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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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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九成以上的中央委员是外国人
·共党贪腐有术,搞垮中国经济
·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法治社会
·对共党的洗脑说“不”
·对“24字真言”的批判
·钱真的能通神吗
·一场暴雨揭穿了强大辉煌的谎言
·抗暴维权的方式该改变了
·不能总是共党正确,人民有罪
·口袋里的钱是怎样不见的
·共党大限已到
·要求给六四平反,不如全民造反
·失去了精神、文化的民族不会强大
·共党是个罪犯团伙
·令人恶心的胡锦涛、温家宝
·如果继续容忍共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就没盼头
·胡锦涛自找难堪
·共党用唯物辩证毒害中国人民
·两会与昆明惨案
·每个公民都是政治公民,都该关注国家政治
·苦难的中国人民又何乐之有
·中华民族的精神何在
·昔日的富都,今日的穷国
·习李试图释放的信息是什么
·对自己都绝望了的共党却要人民喊幸福
·洗钱、造假,没有廉耻的共党令中国人蒙羞
·政治是大众政治,是每个国民的政治
·根除共党是全民第一要务
·罪行一日不惩办,仇恨就一日不会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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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
·习近平也要在美国捞政治资本
·公投、独立与民意
·改革走进了死路,共党同样走进了死路
·穷不会挨打;挨打的是极权政权
·乱世中的中国人必须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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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成了共党的救命稻草
·共党的无知、无能、和粮荒
·谎言和欺骗是保不住政权的
·软实力,硬实力,唯独没有民意的实力
·贪腐、维稳、医疗、教育和崩溃
·人民敢说话了,共党就没戏唱了
·装神是想要更大的欺骗,更多的腐败
·共党只有敌人,没有朋友
·共党也在祈望着好年头。可是 ......
·什么是“党的事业”
·维护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们
·难以自圆其说的谎言宣传
·硬撑着的共党,不如自己下台解散
·共党的书,越读越没人味
·共党穷得向孩子们要钱了
·藏人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兄弟
·习近平要向谁亮剑
·人民为什么把共党叫做共匪
·共党之所以特殊,就在于无人性
·腐败、落后、贫穷,但却伟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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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人民、国家、民族、文化,共党算个什么
·悼念六四,同时是悼念六十年所有死难的同胞们
·中国人再能忍,也该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了
·人民奉献,共党贪腐,什么时候是个头
·共党制造的黑幕究竟有多大
·外贸出口,引进外资,钱就这样进了贪官的口袋
·八九年六月四日,两件永远无法忘掉的事情
·温家宝不如回天津去卖煎饼粿子
·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又背上了巨额债务
·丑陋的温家宝
·习近平究竟是走向极左,还是保护权贵
·共党的超限战,其实就是耍流氓
·反极权暴政的人是英雄,该受到尊重
·经济腾飞与国破民穷
·六四英烈的鲜血,换不来共党的经济繁荣
·习近平树敌太多
·中共负债不还钱,还想打仗
·贪腐形成的中产阶层不会促成民主
·事情变化的好与坏,做决定的是人民
·国与民,孰先、孰重
·在共党暴政下的死难者的鲜血不会白流
·共党够胆撒谎,难道中国人就该生活在谎言中?
·强大辉煌之下,中国人将会第二次挨饿
·与民休养生息和公然抢劫民财
·反恐?镇压民众?还是灭亡前的疯狂?
·中国人迟早要把被枪走的钱再夺回来
·我们所爱的国家和民族正在毁灭中
·六四二十周年之所见、所闻、所想
·中国人民有足够的理由去推翻共党
·共党抢劫暴富,还债的却是中国百姓
·为了国家、民族、个人的自保,必须反共
·共党这个体制没人味
·人性、良知、和道德,是共党永远泯灭不掉的
·败象横生的中国,罪魁是共党,失控的也是共党
·打破两千多年的重复循环,建立进步的历史
·共党这个团伙究竟是一群什么东西
·习近平已为共党挖好了坟
·凭着造假和谎报,这个政权还能撑多久
·共党、中国人民,谁也忘不掉的六四
·在国际社会上享有名誉地位的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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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敢说话了,共党就没戏唱了

对于任何一位无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背井离乡、漂泊去了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凡是看到了共党的中央电视台,或共党喉舌媒体们的报道文章之类的种种宣传以后,可以说无一人不会认为共党实在是好生了得,把中国大陆管理得成了世界的典范、文明的楷模、经济的火车头,甚至还是世界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和创始者。使得不少的海外华人都热血沸腾,以为中国大陆辉煌强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上了。

   

   如果说中国人喜欢新鲜事物的话,倒不如说中国人喜欢凑热闹,好奇罢了。当然了,像佛山市发生的汽车压倒小女孩的事情,十几个过路人无动于衷、视而不见、坦然走过、绝不出手相救的中国人毕竟是少而又少。虽然嘴上可以这样说,这种冷血的中国人是少而又少,但是十几个人当中只有一位女士出手相救,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究竟是因为国家太强大、太辉煌了,因而连带着出现了人性的异化、或者是泯灭了?或者那就是中国人已经幸福得忘乎所以了,于是造成了冷血的现象?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同胞们,心知肚明这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而海外的中国人,难免就有些困惑了,不知什么原因。

   

   共党把海外的华人称作是赤子。据说每个赤子还得有颗赤子之心,这似乎还是个专利。国内民众就不配被称为赤子,而是被共党称作是分子,或者是某种人。不是别有用心分子,就是挑头闹事人;而国人民众则被称作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或者是上当受骗人。其实海外的所谓赤子们,是真正的不明真相的群体,通常是上共党的当,受共党的骗的群体。

   

   在北京地下铁的车厢里有两位四、五十岁的女士在高声的说着话。一位女士说:他的儿子最近入了党,言外之意那是饭碗有了保障。而另一位女士马上就高声地说:“嗨!现在的人都退党,哪还有入党的呢?”

   

   北京地铁的拥挤那是世界闻名的,两位女士的谈话至少半个车厢里的人都能听到。产生的效果却是:既没有人反对这种说法,也没有人拥护这种说法。人们的修养似乎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上,因为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到有丝毫的表情变化。

   

   列车在向下一站奔驰,两位女士仍在高声地继续地谈话,唯有共党这个政权被人抛在了脑后。昔日至高无上的庞然怪物,今日却成了人人都恶心,并且要极力清除掉的虱子臭虫;曾经独领风骚不可一世的共党,显然不甘心今日如此被轻贱的下场。

   

   据北京市的《京华日报》报道,共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要求所有的公务人员,凡是党员的必须在工作时间内佩戴党徽。据说颁布这项要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倒使我这个曾经充当过二十年党员干部的人感到落伍了不少。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党证、或者党徽是什么样子的,甚至因此而怀疑自己曾经加入过的不是共党,或者是假冒伪劣的冒牌共党;再不然就是做过一次不明共党真相的上当受骗人;甚至还怀疑,四十年前的毛共和现在的胡共或许是有真假的嫌疑。无论真与假,加入过一次,毕竟在自己人生中留下了一个污点。

   

   估计持有我的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中国大陆的铁路客运工作的人员,年纪轻的都佩戴着团徽上岗工作,却没有见到一位戴着党徽的工作人员。幼儿园里没有见到党旗,可是小学校里却都竖起了党旗。看起来,胡锦涛把党的工作的重点转向了主要是毒化青少年的方向上去了。因为他们小,涉世经验极少,容易上当受骗。富有几年阅历的年轻人,就不那么容易的轻易受骗了。更何况中年人了。

   

   在街头巷尾、在街芯花园或者是公园里,人们可以经常看到年轻人、中年人和五、六十岁的人聚集在一起,公开畅谈着家事、国事、天下事,和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他们直言不讳,矛头直接指向的是体制、政权和共党。人们在从容不迫的说着话,有理有据的分析,实事求是的得出问题的根源,社会矛盾的根源的出现、发展、激化的过程和原因,以及最后必将爆发革命的结果,等等。人人争着发表评论,有的激烈、有的老成持重,毫无顾忌,时常吸引着过路的人驻足参与。共党贯用的那顶反党反革命的大帽子显然是再也吓不住人了。

   

   有一位88岁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说,1949年以前,他在山东的老家是有140亩土地和7间房屋。共党来了,他父亲就成了地主,被斗死了;他在北京开了个小小的早点铺,1956年又被公私合营了。老人接着说:“说是公私合营,其实就是抢。”文革当中,这位老人还被扣上个资本家、坏分子的帽子,又是劳改、又是监督的整整十年。“共党们当然都富了。因为老百姓都被抢穷了,抢老百姓的当然就富了。”

   

   对于民间的这种自发的聚会谈论,无论是警察、还是城管,都是匆匆走过,全当是没看见,也没听见一样。我问他们,是否担心会有国安或特务们混在里面,给大家找麻烦?回答是反问式的:“你以为这些人的日子就好过吗?”

   

   对于这种普遍的不怕谈国事的民间现象,有人说这是普世价值大潮的影响;也有人解释为是中东茉莉花行动和阿拉伯人民革命的影响。可无论是受什么样的影响,人们普通的说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共党永远也无法封锁或屏蔽互联网。许多人,甚至其中不少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们,都能够说出一套他们是如何搜索信息的、如何翻墙的、如何躲过屏蔽发出信息的种种办法,语气既是平静又很自信。

   

   本人是经历过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有互联网,甚至连电话都极少。可是几十万人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发出了打倒现代秦始皇的声音。稍微读过一点书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话是“不平则鸣”。不要说朝廷昏庸、吏治腐败了,哪怕是政治不清明、或者是一项政策措施,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民间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去批评和抵制。

   

   一年十几万起的民间抗暴维权的事件,整天愁眉苦脸的胡锦涛难道会不明白,中国的大地上已经布满了干柴,天知道哪一粒火星就会引起燎原的大火呢?更何况这二、三十年共党的干部们,又哪个不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得比共党政权是更重要的呢?

   

   从北京到各省市,甚至各个县城,首先那就是一个拆、一个建。拆,是拆得乌烟瘴气;而建,是暴土扬场。抬头看青天,是灰茫茫的一片,说不清楚是雾还是灰尘;低头看路,泥泞一片,大小的机动车飞驰而过,不是溅起泥水泼向两边,就是扬起一道更大的尘土弥漫着空气。

   

   见怪不怪的人民轻描淡写地说:“这就是为了GDP”,“这是为了政绩”。也有人说,这是瞎折腾。愿意多说两句话的人就说,“多大的家底,就这么样的折腾。反正咱看出来了,不折腾到什么都没有了的地步上,也不算完。”

   

   民间的看法,与当政者们的报喜邀功,完全形成了对立。当政者们的形势一片大好,与民间的普遍感受到的生存的日益艰难,造成这个社会板块断裂。再加上人们对共党贪腐的痛恨,从而加深了朝野敌对的尖锐矛盾。

   

   显然老百姓对于强大、辉煌和GDP的兴趣不大,当然也更不会去想什么国际地位的高低问题。大家想想,三、四块钱一斤的大米、两块钱一斤的白面、五块多钱一斤的鸡蛋、二十七、八块钱一斤的羊肉,再加上三、四块钱一斤的青菜,这就足够一个普通人家、全家人去奋斗的了。

   

   《京华时报》上发表的记者调查中说,一种治疗哮喘病的药品,出厂的价是六毛钱,可是到了患者的手里是要花出十二块钱的。二十倍的出厂价是便宜的。药品普遍的售价是出厂价的六十五倍。这几十倍的中间环节的钱,那就都进了个人的口袋。一个人有病,不知多少人从中发财。

   

   老百姓们想恢复传统,多吃些窝窝头、玉米面粥以保健康。可是到市场上一问才知道,一斤玉米面的价钱是五块到六块钱。难怪有人当场就愤怒的发出了天问,“自古以来,玉米面的价钱从来都是低于大米和白面的,穷人究竟该吃什么?”

   

   此一问倒是触发了本人的一点回忆。家父始终挣着所谓的高工资,所以玉米面、地瓜面是不吃的。可是在大饥荒和文革的年代里,为了活命就什么都得吃。玉米面不过是八、九分钱一斤,地瓜一、两分钱一斤。文革以后家父恢复了正常,每天吃早点,是一碗馄饨八分到一毛钱,一个小烧饼是五分钱。本人也作了一次同样的尝试,结果是馄饨一碗八块,烧饼一个一块五。不由得我也发出了天问,“假如家父仍然活着的话,以他的百分之百的离休工资,他还吃得起这一碗馄饨加上一个烧饼的早点吗?”

   

   所谓的改革三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总结一下,不过是两点:一、是90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债;二、是接近80万亿元人民币的新钞票投入了市场。再去比较一下每年不过20万亿人民币的GDP,于是高通货膨胀率和货币的大幅贬值那就是必然的。共党喉舌们近日报道说,共党国务院打算把中国人的平均标准收入提高到人年均2,300元。

   

   记得大约是四年前,中国人年均收入是1,840元。可是四年之内物价提升了几倍,又岂是提高25%的收入能够应付得了的呢?明年的一月份退休工资要上调一百多块钱,升幅是5%。老百姓说,这不过是三斤多的羊肉钱;可是五毛们却说,今年的大白菜才两毛钱一斤。市民们马上回驳说,“去年是八毛钱一斤,今年卖两毛菜农们倒了霉。明年种的菜少了,天知道又是多少钱一斤呢?”五毛们说,“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律。”

   

   可是共党反对私有制。中国大陆根本就不是个市场经济,这只能说是一片乱象和混乱,民怨于是就沸腾了。当政者们明白,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所以从来不敢面对公众去讲清问题,于是舆论的空间就让给了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五毛们。五毛们确实也不辜负党恩,心甘情愿的替党挨骂。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新行业,挣多挣少且不去管它,反正什么人也得吃饭。

   

   经济这台戏,共党明显地是唱不下去了。崩溃破产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上,不要说胡温,就是抬出马列,也无回天之力了。但是毕竟是共党,共产主义搞砸了,就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搞砸了,就搞全民经济。反正是不敢搞市场经济。政治搞砸了,那就搞经济;经济也搞砸了,那就搞文化体制的改革。

   

   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在崩溃了的废墟上,竟然建起了亮丽的文化成就。大小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共党们忙着正在研究各省各市的精神应该是什么?计算着还剩下多少文化遗产,能卖几个钱?于是被拆建得面目皆非的北京,突然又冒出了个北京精神。

   

   共党又煞费苦心的堆砌出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这四个词,据说是可以表述北京精神的。尽管荒唐,可是也算是多少有点进步,比共党一直宣扬的共产精神要强。究竟什么是共产精神,其实共党也说不明白。凡是死了的,都反映出了共产主义精神。显然共产主义精神也搞砸了,于是就又弄出了个北京精神。

   

   从这四个表述词上看,似乎是不必人死了以后才能反映出北京精神,活人也能有精神,这就使人们放心了不少。可是既然提到了人的精神,问题也就出来了。精神这种东西是没有地方性质的和地方观念的,既不分国界、更是不在乎种族。精神是属于人的自然属性,每一位独立的个体的人,都有他自身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的思考,因而产生每一位独立个体的人的自由精神追求,那就是一种境界或者是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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