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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历史真相-谢强(7)

第二十一章 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来信了
   
   1993年10月15日,位于奥斯陆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非国大主席曼德拉和南非总统德·克勒克。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因为这其中不仅同样透露出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巨大进步,而且还同样彰显着人性的光辉。
   
   德·克勒克做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最后的一任白人总统,以其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在1990年2月10日做出了释放在狱中已经关押长达27年的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废止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人口登录法》和《原住民土地法》等带有种族歧视的相关法规,从此南非进入了一个种族平等和文明、民主、进步的新时代。

   
   一直默默承受着心理创伤而生活在逆境中的我,为南非人民终于摆脱苦难生活的束缚感到由衷的高兴。也为曼德拉博大的胸襟和宽宏的精神所感染,他曾以“企图暴力推翻政府罪”被判终身监禁,而那些残酷虐待了他27年的白人该会是多么的无地自容啊。曼德拉曾经解释说,自己年轻时脾气暴躁,正是在狱中学会了控制情绪才活了下来。他的牢狱岁月使他学会了如何处理自己遭遇的苦难,感恩与宽容经常是源自于痛苦与磨难。试想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27年啊,曼德拉与命运之神顽强抗争的精神也同样给了我曾经脆弱的精神世界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到1994年春节过后,我终于腾出手来在德·克勒克总统即将离任之际,以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身份用英文写了一封信寄到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的总统府,对德·克勒克的伟大壮举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德·克勒克为解除南非广大黑人的苦难生活,为推动民族和解以及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信中我表达了中国人民与南非人民一道共同维护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美好愿望,并做为一名集邮工作者同时表达了与南非同行之间进行集邮领域里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想法。
   
   大概过了一个月时间,我收到了来自南非比勒陀利亚的一个大信封,那是一个印有英文和南非荷兰文的公函信封。打开一看除了德·克勒克总统的信还有一张他亲笔签名的彩色照片,另外还发现有南非官方邮政印发的介绍南非邮票的精美画册,里面还有集邮机构的地址名录。
   
   信的内容简明扼要,德·克勒克总统在信中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以及进一步发展非中两国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并鼓励我为推动两国民间文化领域的交流做出努力。
   
   作为一种荣誉,我首先将德·克勒克总统亲笔签名的照片小心翼翼地镶在一个镜框里挂在墙上,让我的父亲、我的妻子与我的两个孩子共同分享我的快乐。
   
   随后我还把与德·克勒克总统通信的事告诉了荷兰朋友迪克·德·博依也让他与我共享快乐。
   
   这个时候我越来越感觉到对中国邮票的炒作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邮市不能等同于股市,一味的对邮票进行炒作就大大偏离了集邮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我也根本没有资金投入邮市进行炒作啊,仅有的那点钱全压在中国邮票上,到后来吃饭都快成问题了。博依随建议我放弃中国邮票而弄一个世界专题集邮社,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后来,是我的朋友博依寄来世界各国的邮票帮我初步建起一个专题集邮社,并为纪念他北京一个已故好友的名字金华而命名为“河北金华专题集邮社”。后来这个名称在中国最大的集邮刊物《集邮》杂志上做广告还引发了一点小麻烦。因为浙江有个金华市,人家金华市的集邮协会不干了,给我打来电话,虽然我说“金华”是朋友的名字,但他们依然坚持要我选用其它的名称。就这样我干脆就用自己的名字应该不会再妨害到谁了吧,于“河北谢强专题集邮社”的名称一直延用至今。
   
   我从德·克勒克总统寄来的集邮宣传册上筛选那些南非的邮商名录,并试着分别给他们发函寻求用中国邮票交换南非邮票的可能性。最后联系上了一家规模较大的邮商并用手上现有的中国邮票换回了包括南非及其周边的莱索托、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好几个国家的邮票。
   
   1995年前后在我刚刚开始的时候真是举步维艰,手上弄的这么多外国邮票卖给谁呢。当时从集邮报刊上了解到全国有集邮爱好者2000万人,但真正购买外国邮票用于集邮展览而编组集邮作品的人占不到总集邮人数的5%。我只好先到本地的中学去推销我的外国邮票,但这些学生的集邮意识非常浅薄,只有那些廉价盖销邮票能卖出一些,好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市场。
   
   有一次去我的母校定州中学摆摊,还差点被学校的管理者暴打一顿,人家有规定不让在校园内摆摊。管理学校的是雇来的一对父子,两个人都是一副凶恶的样子。毕竟这里是我的母校,正是10年前我怀着无限的留恋在无奈和痛苦中离开了这所学校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最后我祈求他们让我在校门口摆上几本集邮册依然遭到拒绝,那个20来岁的儿子把我的集邮册扔到了马路上不算,还打了我几拳。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来过定州中学,只在其它中学的门口等到放学的时候推销邮票,有时还在车站邮局门前摆难宣传集邮、出售邮票。
   
   我妻子是个通情达理的贤慧媳妇,得知我30岁的人了还被人追打,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到外边兜售邮票了。我们也可以像其他邮商进行函购业务,于是她从娘家哥哥那里借来3000块钱率先在家里安装了电话,随后妻子与我一起来到北京的月坛邮市出手了一批中国邮票用收回的钱在集邮报刊上广泛的进行专题集邮的广告宣传。
   
   随后山东青岛的一位名叫陈相忠的收藏爱好者出价30块钱就把德·克勒克总统的签名照片连同那个信封一并从我手里买走了。现在感到追悔莫及,如果还能找到那个买家而且东西还在的话我愿意花更多的钱把它赎回来。因为当时条件下,我一度面临着债台高筑,不但饭碗成了问题,就连每个月的电话费甚至都没有着落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而为之。
   
   到后来很长一个时期里,随着广告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继而才赢得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专题集邮客户,终于稍稍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最初赚取的钱全部用在了广告宣传上,并一直在摸索和探讨中才一步步走向了成功的彼岸。
   
   但是,事业上的成功并不等于心理上的阴影就可以自然抹掉,只有当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时候,才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才能真正算得上是生活中的强者。
   
   只有澄清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才能够让人民享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权,从而也才能够有效的避免人类历史上践踏人权的事件再次发生。
   
   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就像当年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一样,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以及维护和保障人权的深远意义。
   
   第二十二章 人类历史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永远不能再重演
   
   因1963年发生在华北地区的特大洪水冲毁了家园,到1964年我们家随同村里其它农户盖新房的时候,我们竟然被村里罚款50元,原因是“富农”要与贫下中农区别对待。一家人那时候都被震惊地缓不过神儿来,土改的时候就定成了中农,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富农”了。村干部们都说,实际上你们1956年从西关北街搬回来以后就是“富农”了,那是人家那边给介绍过来的。
   
   有关那2个起关键作用的村干部是如何在1956年暗地里给我们扣上“富农”帽子的,已经在第二章中做了详尽的讲述,在此不再赘述。
   
   就在1964年当家里发现被人弄成“富农”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申诉了。那时候的申诉可以说是让我父母把腿都要快跑断了,首先要杨庄子的村干部拿出人家介绍“富农”的证明文件,但他们根本就拿不出来,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把嘴一歪随口而出的谎言。西关北街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介绍“富农”到杨庄子村的那回事儿,随后就是两村之间的互相推诿。我们去找派出所查档案可没有村里的介绍信被人家严词拒绝。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的社会还没有身份证这一说,再加上处于那种历史背景下,人家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没有村里的介绍信哪能随便给人查档案啊,政治责任谁来承担。
   
   那个时候才真是应验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随着村干部们广泛对外传播我们是“富农”的有关情况,整个村子也都知道我们是从西关北街搬过来的“富农”,就这样假的东西经过更多村干部的如法泡制也就变成了“真的”。声势造出去了,我们那才真叫跳进黄河洗不清,全身是嘴也说不清了。这就叫做残酷的历史现实。
   
   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背景下,我们不管到哪个部门去申诉,人家都会像躲避瘟疫一样赶紧把我们打发走,生怕落下个与阶级敌人有牵连的把柄。
   
   而到了“文革”时期除了父母无端地遭到揪斗,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之外,我们全家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只许老老实,不许乱说乱动”的现实。
   
   “文革”结束以后,村里不但没有给我们落实政策、恢复名誉,那个女党支部书记张玉春甚至依旧拿“富农”向我们说事儿,不断地威胁我们。但我们通过私人关系终于从派出所户籍中查到了我们家原本就是“中农”的原始档案。
   
   多么可悲可叹一段历史啊。尽管我们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但我们同样是堂堂正正的人啊,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情,从道义上和良心上也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换句老百姓的话来说,我们即没有招谁也没有惹谁,“富农”的帽子却从天而降,由此给一个无辜家庭的两代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带来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都无法承受的灾难性后果。
   
   我不得不无奈地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我父亲在解放战争中为国捐躯了,也就不会因回家种树而惹下长达半个世纪的灾难。常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父亲在为党和国家的解放事业中有幸活下来,却没有给他自己也没给家人带来任何福祉,反倒是让全家人先后遭受长达半个世纪的煎熬。
   
   所有发生的一切,到底是谁的过错?我要质问苍天,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谁的过错!!!
   
   我母亲一生为人正直,父亲老实本分,难道说这就是我们应该受人欺负的理由吗?这就是那些基层干部丧心病狂的践踏人权的依据吗?
   
   难道说“文革根子”刘德栓和那个丧失党性、泯灭人性的女党支部书记张玉春不该为他们的所做所为付出历史的代价吗?
   
   那2个制造“富农”的村干部,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相继离世了,难道不应该把他们的尸骨挖出来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他们陷害忠良的事实,不应该受到爱好正义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唾骂吗?
   
   30年前的党中央提出了有错必纠的原则,包括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甚至追溯到红军时期的冤假错案都得以平反昭雪。按民间的说法“冤有头,债有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所体现出的同样是一个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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