重发那些被消失的文章。
   

   2014-2-28注:“2014北京(通州梨园)圣爱团契教案”,2014年1月24日星期五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教会,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日子,我们被抓到梨园派出所,后又被抓进北京第一看守所,13名肢体被关近30天。在近来重发的文章中,很多是关于我们既往聚会的文章。记录了,聚会时,我们只是学《圣经》,我们只是来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的心。我们学圣经有什么错?有什么罪,就为此把我们关进北京第一看守所(七处),这个关押重刑犯的监狱。
   
   王春艳被抓后,由于她这个监护人被抓,其患精神病的弟弟王亚新,在此期间走失,并死于高铁车祸(4月20日注:王春艳至今仍为弟弟死亡一事奔走,还没有得到解决,她的妹妹又于近日被刑事拘留,望大家给予关注);王亚新8岁的女儿(王楠)从此失去了父亲。在被抓期间,王春艳和我们多次对警方提出过,王亚新患精神分裂症,需要监护,但是都没有引起警察的关注。在此,望大家关心、帮助一下王春艳妹妹和她的侄女——王楠,给他们打个电话吧,来表示一下安慰。王春艳电话:15810046477;她的妹妹(王春梅)的电话:18810011322。!!!
   
   
   
   
   
   
   
   
           明天我一个良心犯终于能去住院动手术了
     
               (北京基督徒)徐永海
     
                2011年9月14日
     
   1、我终于可以去住院动手术了
     
     今天是星期三,上个星期三我去北京积水潭医院看病。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学院)可以说是我的“母校”,1979年至1984年我在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上学,五年的学习期间我们有一半是在积水潭医院渡过的。我挂了一个五元钱的最便宜的普通外科号。给我看病的大夫,在听了我的病史,做了检查后,给我开了住院通知书,让我回家等着,等有床位了,来医院住院做手术。
     
     看完病后,我来到了外科主任出诊的诊室。周三正好是外科主任出诊的日子,外科主任的挂号费比较贵,号也不好挂,需要早上很早就来排队,因此我没有挂他的“主任医师号”。我是“拜访”了这天出诊的外科主任,我的老同学(同班同学)。我来积水潭医院外科看病,又要到他们的外科做手术,不“拜访”这个老同学,说不过去,人家一定会挑理。在了解了我的病情后,外科主任(老同学)说:“我一般是在周一上手术。你周四来住院,周五做各种检查,周一动手术;只是下周一是中秋节都放假,你就下周四来住院吧”。
     
     多少年来,北京各大医院看病、住院都比较难。我的病不是急病,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虽然时常很难受,但是我绝没有特别要求这么快就住院做手术的意思,看来我们这个老同学比较心疼我。我的病不是什么大病,手术更不是什么大手术,随便一个外科大夫都可以做,即使是刚毕业不久的住院医师也都可以做,我绝没有特别要求一定要让我们这个老同学——外科主任——来给我做这个小手术,看来我们这个老同学很是关心我,让我感动。
     
   2、感谢朋友们给我凑够了做手术的费用
     
     “我终于可以住院动手术了”,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作为一个医生,我曾治疗过数不清的病人;我的同学们,目前都是各个医院的骨干、名医,不是院长,就是主任,难道我自己有病了,需要住院动手术了,还要用“终于”两个字吗。是的,我需要用“终于”两个字。因为在2003年的时候我成一个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2006年出狱后我又一直被监视、时常被软禁。有关部门在我们家所住大院的大门口盖了一个小房子(监视房),5年多来每天24小时都有联防队员(8人,4班,每班2人)在这里上班;一到所谓的敏感日子,我就要被警察软禁在家中,不许出门;而使我一直不能恢复原来的医生工作,而一直失业在家,没有收入,没有医保,没有钱去治病住院动手术。
     
     我坐牢期间,我妻子李姗娜受了很多的苦。2003年11月9日,我和妻子一起被抓,晚上她被释放。几个月后我要开庭了,她才知道我被关在那里,我被关在远离北京的浙江杭州。在我被抓1年后,允许探视我了,我和妻子共同工作的医院的领导(也都是一起工作多年的老同事)对我妻子李姗娜说:“不能请假,如果你要想去看徐永海,你必须辞职”(一定是有关部门的要求,不然任何一个单位老同事都不会这样做)。为了看我,我妻子不得不辞职。在失业几个月后,才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妻子先是给人家卖衣服,后来在一个体检中心,找了一个半日的、临时性的护士工作,工资很低,只有800多元。在我出狱后,好几年都是如此,后来为了能多挣一些钱,她不得不离开她所喜爱的护士工作,去做会计工作。但是工资依然不高,使我依旧不能去治病住院动手术。作为一个丈夫,我也不愿意用妻子这点工资来住院动手术;总想自己找个工作后,有了医保、公费后再去住院动手术。
     
     5、6年过去了,病是越来越重,时常很是难受,必须要做手术了。一些朋友们,而且是很多我不认识的朋友,虽然他们也很不富裕,在了解了我的经历和疾病后,给了我极大的关心、帮助。毛庆祥转来了秦山林帮助的500元人民币。在秦永敏的帮助下,刘路给我寄来了500美元。在秦永敏、王军的帮助下,一些朋友寄来了共1050美元,其中温久成100、董科100、南泉一50、郑治慧50、张振50、孙祝德50、肖俊阁50、戚长松50、李炳顺50、郑盛治50、倪雁珠200、冯雅英50、戴逸奇50、谢丽童50、魏勇50、张涵50。这些钱折合成人民币再加上秦山林帮助的500元人民币,共1万多一些,已经够了我治病住院动手术的了,我终于有钱可以去治病住院动手术了。在这里向上述朋友及所有关心、帮助我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3、我是如何成为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的
     
     2000年辽宁鞍山基督徒李宝芝、孙德荣、侯荣山等因为家庭教会受到警察马毅的刑讯逼供。如律师郝庆华、刘雪芹从基督徒李宝芝得到的证言(会见笔录)中写到:“2000年11月11日,在聚会过程中被抓,我是主持人,不是联系人。这个主持人只是指导大家唱赞美诗,搞教会活动。被抓一个月左右没有口供,然后外提三天两夜轮流审问,两手被扣,让人难以忍受,审讯人员知道我有心脏病,给准备一盒抢救药,马毅还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法西斯?’言外之意,让我知道他就是法西斯,让我只能驯服”。从基督徒孙德荣那里得到的证言(会见笔录)中写到“……将我两手分别用手铐拷在两侧暖气管子上,把腿用绳子捆上,用脏布将嘴堵上,然后一个人骑在我身上,另一位蹲在我脚上,用电棍过脚……”。从基督徒侯荣山得到的证言(会见笔录)中写到:“……用电炉子烤我的双膝,现在还留下很深的伤痕,记得给我上绳时,我没有按马毅的意思去交待,当时被绳子吊的我两次休克,昏死过去……”。这些证言都是律师采取的,并且都是在法庭上出示过的,应当都是真实可信的。
     
     基督徒李宝芝、孙德荣、侯荣山被抓后,他们的家人和他们家庭教会的主内肢体,因为知道他们被抓的亲人根本没有犯罪,他们仅仅是参加、带领家庭教会,他们仅仅是大家在一起学习《圣经》;而家庭教会是应当受到保护的,如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中规定:“对基督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徒习惯称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为了帮助被抓的亲人,这些家人和教会的主内肢体想尽了各种办法,帮助他们上诉、上访。为此,在2001年10月18日下午,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李宝芝的上诉案。据说李宝芝一案是中国宗教上诉案中公开开庭的第一案,以前与宗教有关的上诉案就没有公开开庭过,(各种上诉案大多只是书面审理,很少开庭)。那一天的开庭,辽宁、鞍山的某些新闻媒体还来参加了。
     
     为了帮助被抓的亲人,他们的家人还上网,他们看到了我的名字(我之前曾写过一些关于基督信仰的文章),他们特意托人来到北京找到我,希望北京的基督徒能给以他们一些帮助。我以前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事情,不能瞎帮忙。但是人家特意来北京找到我,我又不能不管,于是我拿出自己的一千元钱(后来成了罪状),让我的朋友、基督徒刘凤钢去了一趟辽宁鞍山,参加了李宝芝一案的开庭,并到劳教所看望了李宝芝,李宝芝特意写了委托书让我们帮助她上访。为此2001年我写信《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给当年的中国社会职务最高的基督徒、我曾经的大学儿科学老师、当年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何鲁丽副委员长,并附上基督徒刘凤钢弟兄写的《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被劳动教养一案的事实和经过》。刘凤钢弟兄的这篇文章后来被发表,并通过网络使众多的人知道了警察马毅刑讯逼供的违法犯罪行为。揭露个别警察马毅的这种刑讯逼供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在2、3年后,在2003年,我反被判有期徒刑2年,成了一个良心犯;刑讯逼供的警察马毅却一直逍遥法外。
     
   4、我为什么是在2、3年以后才被抓,成了一个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的
     
     李宝芝等基督徒一案是在2000年,我给他们写上访信《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是在2001年,我们被抓是在2、3年后的2003年的11月。我们的事情都是公开的,警察都是知道的,北京的警察曾找过刘凤钢,说你们太厉害了,很多人给鞍山的警察的打电话,谴责他们,他们再也不敢这么打人了。为什么要在2、3年后,还要为2、3年前的事情抓我们呢,是因为在2003年发生了另外的一件事情,即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家庭教会凸渡沙教堂先后两次被强拆的事情。
     
     凸渡沙教堂先后两次被政府有关部门强拆,在美国的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主席(会长)傅希秋牧师知道此事后,先后两次委派北京的基督徒刘凤钢去浙江杭州萧山去了解情况,刘凤钢写了《来自祖国的报道》,并且由张胜棋弟兄在2003年8月5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主席(会长)傅希秋牧师。刘凤钢在第二次去萧山时,被抓,被抓后的刘凤钢可能是受到了很长时间(近一个月)的折磨,糊涂了;也许更多地是为保护张胜棋弟兄,因为张胜棋弟兄可能知道刘凤钢与傅希秋之间的各种联系;刘凤钢说,他们的文章《来自祖国的报道》是我徐永海发给在美国的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主席(会长)傅希秋牧师的。(按理说,基督徒是不能做伪证的,十诫中的第9戒就是“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警察对我说:“刘凤钢是你的好朋友,刘凤钢说是你发的,刘凤钢能胡编害你吗”?为此我被抓,并被从北京抓到浙江杭州萧山的看守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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