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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历史真相-谢强(3)


   
    第六章 家乡的小学与索命的传单
   
    但是父母知道将来要读高中、上大学首先还要升入初中才行啊,不进学校怎么办呢?

   
    随着“文革”后期的政治风波越来越小,人们似乎对“人整人”的作法也感到厌倦了。在这种背景下,父亲找到了团结村小学的校长求情并介绍了我的情况。那个时候正是批林批孔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的时期,学校依然是由贫下中农来管理,校长虽说不识字,但对我们的遭遇还是很同情,就收留并安排我进三年级学习。很快我就融入到这个新的班集体中,因为学习成绩出色,总是受到老师的表扬。
   
    没多久一首儿童歌曲不论在村中高音喇叭里还是在学校就广泛传唱开了,歌词主要内容是“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对于像“克已复礼”、“复辟”这样的词汇当时对于才10来岁的我还无法真正理解它们的涵义,只觉得大家都在批判那一定就是指不好的东西。在学校组织的批林批孔节目表演中,老师还让我与同学一道演出了快板书,内容至今记忆犹新:“驴粪蛋,马粪球;林彪是个修头头;反马列,信孔孟;投奔苏修当走狗……”
   
    但是做为一个小孩子的我,在政治上受到的歧视依然存地,这表现在最初还不能加入红小兵,也就无法像其他同学胸前佩戴红领巾。学校组织政治方面的讨论会都要把我与四类分子的孩子们留下来,不让参加,甚至到清明节的时候,学校组织给烈士扫墓都不让我们参加。学校对我本人最大的一次政治迫害发生在1975年4月蒋介石病逝以后的当年夏天,就是台湾当局大规模向大陆投放气球传单的那一时期。一张小小的国民党传单差点要了我的性命,所以直到现在每当想起当时那种可恶小传单的时候,仍心有余悸。
   
    这一时期好像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那一套不时兴了,团结村小学来了一位有文化的新校长。
   
    那时候学校曾停课一天,校长发动全校的几百名师生外出捡拾从台湾飘过来的那种像邮票大小的传单,当然把我这个“富农”子弟与几个四类分子的孩子留在学校里,不让参加,记得那天校长宣布总共捡到了80多张传单。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开始找我谈话,问我怎么一张也没有交上来,他们认定是我把传单都藏起来了。不知道学校方面从什么渠道了解到我有个身份不明的舅舅在台湾的情况,他们便以此大做文章,他们要求我必须老老实实的交待问题,校长说,“你们家本来就是‘富农’再加上你们还有台湾的亲戚,这问题就相当严重了。你家大人与台湾暗地里有什么来往,是否藏有秘密电台,从你的反常举动中我们断定你说不准也有问题,同在你们铁路西的陈立同学已经交上了3张而你一张也交不上来怎么解释。”
   
    我那个时候也只有11岁的样子,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在说些什么。我只知道父亲整天下地干农活,空闲时在铁路下边开荒种点什么庄稼,还在铁路斜坡上种些豆类的东西,母亲除了下地干活,就是在家里纺线、织布,还给我们做饭。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电台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只如实告诉他们说家里有一台不用电池的大收音机,从我记事儿就一直放在桌子上,妈妈说是在北京工作的二舅给买的,因为在台湾的大舅几十年了都生死不明,大舅不可能给我们买收音机,再说与台湾也无法来往啊。
   
    校长对我说的那些不置可否,接下来就说要停我的课,交不上传单就不要来上学了,当天就打发我回家拿传单。我回到家里不敢把学校发生的那些事情告诉父母,怕他们着急上火,我便向父母谎称因老师们开会要放几天假。我偷着问三姐下地打草时是否看到过那种像邮票的东西,没想到姐姐说有一张,我高兴的一下子就蹦了起来。我如获至宝把传单拿在手里仔细瞧了瞧,终于看清了正面是蒋介石的像,背面是繁体汉字“向大陆人民问好”之类的一句什么话我记不清了。我告诉三姐我要拿这张传单交给校长,没想到我话还没说完,只见三姐一下子就把传单夺过去撕了个粉碎,并以训斥的口气冲我说道,“这种东西拿出去给人看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你还敢给校长,会惹大祸的。”
   
    好不容易抓到的这根救命稻草就这样让三姐给弄断了,我一时急的大哭起来,然后才把学校逼着我回家拿传单的事情讲给了姐姐听,这一下姐姐也对刚才的鲁莽举动追悔莫及,姐弟俩无奈地抱头痛哭起来。之后姐姐安慰我,说会继续帮我在地里寻找,我拿不到传单也无法到学校去了,急得我整天也泡在庄稼地里找传单,接连两天过去了,依然连个传单的影子也见不到。
   
    第三天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依然漫无目的,四处游荡着找传单,不知不觉中就穿过了小铁路走到了前进村(就是现在夏庄子村)冷冻厂后边的大水塘附近,这个水塘是专供冷冻厂排废水用的,比学校的操场还大,以前听人说有一房多深,淹死人事儿时常发生,由其是“文革”闹得最凶的那段时间里,有些经不注折磨人经常来这里往下一跳来了断人生。
   
    这个时候已临近中午时分,夏日里的阳光把我晒得满头大汗,感到又累又饿,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来到了水塘边上,看到有人在水里悠闲自得的游泳嬉戏,看人家无忧无虑的样子,我不由得感到伤心起来,好几天了我还没有捡到传单,而捡不到传单就不能上学,不能上学就没有出路,将来怎么给父母申冤啊,即然别人可以往下一跳了断人生,我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一个可怕的念头已经在我还清醒的头脑里在不断的闪现……
   
    时间也不知过了多久,只感到眼前一黑就一头栽到了水塘里,水的冲击让我的头脑又清醒起来,我心里默默地重复着一句话:“爸爸、妈妈,你们不孝的儿子实在对不起你们了,我只能下辈子再做你们的儿子来给你们申冤了。”我的口鼻已经呛了很多水,两只手还在水里不断地挣扎……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躺在一户人家的坑上,脑子逐渐有点清醒的意识,难道自己真得没有死啊,是不是做了一场噩梦。我心里这样想着,眼睛也看清楚了这里的环境,那正是父母在夏庄子村的一户蒋姓朋友的家里,这一家就住在水塘的西侧,因为我跟着母亲好几次来过这户人家串门,我也知道这是一户与我们有着相同遭遇的不幸家庭,母亲几年前还做媒让蒋家大女儿嫁到了我大姐所在的新兴庄村,我还跟着母亲一同吃酒席了呢。蒋大妈慈祥的面孔在冲着我微笑,嘴里还不断地在责怪我,“傻孩子啊,你妈给你起了个铁蛋的小名就是希望你坚强啊,你怎么就不替你的父母着想啊,他们把你看做心肝宝贝,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不就是等于要你父母的命啊。”
   
    蒋大伯和蒋家两个大哥哥也站在一旁注视着我,我心里明白一定是他们把我救起来的,我没有说话只是用充满泪水的眼睛带着一种无限感恩的眼神久久地凝视着他们,生怕他们离开我。就在这时候,蒋家小儿子也放学回来了,他只比我大2岁。
   
    实际上我们两家的距离不足2华里,就隔着个小铁路,这条地方窄轨铁路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修建的,从定县火车站附近通到曲阳县的灵山镇,全长有60公里,主要用来运送灵山那边出产的煤炭还有两县交界处我外公所在的孟家庄村附近的建筑沙土。
   
    蒋家人怕我的父母着急,就赶紧吩咐那个小哥哥要一路小跑着穿过小铁路到我家报信,并再三叮嘱不要向我的父母提起我落水的事情,就说铁蛋儿愿意在哥哥家里住一天,让他们都放心。
   
    第二天早晨吃过饭以后,蒋家大伯和大哥哥就带着我先回家拿上书包,我心里还有点不踏实就又叫上我大伯家的三堂哥给我壮胆,我们便一起来到团结村小学找校长理论。他们把那个有文化的校长狠狠地数落了一通,“你做为校长怎么就把一个孩子逼上绝路,你把他逼的走投无路后跳水塘了你知道不?你们要的那种传单他也确实没有捡到,你们也不想想他要是捡到了留着那东西有什么用,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个孩子,他还不懂政治,至于他父母有什么问题与这个孩子无关,希望你们学校方面不要把这个孩子也扯进来而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那个校长可能也觉得理亏,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找过我的麻烦。而且经过校长特许,到后来我竟然做为“富农”子弟还如愿地戴上了红领巾,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先烈的鲜血染红的。由于学习上努力刻苦,学习成绩一直排在班上的第一名,这让老师都感到有点嫉妒,因为老师的女儿与我同桌,学习成绩挺糟糕。后来老师还让我担任了班长,我还多次获得三好学生,不知有多少次拿着奖状回家给父母报喜,后来在墙上共贴了多少张奖状也记不清了。
   
    到后来父母还是知道了我因交不上传单而在夏庄村的水塘里出了事,按母亲的性格还要找学校要个说法呢,因事情已经得到解决况且我用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很多政治上的荣誉,家里人已经很满足了,母亲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一切,并为失而复得的儿子感到由衷的宽慰。随后母亲到商店里买了好多礼品送到了蒋家人那里,以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在这一时期里,学校真正用在教学上的时间并不多,而我的印象中各种政治活动可能要占用大半的时间。批林批孔运动好像前后折腾了有一年时间,学生很多时候被用在开会、游行上边,还要学生们画林彪和孔老二的漫画,看谁画得有创意、看谁把他之间的联系描绘的更贴切就会获得学习用具方面的奖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到1975年的时候又来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到底谁是谁非,做为一名小学生的我依然无法判定,因为我无法获取真实的信息来源,只是听到广播里和电视上人家怎么说咱们就跟着怎么做。顺便说明一下,那个时候位于团结村的企事业单位已经有了黑白电视机,我们经常在晚上找地方看电视。这一时期学校用在政治方面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从前,组织到街上参加大规模游行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批邓”大会也一个接着一个。有一次文艺部门在团结村小学演出“批邓”的节目中,有一个山东快书叫做《一锅黑》至今印象深刻。内容是说邓小平走资本主义死不改悔铁了心,满脑子都是黑东西,还说黑肝、黑肺满肚子黑什么的。
   
    当时我心里就有一种不是滋味的感受,邓小平当真就像他们说的那么黑吗?我回到家里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想听听她的看法。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还小,还不太懂得人情事理,反正你妈认定文化大革命就是不想让好人活的运动,邓小平也不一定就是坏人,也可能邓小平的做法就是想让更多的好人能活下去,将来谁是谁非也可能我这辈子看不到了,想信你应该能看到。”没有文化的母亲在当时条件下能说出这样的话,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朴实无华而却又透露出真理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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