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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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镜与灯——从中国“公知”否定台湾“太阳花学运”看“他者的误读”和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19/2014
   
   
   作者: 余 杰
   

   以反对两岸服贸协议为近期目标,以改革台湾现有的宪政体系为远期目标的“太阳花学运”发生之后,国民党以打压与拖延两手并用来应对,彼岸的共产党更恼羞成怒、磨刀霍霍,官媒竭尽抹黑之能事。中国官方的反应自在意料之中,所谓“狗嘴吐不出象牙”;我关注的是另一个吊诡的现象: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很多以敢言著称的人物,站出来唾沫横飞地批判“太阳花学运”,甚至使用“义和团”和“红卫兵”这类侮辱性的词汇全盘否定之。本文总结了中国“公知”群体否定“太阳花学运”的八个原因,并列举若干代表性人物和观点进行剖析与批评。
   
   当我进入北大中文系的时候,念的第一本西方文艺理论著作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教授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写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镜与灯》是最早提出艺术研究可以视为探讨宇宙、作品、作者、观众之间关系的作品。艾布拉姆斯在谈到他为什么选择文学专业时说:“因为当时(大萧条时期)其他专业都找不到工作,我想我至少可以做我喜欢的文学同时忍受饥饿,而不是忍受饥饿的同时做我不喜欢的工作。”这也是我的心志。
   
   
   《镜与灯》里的一句话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本书的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则把心灵比作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前者概括了从柏拉图到十八世纪的主要思维特征;后者则代表了浪漫主义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当我面对台湾“太阳花学运”时,“镜与灯”这对比喻突然迸到眼前。以反对两岸服贸协议为近期目标,以改革台湾现有的宪政体系为远期目标的“太阳花学运”发生之后,国民党以打压与拖延两手并用来应对,彼岸的共产党更恼羞成怒、磨刀霍霍,官媒竭尽抹黑之能事。中国官方的反应自在意料之中,所谓“狗嘴吐不出象牙”;我关注的是另一个吊诡的现象: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很多以敢言著称的人物,站出来唾沫横飞地批判“太阳花学运”,甚至使用“义和团”和“红卫兵”这类侮辱性的词汇全盘否定之。对此,刚刚被华东政法大学解除教职的法学家张雪忠二两拨千金地评论说:“在中国尚无民主宪政的情况下,一群中国的知识人,不但要提防手无寸铁的学生会毁了台湾的民主宪政,而且还要告诫台湾人如何维护已有的民主宪政,好像台湾比中国更缺乏解决政治分歧的智识和制度资源;在中国民众还毫无反对服贸协议的权利时,一群中国的知识人,竟在急切地反对台湾民众的反对,这在我看来,真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
   
   何谓公共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指出,公共知识分子是指那些超出其所在的学术专业,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或者因那些他们声称说发现的可怕危险而对社会提出警示的人。中国的“公知”针对中国问题或许能对症下药,但在面对台湾“太阳花学运”时,却陷入“他者的误读”和“自由的退化”之中。如果移用《镜与灯》中的两个比喻,我愿作出这样的发挥:“太阳花学运”如同一面镜子,照出某些中国“公知”信息来源的偏狭、思维方式的僵化以及旁观者的冷漠心态;“太阳花学运”更像是一盏灯光,照出那些曾经的先行者如今的姗姗落伍,而我期望这灯光能照亮他们,引导他们继续前行。否则,如同美国评论家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在《独裁者的进化》(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是独裁者已经迅速地“进化”了,另一方面是反抗者停滞、“退化”,甚至“蜕变”而加入昔日反抗对象的阵营之中,那该是一个多么让人痛心疾首的结局。
   
   我总结了中国“公知”群体否定“太阳花学运”的八个原因,并列举若干代表性人物和观点作出剖析:一、依赖偏差的信息来源作出判断;二、“天安门屠杀后遗症”;三、“中国中心主义”视野下的“台湾榜样论”;四、“大一统”理念下对台独的妖魔化;五、法律至上主义;六、对选举的乌托邦幻想以及“民选政府神圣论”;七、忽略中共极权本质的、抽象的自由贸易论;八、傲慢的精英主义所虚构的“民粹危险”。在批评对象当中,既有与我交往多年的师友,也有长期的论敌,我本着追求真理的心志,一视同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一、依赖偏差的信息来源作出判断
   
   在台湾之外论述“太阳花学运”,必须避免受偏差的信息来源的误导。是否获取了真实的、第一手的信息,可以从三个层面判断:首先,有没有“翻墙”;其次,有没有常用脸书;第三,有没有多次访问台湾并接触庶民大众。当然,每一个层面还可以进一步考虑:翻墙出去看的是哪些网站?在脸书上关注的哪些人物?访问台湾的时候考察的是哪些对象?
   
   虽然中国的网民和媒体的数量居世界第一,但“长城”内中国人如同电影《楚门的世界》的主人公一样,生活在被操纵的虚假时空中。长期看中央电视台和新浪网的人不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于是,“翻墙”就显得无比重要。不会“翻墙”,你就等着变成白痴吧——这个说法并不夸张,至少在中共统治者那里,“翻墙”是一件事关政权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担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治理新疆的最高官员张春贤在一系列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宣称“都是翻墙惹的祸”。实际上,“翻墙”是中国公民心智成熟的第一步。那些不经常“翻墙”、对信息自由并无饥渴感的人,那些满足于使用新浪微博、微信这种受严格审查的信息平台的人,只能形成畸形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若身在“墙外”,“墙外”虽有获取信息的自由,但很多人弃而不用。如果选择观看香港的凤凰卫视,台湾的TVBS、中天、东森电视和《中国时报》、《联合报》以及美国的《世界日报》等表面看似独立的媒体,长期受其误导,照样会心智残缺。所以,迈出的第二步是,在所谓的华语“主流媒体”之外,从新兴的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中获取信息。以我个人的切身经验,我在了解台湾社会的脉动时,脸书的重要性超过其他任何媒体。我上脸书是从二零一三年一月开始的,但我的感受是“脸书一年,胜读十年书”。
   
   一个反面的例子是:中国自由派学者、零八宪章签署者、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撰写了题为《台湾三•一八民主是一种坏民主》的文章,文章写道:“据报道,激进的大学生是突破外围的警察防线,直接冲击议院并占领主席台的,致使三月十九日的正常会议停摆。在议场里,一些年轻的大学生抽烟喝酒、接吻自拍,随意破坏议场公物,有的学生还拉开立委的座位抽屉翻检私人对象,甚至还有人随地大小便。这样的行为尤其是攻占民选政府的行为俱为法律所不允,亦为文明所不耻。没有法制制约的民主是坏民主,台湾三•一八民主就是这样的坏民主。”郝建的消息来源自何处?他接着写道:“台湾《中国时报》十九日称:这是‘台湾民主法治最败坏的一天’。它之所以是台湾民主最败坏的一天,盖在于这种民主践踏了法制。”引用错误的消息来源,当然会得出错误的推断。《中国时报》早已是《人民日报》的海外版,是为台湾民众所不齿的“媒体怪兽”,它对学运的妖魔化描述岂能照单全收?
   
   第三个层面是,亲身到台湾观察和体验,尤其是沉入庶民大众之中。中国媒体人笑蜀在文章中炫耀与财团大佬会晤,如此趋炎附势,岂能认识“活的、带着血的蒸气”的台湾?同时,不能依赖某些已经过时的权威、名流之意见。中国海外民运当之无愧的“首席政论家”胡平,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题为《呼吁台湾学生见好就收转为正常方式抗争》的评论文章。但我认为,这个题目本身就靠不住:没有“好”,何来“收”?正因为台湾的宪政体制出现了大问题,才有学生和市民用街头运动和占领立法院的方式抗争,若“正常方式”有用,人们何必“抗争”?。文章中更引用高希均的说法:念经济学的高希均对签署服贸协定非常兴奋,没想到台湾内部的报道却几乎是一面倒的反对,“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怎么会是一个开放丶民主丶自由与有信心的台湾怕跟人家竞争?”这段表述漏洞百出:首先,台湾媒体对服贸的报道并非一面倒地反对,国民党控制和影响的主流媒体大都是挺服贸的;其次,高希均说台湾民众反服贸是害怕竞争,是故意混淆焦点:台湾民众反服贸是反对中国的吞并企图。高早已沦为吴介民所说的“两岸跨海政商集团”的代言人,他的言论岂能作为论据?
   
   二、“天安门屠杀后遗症”
   
   天安门屠杀之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知识界患上了的“天安门屠杀后遗症”,其主要表现就是所谓的“反激进主义”的共识。
   
   因被八九民运波及而避居海外的学者李泽厚和刘再复,在一九九五年出版了对话录《告别革命》,其序言指出:“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两位作者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宣布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告别革命》出版后,在海内外引发极大反响,呼应者甚众,“告别革命”成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集体性反思革命史观的标志性思想事件。
   
   在思想史上更为深厚的依托,是引入学者林毓生反思“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的观点。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早在八十年代末就在中国出版,但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反倒进入九十年代,在中国式保守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深受中国学界青睐。
   
   这一思想、学术乃至公共话语的转向,并非中国知识界的自发和自觉,而是在“六四”的血泊中,因恐惧而走向乡愿和犬儒的表现。中国知识界一边标榜温和、理性、改良、妥协,一边半推半就地卖身求荣,无视“六四”之后中国社会公义的缺失、专制的肆虐,坦然地接受以“低人权优势”造就的经济腾飞的“恶之花”。
   
   在此时代氛围之下,“天安门屠杀后遗症”的患者,一看到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公民运动,第一反应就是“天下不能乱”,进而谴责运动的参与者是暴民、暴徒,并以此向权贵阶层献上投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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