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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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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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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的无知、无能、和粮荒

本人在共党政权下活了四十年。从青年到成年,再到中年,被共党领导得身心疲惫,晕头转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止。何去何从,茫然无措,甚至退化到了对几乎任何事物的是非对错的判断上,都要到共党那里去找答案。整个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我意识,成了共党的盲从。

   从共党的这个大染缸里,重新找回做人的独立自主的人格和意识,确实花费了一些时间。读了大量的书,终于明白了什么是洗脑、极权统治、和法西斯统治的手法:就是直接、而且是无所不至地干涉每一位被统治者的精神、心灵、思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达到控制人的言论和行为;最终把人变成共党治下的行尸走肉。于是共党不但可以为所欲为,而且还永远正确。

   估计现在把共党看做是衣食父母的人不多了。但是,以共党之心为心,以共党所想而想的人,还是为数不少的。至于对共党怀有恐惧心理的正经中国人实在也寥寥无几了。共党致力打造自己的高大、权威、吓人的形象,至今已是全然无存了。毁掉这个形象的,正是共党自己。

   杀人、卖国、抢劫、贪腐、破坏,是共党一贯的所为,但却又要保持形象。于是一副赤裸裸的流氓嘴脸就彻底暴露出来了。老百姓或许会怕官,但却不会有人怕流氓。我们真的要感谢体制外的史学家们,是他们不顾共党的禁忌,埋头于浩瀚的史料中,去发现史实,证明共党是土匪团伙、卖国团伙、杀人团伙、和抢劫团伙。其实质就是一个坏事做绝的利益团伙。

   共党的确就是一个没有理念,没有原则、没有人性的只追求最大利益的团伙。内部,当然是人人都在争当老大;内斗、火拼,是这伙团伙的家常便饭。梁山伯上的108个人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可是,哪一个人没有人命债?上天有好生之德。一群双手沾满人血的人,替的是什么天?行的是什么道呢?且无论宋江吴用们是开明派,还是改革派,于国与民都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5月14日,世界维吾尔会议第四届代表大会在日本东京开幕,来自全球的120多位代表和日本、美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的国会议员们参加了大会。大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处境。

   近来,被称作是改革派的温家宝在5月13日与日本驻华大使野田佳彦举行了会谈。媒体报导说,双方在维吾尔人大会和钓鱼岛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交锋。温家宝希望日本方面要尊重关系到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系的问题,要求日本拒绝维吾尔人大会在东京举行,并对日本政府向热比娅女士发放签证表示了不满。

   野田佳彦的回应是:尖阁列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表示关注中国人权人士陈光诚的处境;同时建议召开日中两国的人权对话。从这一则新闻报道中,本人丝毫没有发现温家宝的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开明派的任何迹象。被共党几次屠杀的维吾尔人,不过就是不信共产主义,只相信古兰经,还要去清真寺做礼拜;不信共党的总书记,而是信仰真主。于是就被共党说成是反华团体、分裂势力,又污篾维吾尔人民与国际恐怖组织有密切联系。

   这一系列的罪名,共党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去证实,强行给维吾尔族人民扣上这三大个罪名,其实质不过是掩盖共党屠杀维吾尔人的事实。共党长期干涉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心灵和思想,这就是侵犯人权,逼得维吾尔人开个会都要到日本去开。于是共党又指责日本政府不该发放签证,不该让大会在东京召开。这是干涉别国内政,强迫日本政府把共党指定的敌人也必须当做敌人对待。

   联想到近期的温家宝的要平反六四的喊叫。说实话,打死我也无法相信温家宝会搞政治改革。同样是5月14日,达赖喇嘛在英国的圣保罗大教堂,被颁发邓普顿大奖,并获得该奖的110万英镑的奖金,达赖喇嘛把奖金全部捐献给了慈善机构。想必温家宝下属的外交部又是例行公事地向英国政府抗议一番。

   这和4月底达赖喇嘛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召开了第六届藏人大会,完全是异曲同工。共党的抗议永远是强烈的,但是加拿大总理仍然接见了达赖喇嘛。在国内,国人民众对共党是什么看法,国际社会就以同样的看法对待共党。曾经饱受共党阵营捣乱的国际社会,对共产政权的了解,其实是比身在共产政权下的人们更清楚。这正是符合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刚刚访问美国的梁光烈,官拜国防部长,肩膀上托着将军的军衔,担负着保家卫国的职责,统领着两百多万的军队,这在国民们的眼里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按照传统的观念,这个人也是天上的星宿转生人间,才能有如此一番的大作为。但是,也正是此人在美国的西点军校,被军校的学生们嘲笑了一番。

   事情出于梁光烈送了两百本英文的《孙武子兵法》给西点军校。一阵掌声后,不懂得藏拙之道的梁上将,发表演说:“《孙子兵法》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就是通过走了以后,再寻找战机,再去打赢战斗。”就是这句话,引发了学生们的一片笑声。西点军校的校长宁顿中将马上说:西点军校的学生们也学习《孙子兵法》。

   孙武子是春秋时期的吴国人,著有兵法十三篇,完全是战略方面的理论,而不是属于战术一类的书。<三十六计>是叙述各种战术的书,作者却不是孙武,是比孙武子晚了将近一千年的檀道济所写的。檀道济是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四国中,宋国的一位将军。“走为上”是三十六计中的一计,但并不是可以解释成为是寻找战机,再去打胜仗。而应该解释为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及时退却,以避免全军覆灭或者更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形之下,走为上计。也就是说,不要拖延时间,不要去硬拼,没有用了。及早退出战场,是上策。

   梁光烈显然是不读书,把两位相差一千年的作者所写的两本书混为一谈,岂不贻笑大方。估计这位梁将军在喊叫五千年文化时的嗓门也不会比别人低,但却读不懂中华文化的书。如果梁光烈是位普通百姓,确实无所谓。但对于一个统帅百万大军的将军来说,战略和战术都搞不清,只懂得表态服从党中央,服从胡锦涛,那么国家和人民又置于何地呢?

   有两件事我是永远不会忘的。第一件事是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一战,共党说打胜了,又是欢呼又是英雄地闹了一阵。二十多年后的1991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主动提出将珍宝岛还给中国。中国人这才知道,原来那一战打败了。

   第二件事是1979年的中越之战,又是老山英雄,又是猫耳洞英雄地闹腾了一顿,接着就又宣布胜利了。胡耀邦为此还说了一句名言:“国威军威看西南”。谁想到八十年代,西南的云南、广西两省的几个县,突然变成了越南的领土。战后的割地赔款就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打败了。

   所以在九十年代的中期,有识之士就提出,中国大陆不需要军队。原因就在于这支军队除去屠杀国人民众以外,根本不能起到保家卫国的作用。加上中国大陆已是穷得什么都没有了。因为穷,外国入侵的几率微乎其微。尽管供养这支军队的开支不大,但省下的军费,好歹可以贴补一下庞大的贫穷人口。共党却认为这是颠覆政权罪。

   十几年后的今天,军费的开支排名世界第二。国债高达九十万亿,又印出了85万亿的新钞票。维持政府的开支,其中军队占相当大的比率。那么这支军队是否比三十年前强了一点呢?梁光烈上将的这一句话,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共党体制性的全面贪腐,已经使得这支军队除去屠杀人民和贪腐黑暗以外,再无其他任何功能了。将军尚且不学无术,军官士兵们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这很正常。一个政权的末世,进入全面崩溃状态的种种迹象就是这样。政府不像政府,官员不像官员,军人不像军人,读书人不像读书人,农工商不像农工商。正是因为如此,百姓无法安生,于是才民愤四起,抗暴维权。

   共党政权到了这个地步上,已是不可救药了,又岂是温家宝说了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就可以掩盖过去的呢?何况又没有外敌入侵,不是国家兴亡的危机关头,完全没有必要以生死性命来进行表白。身为一国总经理,就做些总经理该做的工作。做好了,不会有人去夸奖,因为做好了是应该的。

   天下的工作千千万,感觉自己力不能及,就去做其他的工作。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过幸福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共党或温家宝的身上,何况像共党这种匪类团伙。六十年的经验告诉了中国人一个事实,当共党有所作为的时候,就是国家、人民遭殃的时候;当共党无所作为的时候,反而是人民能松一口气、恢复一下被共党破坏了的生活的时候。只可惜匪性不变,共党永远都在蠢蠢欲动。于是中国人遭殃的日子多,能松口气的日子却是无几。

   温家宝在3月14日公开地以生死做了一番表白,或许感动了几个人。但是,仅仅两个月后的5月13日,中科院的现代化的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预测到40年后,中国大陆的农业劳动力的需求量,将从现在的3.1亿减少到0.31亿。是否因为农业进入了现代化,以机械操做代替了人工操作,因此只需要三千万农民,就能生产出足够十几亿人口需要的农作物?这份报告中丝毫没有提到农业现代化,只是在几项指标和比率上,与几个国家做了一个比较。

   报告中,以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增加值比例的三个项目做比较。得出的结果是:2008年,中国的农业水平与英国相差150年,与美国相差108年,与韩国相差30年。同样是2008年,在农业生产率上,美国是中国的90多倍,法国和日本是中国的100倍,巴西是中国的几十倍。再根据2011年,中国大陆买进粮食一亿多吨这个事实,证明了中国大陆一半以上的人口是靠着进口粮食活着。

   一个国家的农业不能养活一国民众的生存,这无论如何都是个天大的问题。早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本人就听到中科院农业研究所的人谈到过中国大陆的农业问题。两个数字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数字是:在当时的中国,七个农业人口养活一个城镇居民;另一个数字是:在美国,是一个农业劳动力就可以养活69个非农业人口。

   后来本人去了内蒙古的东北部与吉林省交界的农村插队。那是一个200多口人的村庄,耕种着两千多亩土地,一年上缴的公粮20万斤,不过是130个非农业人口一年的口粮。后来由于工作的性质,到过华北、华中、华东、西北、东南、西南地区的不少地方,发现这些地区农业人口密度大,耕作的土地面积少,即便是一年可以两熟、三熟的地区,所能上缴的公粮都是极有限的,远不如当初插队的那个村庄。

   大饥荒的年代,我不过才十来岁,然而留下的可怕的记忆,却是终生难忘。所以至今,对于中国大陆的农业问题和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关注的两大问题。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后期,三农问题出现了,这是关系到十几亿人口吃饭的大事。

   大约是在2000年左右,共党却以自豪骄傲的口气报出了:中国大陆以占世界农民总数47%的农民,耕种着7%的世界总耕地面积,养活着22%的世界人口。2002年的统计数字是:中国大陆人口接近15亿,人均耕地面积0.8亩。农业的危机,共党却当做巨大的成就报出来,但就是绝口不提年年向世界粮食市场买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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