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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历史真相-谢强(4)


   
   第十章 拨乱反正时期没有给我们平反
   
   “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黎明前的那道曙光。满以为冬去春来,好日子就可以开始了。然而,我们所企盼的公正仅仅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愿望,而这个愿望直到快30年后的今天依然还没有能够实现。

   
   我们最早找到了“文革”后官复原职的党支部书记黄立虎,要求平反。他依旧说“富农”是西关北街介绍过来的,下来肯定得有个说法,解决历史问题。但是他始终不肯亲手给我们解决问题,而是不断推脱,说他已经不管事了很快就要退下来,让新上任的给我们解决问题,一直就这样拖着,不久新上任的女书记张玉春果然接替了黄立虎的职务。
   
   到了1979年我们又向原定县政府有关部门申诉历史问题,以求讨回公道。县里的答复是:各村都要成立落实政策小组,要我们回家等着。
   
   的确,杨庄子村成立了以高中海为组长的落实政策小组。在处理我们的冤案方面依然没有进展,但做为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我们当时并没有搞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还是以不了了之收场。在当时条件下,我们所要求的各项主张并不高,远远低于当时国家所制定的落实政策的相关规定。对于政治上所遭受的不白之冤以及人身损害方面,我们甚至没有提出平反的主张,我们只想让生产队把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还给我们。
   
   我们全家也没有报怨“文革”时期的当事人刘德栓。我们心平气和的找到刘德栓,只是希望他协助我们把属于我们家的东西从生产队要回来。
   
   但是刘德栓的做法真的让人匪夷所思,他在这个问题上俨然就是一个“文革”英雄的化身,他面对我们依然是一种耀武扬威、高高在上的姿态而且用一种蔑视和极端傲慢的口气说他“文革”时期针对我们家所做的那些事儿是在“维护集体的利益”,让我们随便到哪里去告他都行,打官司的话,村里给他报销一切费用……
   
   “文革”当事人的倒行逆施,还有那个当年给我们制造“富农”原治保主任胡栏树的儿子胡庆山也已经在村基层政府里头做事了,只是个名气还不太大的村官儿,加上母亲曾得罪了现任书记张玉春所造成的后果,落实政策无望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党和国家制定的有错必纠、光明磊落的原则在这些人的眼里竟然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我父亲向来健康的身体还为此大病了一场,丧失劳动能力达半年,还花去了大笔医药费。就在父亲的病情刚有好转的时候,我母亲也随 之病魔缠身,就在这个时候,村里的落实政策小组在没有实质性工作成果的情况下,做出总计赔偿我家240块钱之后,便草草收场。后来才知道这240块钱仅是从我家里刨走的那12棵树苗的赔款,而恰恰是这12颗由我父亲自己培育的树苗让刘德栓罚了我家600块钱,一家人白白为生产队付出了长达10年的劳动以及无端没收宅基地和那个被毁的50%林地所有权等关键性问题,均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即使这区区240块钱,在我母亲病情加重之时,村里也依然赖着不给。因为在过去的20几年间,一家人都是在母亲那边的直系亲属接济下活过来的,况且当初盖房等工程还欠下了人家大笔的钱款,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好再向亲戚借钱,母亲的病在无法确诊的情况下只能保守的治疗。后来是在夏庄子村的张氏朋友资助路费的情况下才得以把我母亲送到北京,住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接受全面的检查和治疗,但随后医院宣布母亲的病为绝症。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的二舅替我们支付了住院期间的全部费用之后,我们带着病重的母亲无奈地离开了北京回到家里。
   
   一场大雪过后的1982 年农历11月初3,我饱经磨难的母亲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世,终年58岁,这时在村里好心人的协助下,经杨庄子第五生产队队长陈国堂同意,终于给了我们那240块钱,正是用这点钱以极其简单和低调的方式在村里好心人的帮助下才安葬了母亲。
   
   第十一章 精神错乱中的复仇与崇高理想的破灭
   
   但即便是遭受一系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我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父亲依然倡导我们保持最大的克制,要我们相信党和国家最终会给我们一个说法的。
   
   那个时期,我本人在定县第一中学(后改为定州中学)读高中。那是1981年从全县200名成绩最好的学生中组建的第一个三年制高中。这个时候父母更是企盼我将来成才,为国家多做贡献,以此来扭转杨庄子村曾经对我们不公正的待遇。在这种背景下,当我跨进高中的第一天起就立下了将来做一名新闻记者的崇高理想。当时的这个崇高的理想首先是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另一方面就是只有自己当了记者以后才能有机会把父母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公之于众,到底是谁的过错好让大家有个公正的评判。
   
   据后来了解,这一届特招的毕业生当年95%以上都升入大学并成就了事业。
   
   入学的第一年,担认我们班主人的是教化学的任其志老师,他40岁出头的样子,显得健康、有活力的高大身材,长方形的脸庞,浓眉大眼,还有一副眼镜没有见他摘下过,总体印象是一位学者的风度。他常住在学校里,有时回乡下的家看看,有好几次我与任老师在路上相遇,这才知道他的家就在与我们相邻的塔宣村。
   
   因为我心理上受到过严重创伤,有时精神上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我曾一度提出退学的要求没有获准,后来就干脆呆在家里不到学校去了。事情发生在1982年的夏天,这个时候我母亲正在北京治病,我专程去北京看望了母亲,她已经骨瘦如柴,说话也吃力。母亲告诉我,她的病是胃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我不要挂念。我只在北京呆了两天就返回了家里,把情况告诉了我的大姐,随后大姐和大姐夫决定择日去北京把母亲接回来。
   
   此间我也决定不想上学了。
   
   任老师派了大概有6名与我关系较为密切的同学到我家里做我的工作,动员我回学校上课,同学中有后来到上海工作的黄军雄,有到定州市工商局工作并与我保持交往的孙会坡,其他都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当时,我父亲在家中一个闲置的院子里养了大量兔子,大大小小估计有50只左右,这些兔子在一个开阔的院落里自由生活,主要食物是父亲弄来的野草和树叶,没有兔舍,它们随处打洞穴居,洞口周边还长了杂草,被兔子吃掉了叶子,同学们都感到很好奇,常言说兔子不吃窝边草。
   
   除去“文化大革命”被刘德栓没收的9分宅院,我们还有总共约2亩的宅基,同学们见这么大的面积只有我们父子二人,觉得不免有点凄凉的景象。
   
   经过同学们的开导和劝说,我最终返回学校上课了。
   
   像执政党拨乱反正、有错必纠原则下没有给我们平反的问题,还有张志新“反革命”一案的历史真相暴光后,联想到我们一家的遭遇,甚至让我感到恐怖的震撼。我的同桌同学叫黄军雄,来自行邑镇,他家庭出身也是曾经是富农,我们时常探讨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我母亲病情危重之时,他来过我家,所以对这位同学印象很深。后来他转学到李亲古中学后就失去了联系,在我离开学校多年以后经多方打听得知他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工作。
   
   我的班主任刘老教我们历史课,他曾经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安慰和物质上的帮助。
   
   刘老师当初的生活条件并不好,离婚后他的爱人回了北京,仅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带着2个与我岁数稍小一些的孩子生活,为了安抚我受到伤害的心灵,有一段时间,他曾让我搬到他的家里与他们一起吃住。
   
   有一天,班干部交给我10块钱,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当时的10块钱对一个学生不是小数目,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才收取9块钱。看到我疑惑的样子,这位班干部忙解释说:“这是刘老师给你办的助学金,每月5块,这是2个月的一起给你。”实际上我并没有申请过要助学金的事,完全是老师自己决定发给我的,这让我心里特别感动。尽管每月只有5块,但那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多的钱了,因为那时候花五块八就可买到如今需要好五十块钱才能买到的《现代汉词词典》,我还用助学金中的钱花两块四买下了一本近800页厚的《世界近代史》等很多书籍。
   
   后来老师动员我写入团申请书,经过思考还是婉言谢绝了老师的一片好意。高中刚入学的时候,我信仰了共产主义,但通过观察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又让我成为一个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加入相关的组织。
   
   当时为了报答老师的恩情我把三姐夫给我的一本1949年至“文革”时期发行的信销邮票送给了老师喜欢集邮的儿子。当时我姐夫说那些邮票最多才值50块钱,但不管怎样礼轻情谊重,我实在拿不出别的什么东西来报答老师给我的关怀和恩情。
   
   直到1989年在我失魂落魄的生活状态稍有改善以后,我才想起来去定州中学看望我的恩师。但是没有找到,经多方打听才了解到刘老师已在几年前搬回了北京,在大兴师范学校教书。我随即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当天夜里就首先赶到了北京理工大学,在多年不见的二舅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二舅在询问了我的生活和婚姻状况后,再一次塞给我500块钱并鼓励我一定要坚强地好好生活。随后表妹帮我买了一些礼品并在她的指点下,我迫不急待地辗转登上了开往大兴县的班车。
   
   终于在当天见到了恩师,寒暄过后,当老师问及我的生活状况时,我感觉无言以对,我真得不能把我那些曾经生不如死的经历告诉老师,那同样会让老师感到更大的失落和伤心,况且当初刘老师曾对我升入一所好的大学报有那么高的期望。我只能唯心给老师说自己混的还不错,在家里开办养殖场收入挺丰厚,已经在几年前结婚,儿子也好几岁了。
   
   临别的时候老师同样送给我了一些邮票做纪念,其中有几枚邮票是我当年送给他儿子的。
   
   就这样几枚小小的邮票同样见证了我们当年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
   
   家庭的不幸遭遇,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早在多少年之前就已经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和巨大的精神创伤。在我复读初中和整个高中阶段我的心理问题相当严重,精神状态时好时坏,但这些并没有引起父母足够的认识,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有看心理医生这一说。在我精神状态不佳的时候就回到家里静养随意吃一些安定类的药物,在这种精神状况反复无常的背景下,仍然以优异成绩考入定县第一中学读高中。
   
   进入高中后心理问题进一步向严重的方向发展,很多作文都是以偏激的语言写成的,在我的记忆里高中阶段的作文从未得过好成绩,为此老师还曾多次找我谈话。另外在高中阶段政治思想上也不求上进了,我甚至拒绝了学校要我加入共青团的一片好意。到高中的最后阶段,那个女书记张玉春和革委会主任刘德栓魔鬼般的影子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到最后尽管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心态,但是在心灵深处埋藏已久的仇恨的岩浆最终还是喷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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