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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清朝滅亡:曾國藩和幕僚秘談錄

來源: 南方週末
   
   1867年六月,趙烈文在與曾國藩談話時預言:不出50年,清朝必亡。44年後,清朝果然土崩瓦解,接踵而來的混亂局面,也為趙烈文所言中:“必先根本顛僕,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從現存的文獻資料來看,趙烈文大概是第一個準確地做出這種預見的人。
   
   1865年,撚軍在山東擊斃僧格林沁後,清廷大為震動,急調曾國藩督師北討。曾國藩北上時,他的心腹幕僚趙烈文(字惠甫)一直送到江都北邊的邵伯鎮才返回。在這一個多星期裏,兩人的關係翻開了新的一頁:經不住趙烈文的請求,曾國藩答應收下這個弟子,並在邵伯鎮寫下一幅四百多字的橫幅,送給這位心愛的門生。

   
    有了師生名分,當同治六年(1867)兩人再次聚首金陵,趙烈文第三次進入曾國藩幕府後,幾乎無日不長談,無話不可言。在曾國藩日記中,也幾乎每天都記下了“至惠甫處一坐”“與惠甫久談”之類文字,有時一天要聚談數次之多,幾乎沒有白天黑夜之分。
   
    他們兩人最重要一次談話發生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在這次談話中,趙烈文發出了石破天驚的預言: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
   
    從現存的文獻資料來看,趙烈文大概是第一個準確地做出這種預見的人。
   
   “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天黑後,曾國藩到趙烈文處聊天,憂心忡忡地說:“得京中來人所說,雲都門(京城)氣象甚惡(形勢不好),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烈文回答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勢必會形成分裂割據的局面)。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指中央政府先垮臺),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趙烈文自稱)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僕,而後方州(指各省)無主,人自為政(地方割據),殆不出五十年矣。”
   
   聽了趙烈文這番石破天驚的談話,曾國藩立刻眉頭緊鎖,沉思半天才說:“然則當南遷乎?”顯然,他不完全同意趙烈文的觀點,認為清王朝不可能完全被推翻,頂多發生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過的政權南遷後南北分治、維持“半壁江山”的局面。對此,趙烈文明確回答說:“恐遂陸沉(指亡國),未必能效晉、宋也。”他認為清政府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南遷後還能苟延殘喘百餘年,恐將徹底滅亡。
   
    趙烈文雖然回答得十分堅定,但曾國藩還是不能完全認同他的說法:“本朝君德正(皇上德行純正),或不至此。”趙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受報答)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
   
   趙烈文的回答,實際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明朝滅亡後,清軍因吳三桂沖冠一怒大開城門而入關,所以“創業太易”“有天下者太巧”;入關後為震懾漢人而大開殺戒,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誅戮太重”。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殘暴性這兩點,決定了它的統治缺乏道德“合法性”。雖然清王朝後來的君王“君德”比較“純正”,但善與惡並不能相互掩蓋和彌補。何況“天道”已經給了清王朝十分豐厚的回報,給他們帶來過文治武功都卓越的“康乾盛世”,因此這些後來君王們的“德澤”,既不能抵消清王朝開國時的慘無人道,也不能成為後繼者享用不盡的政治老本和天然倚靠,更不足以補償其統治合法性的嚴重匱缺。
   
    趙烈文這麼一說,曾國藩才真正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也預感到了清王朝正面臨滅頂之災。他沒有繼續反駁,而是在沉默良久之後表示了默認,頗為無奈地說:“吾日夜望死(希望自己快點死掉),憂見宗祏(指朝廷)之隕,君輩得毋以為戲論(開玩笑)。”
   
   趙烈文安慰曾國藩說:“如師身份,雖善謔,何至以此為戲。然生死命定,不可冀求,樂死之與幸生,相去無幾。且師亦當為遺民計,有師一日,民可苟延一日,所關甫大,而忍恝(音夾)然(無動於衷)乎?”
   
   清王朝不僅“大勢”已去,而且“氣數”將盡
   
    此次談話對曾國藩的觸動雖然非同小可,但此後幾天裏,各種想法不斷閃現在他腦海裏。他有時同意趙烈文的看法,有時又產生懷疑,覺得大清王朝不會死得這麼快。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無論從曾國藩自身的利害來考慮,還是從他所肩負的責任來觀察,他都不希望或說不願意看到由他親手拯救出來的大清王朝走向滅亡。
   
    不過他又是個敢於正視現實的人,面對內外交困的時局和愈演愈烈的嚴峻形勢,作為舉足輕重的國家重臣,他不能不對清王朝的結局提前做一番考慮。
   
    半個月之後的七月九日晚上,曾國藩又把趙烈文約到兩江總督衙門的後花園裏,邊乘涼邊繼續探討這一重大問題。
   
    趙烈文說:“在上海見恭邸小象(恭親王奕䜣的照片),蓋一輕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鎮壓百僚。”曾國藩說:“然。貌非厚重,聰明則過人。”趙烈文說:“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見時局之不得不仰仗於外(指封疆大吏),即曲為彌縫。昨與倭相(倭仁相國)爭持,無轉身之地(迴旋餘地),忽爾解釋(消解),皆其聰明之征也。然隨事稱量輕重、揣度形勢之才則有之,至己為何人,所居何地,應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會。……身當姬旦(周公)之地,無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勢極,而慮不出庭戶,恐不能無覆餗(音素,力不勝任而敗事)之虞,非淺智薄慧、塗飾耳目之技所能倖免也。”
   
   曾國藩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說:“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事無大小,當日必辦,即此可以跨越前古。又如大亂之後而議減征(指太平天國亂後減征賦稅),餉竭之日而免報銷(指同治三年六月攻破金陵以前各路軍隊的經費開支,可以不必造冊報銷,只需開一個簡明清單上奏。換句話說,這些年湘軍花多少錢就算多少錢,朝廷都認可,不予查究。),數者皆非亡國舉動,足下以為何如?”
   
   趙烈文說:“三代以後,論強弱,不論仁暴;論形勢,不論德澤。……議減征,創自外臣,非中旨也(是地方官首先發起的倡議,而不是出自皇帝的旨意);免報銷,則以此番餉項,皆各省自籌,無可認真(不能按照以往慣例認真核查),樂得為此寬大,亦巧見耳。勤政誠前世所罕,但小事以迅速而見長,大事亦往往以草率而致誤。……而中興氣象,第一貴政地(指朝廷)有人(關鍵要有好的領導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
   
   聽了趙烈文這番議論,曾國藩的心情愈加沉重,不過他對清王朝仍然抱有某種希望:“本朝乾綱獨攬,亦前世所無。凡奏摺事無大小,徑達御前,毫無壅蔽。……一女主(指慈禧太后)臨禦,而威斷如此,亦罕見矣。”
   
   趙烈文毫不顧及曾國藩的看法,一心順著自己的思路說下去:“然。顧威斷在俄頃,而蒙蔽在日後(只是威斷在頃刻之間,上下蒙蔽的事情卻發生在以後)。……一部《紅樓夢》即其樣子,又足多乎?所謂威斷者,不在行跡而在實事(不在於表面說了或做了什麼,而在於實際效果如何),一語之欺,清渾立辨,則群下無不惴惴,至其面目,轉不妨和易近人。”
   
   此次談話非常有趣:曾國藩特意約趙烈文到後花園交談,原本想用“勤政”“君德厚”“權柄不下移”和現在當朝的恭親王奕䜣為人聰穎、慈禧太后遇事“威斷”等等來說服趙烈文,如果能讓他改變看法當然最好,即使不能,也希望從他口裏聽到自己所預想的結果,這樣他心裏就會得到一些寬慰,至少是不再那麼焦慮不安。
   
    然而趙烈文完全不這麼認為。他對曾國藩的每一個觀點都持不同看法,或者有所保留。趙烈文的核心論據是“大勢”,或者說是“氣數”。他不僅認為清王朝的“大勢”已去,而且“氣數”也將盡,不會再有什麼希望。處於這種情況之下,即使有“好親王”“好太后”或者“好皇帝”什麼的,都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何況沒有。也就是說,清王朝很快就會走向滅亡,是大勢所趨,是誰也左右不了的。
   
    趙烈文真的富有洞見。他不僅對歷史大勢看得非常透徹,而且作為一個遠離權力中心,根本無法近觀當朝權勢人物的機要幕僚,對恭親王、慈禧等人的判斷卻異常準確,以後的歷史也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恭親王確實是朝中少有的開明權貴,在當時有視野開闊、思想開明之譽。但他的從政經驗、控馭權力的能力都不足,與慈禧太后稍作抗爭失敗後,就被這個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使自己變得更像一個名副其實的“恭王”,這些都證明他確實僅有“小聰明”而沒有“大氣魄”和“大膽識”。
   
    慈禧也確實“威斷”,很有政治手腕和控馭臣下的非凡能力,但她對中國的社會現狀缺乏瞭解,對清王朝面臨的問題心中無數,對世界的變化和西方列強的挑戰和威脅,不知道從長遠的角度加以應對。更為糟糕的是,她有控馭權力的能力,卻缺乏遠見,只知道維持現狀。而在近代中國這種非常時期,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思想、見識、眼界、魄力,對於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實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在這種目光短淺、得過且過、唯我獨尊的人領導之下,她越是有“威斷”、能“威斷”,對國家的危害就越大,這已為歷史所證明。
   
    趙烈文能把大清王朝這兩個最有權勢的人物看穿、看透、看死,說明他的眼光確實夠深刻和老辣。
   
    在君主制社會裏,王朝興衰和江山社稷長短的話題,既敏感又重大,不要說同事朋友之間,就是親人甚至夫妻子女之間,也是很少涉及的。尤其像曾國藩這種身份和地位的人,顯然更不適宜談論這種話題。然而,他和趙烈文,不僅反復傾心交談,而且開誠佈公,毫無保留,即使誰也說服不了誰,也毫無關係。如果不是親密無間,相知很深,顯然無法做到這一點。領導和幕僚之間,能夠達到這種高度默契的程度,確實少有。當然,趙烈文觀察事物的獨到眼光,對歷史大勢的準確把握,對時局發展的冷靜分析等等,對曾國藩都具有很大吸引力,使得他無法拒絕聽取他的意見和看法。
   
    曾國藩對趙烈文的論斷,表面上好像仍然無法或不願意完全相信,總感到清王朝還有一線生機,最起碼可以像東晉、南宋那樣長久偏安,實際上在他內心裏,已經無法抹去清王朝即將滅亡的陰影,一個多月後,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他再找趙烈文交談這一敏感話題並說出下面這句含義深刻的話:“如撚賊得滅,朝廷中興,猶為不負此舉(指剿滅太平天國),不然,何足道耶?!”潛臺詞是:清王朝如果沒有中興局面出現,他以前的一切努力,不僅沒有任何價值,而且會產生負面影響,自己也會在歷史上留下駡名,如果真是如此,還不如讓這個王朝早些壽終正寢為好!真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啊!曾國藩心境之淒涼,對國家前途命運之悲觀失望,於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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