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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历史真相-谢强(终)

第二十五章 正义的诉求和主张
   
   我说过我要与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和“世纪书记”张玉春以及杨庄子家族统治的始作俑者和社会上的黑恶势力要一起算总帐的。也正是抱定这个信念我才能够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赖以让全家维持生存和日常生活必需的工作,同时也默默无闻地为党、为国家以及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历史已经证明:针对我们长达几十年的错误和不公正待遇问题得不到纠正和解决,自始至终都不是党和国家的政策不好,完全是因为在1980年前后,个别基层干部置党和国家拨乱反正、有错必纠的原则于不顾,他们相互勾结并串联起来倒行逆施,继续沿用“文革”的留毒残害无辜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但另一方面是谁的过错,很多令人感动的制度和原则本身的确没有错,错就错在指鹿为马的社会风气造成行政官员的麻木不仁,以及社会丧失公平后并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尽管从上到下一直在说“群众利益无小事”,但是行动中的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大家都看到了。因为“刁官”的存在也就派生出“刁民”,但很多无助的老百姓在碰壁后常常会选择沉默,从而造成一个社会稳定的假象,但实际上危机并一定在人民保持沉默的过程中就不存在了。也有一部分据理力争的人民就成了所谓的“刁民”,比如像我这样的,你不给我说法,我就会不断地向你讨要说法,因为你既然做出了承诺就有义务去兑现。

   
   当年人祸的主要制造者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险恶用心就是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这也恰恰是他的思维自始至终都陷入“文革”的狂热中无法自拔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结束以后,人祸的解决者不论是在党和国家有错必纠的拨乱反正时期还是在后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的热朝当中,他们根深蒂固的腐败政治头脑无非就是希望让受害人永世不得翻身,除了掩盖50年前其心胸狭隘的父辈陷害忠良的事实,还要让受害人一代一代的接受无休止的精神煎熬才是杨庄子村始终不给我们落实政策的真正原因和目的。这就是本人为什么在前文中把刘德栓描述成不明物种的原因,因为它不具备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情感。尽管是一个恐怖的时代把刘德栓变成了魔鬼,但另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并没有把刘德栓这一类型的恶魔改造成具有正常人类的思维。在我精神状态陷入崩溃的时候曾试图杀掉这个不仁不义的家伙,但后来从精神病医院出来后,意识到了自己错误的想法,暴力解决不了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公平和正义应该是解决一切问题所遵守的规则。
   
   当年残酷折磨并最终杀害真理卫士张志新的所有刽子手们曾遭到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的声讨,要求严惩凶手。但对张志新的死,没有哪一个人是具体的凶手,但她的死唤醒了包括众多“凶手”在内的中国人民的觉悟。在解放后的中国历史上,张志新烈士的死又是那么史无前列的悲状,为了防止她在行刑前喊口号,几个大汉,把她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然后才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而7年前林昭被枪杀的时候也只是在嘴里塞了棉团之类的东西。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谈到被害的杨德群君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被害人的气管再去处决,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他会怎么描述?
   
   如今张志新遇害已过去了33个年头,她的名字已渐渐被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淡忘,而80后的人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个张志新烈士。但是,她永远代表了这个国家所经历过的一个巨大创伤,她的精神是永恒的,如果这段历史被遗忘,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剧。就拿我们杨庄子村来说,除了权力阶层还有那个一直做着复辟美梦的刘德栓之流可能根本不知道有个什么张志新,即便是知道,他们扭曲和变态的灵魂也不会受到什么震动。张志新的血似乎并没有昭示中国权力阶层和社会公众当中一部分人的觉醒,因为现在依然是一个遍地谎言的时代。网上有人撰文解释道:“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这个结果显示了中国人不说真话的现实的、直接的原因。”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根据全文的综述以及残酷的现实状况,杨庄子曾经以女书记张玉春为代表的权力阶层的险恶用心同样已经昭然若揭。尽管执政党的高层不断地出台诸如“三个代表”,“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群众利益无小事”等等各种各样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但其效果和发挥了什么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网络中会出现一句“大官小官无官正,反腐倡廉未见行”这样的评论,是值得执政党和全国人民都应该认真思考和反省的问题。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是我的父亲、我的整个家庭因遭到卑鄙小人的陷害已经导致我们忍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精神煎熬,试想人的一生能有几个50年!!!
   
   先前的格言是不是打破了世界纪录?是不是应该将其刷新为,“君子报仇,五十年不晚”!!!即便是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得公平和正义的说法。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这不能不说在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里,它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话题。但是,我依然不会怨天尤人,我只会继续一如既往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与善良的人们共担生活的风雨,共享人生的快乐。
   
   很早以前,我的父亲也曾经为人间的不公平而伤心流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悲惨的历史已经在他的心里逐渐淡化了,到后来父亲常说的一席话也同样彰显着理性与宽容:“被人欺负也可能算是一种福,几十年过去了,我并没有被人欺负死啊,我照样活得好好的,能够学会忍辱也是一种美德,你母亲正是因为不具备这种忍辱的美德才只活了五十几岁……”
   
   我也曾经为父亲以往的懦弱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如今我已经不再反驳父亲了,他能够心平气和的健康长寿就是我当儿子的福分了,当然也是我们全家的福分。
   
   纵观全文,我们已经在理性与宽容方面作出了最大努力,从我们贫下中农的革命家庭遭人陷害算起时间跨度已经长达半个世纪,至于我们对施暴者宽容到什么程度,前文已经提到了,所以再提宽容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鉴于在过去长达半个世纪时间里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种种非人道的背景下,我们以理性的心态,具体地说还是在前文已经出现过的道理、情理、法理乃至真理范围内提出如下的政治和经济主张,应该不算是过分之举吧:
   
   一、希望党和政府的纪检部门在排除定州市某些人干扰前提下,对50年前给我们强加“富农”的直接责任人进行调查,弄清真相,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党纪、政纪责任,对已经死亡的要将其尸骨永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就像宋朝那个残害忠良的秦桧,永远受到世人的唾骂。
   
   二、希望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在排除定州市某些人干扰前提下,在由杨庄子社区群众参加的大会上依法撤销50年前由村干部强加给我们的“富农”,以恢复我们当年不仅也是贫下中农的名分,而且还是为党和国家解放事业有过贡献的革命家庭,我们是因为被人陷害才导致更大的冤案,从而彻底消除因“富农”给我们两代人以及给我们受到牵连的亲属所造成的深远和持久的不良影响。通过这一事件警示后人让历史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让人们永远生活在一个公正、平等、充满温暖和关爱的和谐社会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努力奋斗。
   
   三、希望党和政府的纪检部门在排除定州市某些人干扰前提下,对30多年前那个以黑暗的背景和极其肮脏的手段混入党内,最终成为党支部书记并统治杨庄子长达20年之久的“世纪书记”张玉春,进行调查,并同时铲除家族统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如果涉及到构成犯罪的人员应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希望党和政府的司法机关在排除定州市某些人干扰前提下,对死不改悔的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在“文革”期间打击报复、残害无辜的野蛮行径进行调查,如果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我们以合情合理的原则主张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及其追随者们共同承但一定数额的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拿出人民币1000万元医治我们两代人在长达40年时间里所遭受的精神创伤。也许有人会说1000万太过分了,但是,如果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拨乱反正时期,刘德栓有一句真诚的道歉,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一语值千金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领会的基本道理。
   
   五、希望党和政府的纪检部门在排除定州市某些人干扰前提下,对1998年王海山黑恶势力与政府官员相勾结的腐败案中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依法追究他们的党纪、政纪责任,如果构成犯罪应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希望党和政府的纪检部门对1998年夏季河北电视台来定州采访时的那两个丧失职业道德的记者把那份郑重签着谢强名字的新闻稿件交到黑恶势力头目王海山手里的过程进行调查,依法追究其相应的责任,如果涉及渎职或受贿犯罪应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希望党和政府的职能部门在排除定州市某些人干扰前提下,对腐败案中的王海山、赵颜某等4户受易者所侵占的公共用地依法进行追究和处罚,同时拆除其在当年拆除线以外的所有不法建筑,恢复公共道路的安全和通畅。在此郑重声明一下:拆除线以外,国家已经在当年就支付了3-5倍的赔偿金和安置费,因为在杨庄子村涉及的拆迁户只有这几家,国家有关部门是直接将钱款分文不交到这些人手上的,根本不存在针对拆迁户的地方截留和其它不合理问题。
   
   另外,我们只想要回我们自己的血汗钱和我们付出劳动所产生的属我们于自己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管它有多么漂亮的外表和多么昂贵的身价,我们都一律不稀罕。
   
   由“富农”原因和那个前革委会主任在“文革”时期以及杨庄子村基层领导在1980年前后落实政策时期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提出以下赔偿要求:
   
   一、1964年我们盖新房的时候,因“富农”原因罚款50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加上利息一并退还我们。
   
   二、从我家院落刨走的12棵树苗(杨庄子村已在1982年赔款240元,不再追究)。
   
   三、1968-1978年间,以付出10年劳动被生产队扣除的那笔600元罚款,按可比价格计算,加上利息一并退还我们。
   
   四、九分宅基地退还我们并恢复其原状,其上10棵成材青皮杨树适当折价后,以现金方式赔偿我们。
   
   五、在1968年被毁的那块400多棵树木的林地,按我们50%的所有权,200棵成材树木折价赔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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