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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论反对派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13/2014
   瓦茨拉夫.哈维尔:论反对派
   
   作者: 曾建元 中译:摘亚津、曾建元

   
   《论反对派》(谈反对党的问题)一文首次发表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的《文学清单》(Literární listy)。《文学清单》是继《文学报》(Literární noviny)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最有影响力的周刊。布拉格之春时,哈维尔倾力投入辩论捷克斯洛伐克未来政局的走向,而审查制度于此时期的放宽也促成了大众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刊登了一篇约翰.基恩(John Keane)的专访,他在此用了一个“埃里卡.布莱尔”(Erica Blair)的巧妙化名。哈维尔对此表示:如我没理解错误,这篇文章受到大众瞩目是因为这是头一次有声音公开要求一个“新的民主反对党”出现。我曾对这件事情有所保留,我对群众性政党的基本原则相当存疑。我认为一旦它涉入政府,就难免让政党走向官僚化、腐败、远离民主。我并不反对将各种利益团体中志同道合的人士团结起来、寻求凝聚力的作法。我只是反对任何遮蔽个人责任,或是为了酬庸某人对特定权力导向政党的贡献,而给予特权的现象。
   
   论反对派
   (On the Theme of an Opposition)
   
   
   原作: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英译:伯尔尼(A. G. Brain)
   中译:摘亚津、曾建元
   
   
   英译前言
   
   《论反对派》(谈反对党的问题)一文首次发表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的《文学清单》(Literární listy),《文学清单》是继《文学报》(Literární noviny)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最有影响力的周刊。布拉格之春时,哈维尔倾力投入辩论捷克斯洛伐克未来政局的走向,而审查制度于此时期的放宽也促成了大众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刊登了一篇约翰.基恩(John Keane)的专访,他在此用了一个「埃里卡.布莱尔」(Erica Blair)的巧妙化名。哈维尔对此表示:「如我没理解错误,这篇文章受到大众瞩目是因为这是头一次有声音公开要求一个『新的民主反对党』出现。我曾对这件事情有所保留,我对群众性政党的基本原则相当存疑。我认为一旦它涉入政府,就难免让政党走向官僚化、腐败、远离民主。我并不反对将各种利益团体中志同道合的人士团结起来、寻求凝聚力的作法。我只是反对任何遮蔽个人责任,或是为了酬庸某人对特定权力导向政党的贡献,而给予特权的现象。
   
   「现在,那篇文章使我不安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想法应该由一个决心建立的人来提出,而我却不是这个人。在那风起云涌的岁月里,我仍把自己看作是一位作家──『时代的见证人』。换句话说,我丝毫没有成为政治家的野心,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不想成为一个担当起建构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人。」
   
   本文首度以英文面世,系出自伯尔尼(A. G. Brain)的翻译,收录于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选编之哈维尔《公开信──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零年文选》(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一九九一年纽约艾尔弗雷德•克诺夫(Alfred A. Knopf)出版公司出版。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对党出现的可能型态的说法,最近有多项官方声明一一浮上台面,这不让人感到意外,听来就像正要拿到饼而放到嘴里一样。过去几个礼拜以来,共产党内较激进也较有民主思想的党员势力大幅战胜保守派,但这却不代表他们能够认真地接受开放反对党成立的建议。事实上,过去一旦共产党员爬上了权力的位置,他们便从未尝试跳脱一党专政的框架。既然共产党现在准备要让这个过去曾是禁忌的话题开放辩论,那么让所有对这个议题有看法的人一同加入讨论,未尝不是个好主意。
   
   首先:目前提出的建议有那些问题?
   
   常常有人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有了言论自由(理论上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舆论自然会形成具制约功能的反对势力。这个概念是基于相信政府能从公众评论中获得有用的结论。但麻烦在于,民主不是信仰,民主是保证。虽然公共辩论是民主的首要条件,然而民主的精髓——这些保证的根本—
   —则是:公众、合法的权力竞争。同时,舆论(例如,呈现在媒体上的)只有当它有力量去影响政府,而且只有当舆论最终能够通过选举导向一个公共选择的程序,则其才能够有效约制政府,亦得进一步提升它的质量。权力终究只听从权力,若政府有需要改进的空间,我们就必须有能力去威胁它的存废,而不仅是影响它的声望。……
   
   另一个执政党内部民主化时的错误假设在于,他们认为去容忍党内的反对派就是民主的充分保证。说这是一种错误观念不只因为真正的民主应公平地普及于每个人,还有另一个原因;所有革命都有共同的痛苦历程,除非取得绝对权力的政党,能够及时从自己的手上恢复外部势力来制衡该党的权力,不假时日,内部这种自我设限的处境,就会是党衰败的肇因。党的振兴若不是通过用以改善整个团体质量的外部制约、足可改善其领导质量的内部制约,以及或者,代之以持续不断的自我革新,这个团体将会愈来愈僵化和远离现实。
   
   这种过程导致的结果并不陌生:当情势变得难以维持以后,第一次的崩解会造成爆炸性的冲击,带来的是宫廷革命、暴动、阴谋、荒诞的审判、反革命以及自杀潮。即使极力消除,但权力斗争仍将以相当阴黯的方式影响许多事情,原因就是因为它是被隐藏的。如今,法律保障的欠缺,则将打击着这个未能制定相关法律的团体,最终使其自取灭亡。
   
   换句话说,若共产党不加紧脚步去培植外在势力来制约自己的权力,我们也就无法保证共产党不会再次走向衰败的命运。若没有普及于社会大众的民主,党内民主也将无法持久。并非由后者保证前者的发生,而是前者保证后者。
   
   另一个说法是,在经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和其他组织中工作的独立个人,也有反对派的功能。我认为这是在反对势力有机会成气候之前,一种暗中安排反对势力极好的方式。在这样的概念下,一个拥有自己的出版、宣传及整体社会计划,且组织完善、纪律分明、有完整意识形态的政党,也将被迫去面对一群没有政治后盾、无策略共识、没有候选人,也没有一套全面、有系统且构想涵盖广泛的政治规划的个人。然这些个人没有较之地方小区更多的责任和权力,因为选民在投票时不会单独考虑各个候选人,而是在政党与政见计划中做抉择,因此这些个人在选举活动中将处于极端的弱势。这些在团体中的个人,因缺少像共产党那般的政治组织,一点机会也没有。也因没有一个受认可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去抗衡,执政党也就无法严肃地谈论权力斗争的议题,或是宣称其垄断的权力可以经得起任何严格的质量控制测试。
   
   另一个被提到的可能的控制或直接反对派的来源,是已经存在的社会组织和利益团体。然即使这些团体最后获得某些政治影响力,他们却也提不出真正或基本的解决方案。这些社团的组成份子并没有政治理念的基础,也不打算共享政治权力,因此他们不太适合扮演制约政府的角色。此外,他们并不满足于成为制约政府力量的一个基本条件,即具制约力的机构须独立于受其制约的机构。这些组织的成员不仅未置身在执政党(或其他政党)之外,他们的领导行政职位几乎都被党员所盘据,这些党员乃皆听命于更高一级的党的组织权威。例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党纪所支撑的连记投票,即便这种操控性的投票方式已有些改变,但这些组织实在无法真正代表任何反对派。……
   
   在官方的圈子内经常被提到的关于建立反对派的一种具逻辑性也最实际的解决方法,是在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的联盟中重振既有的非共产主义政党。在这些组织内出现有能力得以领导反对派的力量并非不可能。但我却对这种方法不抱太大期望。过去二十年来,这些政党除了对执政党的所有行动唯命是从之外,毫无其他建树,直到如今,即便他们具有此一提议中的各个优势(已有政党结构,也有自己的报纸等等),一路妥协的结果,却使他们无法克服其最大的弱点:无法赢回已失的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况且,这个途径很容易就被批评成「昔日落伍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死灰复燃」,这在官方圈子内是不时被拿来反驳反对派理念的论调。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批评的确有理,这种方式就如同将一九四八年二月前的政治联盟之现已形同枯槁腐朽的尸身再度唤醒一般,简直是毫无胜算的安排。
   
   上述所有概念的缺点都有同样的症结:没有一个能真正让人民做选择。事实很明显,只有人民有机会在一段时间能自由选择执政者,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这也假设社会存在着两个互相抗衡的选择,两个自主且彼此独立的政治势力,均享有相同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力量,而人民也同样能平等地决定谁来领导。
   
   只要有人认为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存在是合宜的,那么,存在第二个政党而能与其在权力斗争中作为一个有尊严和自主性的对手、从而保证该政党权力不受无谓限制的这一要求,便也是合宜的。因此,我看见了通往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这一条势不可挡和有效的道路(除非有人说服我有其他更好的方向),民主社会主义会是两党制的复兴模式,也呼应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架构。因为这样的两个政党明显不再以社会阶级为其基础,因此阶级利益所支配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冲突观便也不会再受到高举,这两个政党乃可能创造出史无前例的新联盟型态。在迈向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每个政党在实际进行相互控制的同时,都拥有完全的政治自主性,但他们同时也受到基于他们一致的目标——人道、社会正义和民族开化的自我实现等基本纲领而成立的协议的约束。这可望成为锚定和发展某种能被两方政党(甚至其他社会组织)接受的基本「国家计划」(举例而言,可以由此制定出外交政策的原则等等)的根基,而拘束着他们的各种活动。实现(或不实现)这个计划的程度和方法,以及最终需要进行的修正,将交由人民透过大选来予以评量,而这则将反映出人民对这两个政党无论是结盟或独立行事所抱持信心的程度。
   
   我并不打算为尚不存在的政党创造出某种「正面」的计划,并将这种想法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虽然作为一个作家,从而对一个在虚构和奇幻领域着墨的作家而言,我感到相当有意思。但你不能没有军队就创造战略:政治计划不是在作家的书桌上诞生的,政治计划来自那些每日执行政治活动的人,来自他们对运动所表达利益的长期反思,以及他们长期与社会现实的对抗,也来自舆论、专家的分析等等。我也因此想自我设制在仅仅提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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