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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访谈录:在“反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滕彪访谈录:在“反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戈晓波)
   
   滕彪访谈录:在“反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图:许志永与滕彪(右)
   
   
   中国言论的进步、社会空间的扩大,一定得感谢那些冲在最前线和那些已倒下的人。我们要记住并感谢那些在监狱里、以及从监狱里出来又进去的勇者和良心,如高智晟、胡佳、郭飞雄、张林、赵常青、黄琦、陈西、刘贤斌、朱虞夫等。
   
   
   
   2003年,滕彪初登大学讲台,就与其两位同窗——许志永、俞江一起, 针对当年五月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发起了“提请全国人大对国务院《收容遣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书行动,此行动经互联网传播,迅速获得了全国广泛支持,并最终迫使当局废止了这一恶法。
   
   十年前的此时节,“以公民的名义”致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博士,被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并列评选为当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之一。如今,他们中的许志永已身陷囹圄,而滕彪既被当局注销了律师资格证书,也被当局非法拘禁过多次,最长一次竟达70天之久。
   
   十年间,滕彪曾获得过多个国际奖项,比如,格雷兹曼基金会社会成就奖、法兰西共和国人权奖、美国民主基金会民主奖、赫尔曼.哈米特奖等。
   
   当年的初生牛犊,如今已是有了妻儿的中年汉子;然而,矢志不渝要为明天的中国而奋斗的滕彪,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一天都未曾停止过跋涉。他在其博文中还不无幽默地自称,“在‘反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新年之际,本刊专门约请滕彪博士做了如下访谈:
   
   
   
   谈许志永案与新公民运动
   
   戈晓波(以下简称戈):先谈许志永吧。志永马上要上法庭了,作为他多年的亲密同学、同事、朋友,你有何话要说?
   
   滕 彪(以下简称滕):许志永是我的同学,毕业后,我们一起推动中国维权运动,一起创办公盟;作为战友,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十年。我认为他是中国这十多年来维权工作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一直坚持非暴力和法治的原则,并一直冲在维权最前线。从我对他的了解来看,他非常稳健、温和,对当局也抱有明显善意。如此一个具有法治精神与纯洁的政治理想的人,也被构陷入狱,这真实反映了中国当前的人权与法制状况。
   
   戈:你对中国当局处心积虑打击与迫害以许志永为代表的新公民运动有何看法?
   
   滕:新公民运动更值得我们去观察与思考。因为传统的反对运动受制于各种条件,一旦成立组织,比如说各种反对党,那就会遭到当局极其严厉的镇压,而且规模也没法变得很大,比如九二年组党、九八年组党吧,一些发起和参与者被判以重刑,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
   
   如何让宪法里的“结社自由”成为实践,这一直是个非常大的困境。互联网出现后,公民之间可以远程分享信息,相互连接不仅变得非常便捷,而且成本也更低。所以,依托互联网,比如QQ、微博、微信、推特等等,公民联合就逐渐成为趋势。新公民运动通过诉诸公民责任和公民伦理,让各地公民在自由、民主与法治的理念下,聚到一起来讨论问题,或参与具体的人权工作,比如推动教育平等权、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以及公民同城聚餐,这些都是新公民运动开展以来非常值得肯定的社会运动形式。
   
   戈:为何当局容不得新公民运动?
   
   滕:新公民运动无组织,无章程,无固定领导,也无固定成员;它不是组织,但却有组织化的活动,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就使得当局感觉到了威胁,所以新公民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包括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王功权、刘萍、郭飞雄等人的入狱,就跟当局感受到的威胁有关。
   
   我们也不能把今年以来当局对新公民运动和整个民间社会极其严厉的镇压看成是习近平一个人的想法。在我看来,中国维权运动兴起至今十多年,与当局的维稳逻辑必然会发生冲突。民间要求基本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行动越来越多,关于政治权利的诉求也越来越多,而且逐渐从网络上的呼吁变成现实中的具体行动,比如说游行、示威等街头活动。这种有某种组织形式的街头活动,尤其是有维权人士、知识分子参与的现实行动,就和当局的维稳逻辑发生了巨大冲突。这就是今春以来的这一波严厉打压的深层原因。
   
   
   
   话中共维稳逻辑与今天的境遇
   
   戈:你认为当局今年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压,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决策,而是从江、胡到习一贯的维稳逻辑使然;那么,经过此轮严酷打击后,是否会给民间反对力量造成一段时期的沉寂?
   
   滕:在现今体制下,当局对民间各种社会运动非常警惕,也从未放弃过镇压,从邓、江、胡到习近平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是,当局的镇压基本上没能让民间社会停止前进步伐,或者说它能起到的威慑效果非常有限与短暂,正如“六四”开枪后的威慑效果,并未能阻挡住人民争取尊严与自由的步伐一样。比如说,2011年“茉莉花”那波相当大的镇压之后,民间虽有段时间的沉寂,但很快又活跃起来了,2011年下半年“营救陈光诚”的活动,还有其它一些网上活动也都逐渐活跃起来了。2013年的这一波,不亚于茉莉花那一次。民间的各种活动,包括南方街头运动、“新余三君子案”、“南乐教案”中律师的这种抱团取暖,访民的抗议,家庭教会的坚守,公共知识分子的网络言论和行动,都表现民间的顽强生命力,所以我觉得当局的威慑效果不会持久。
   
   戈:多年以来,你承受了当局对你的多次暴力,比如,黑头套、被失踪等;但与志永、丁家喜、郭飞雄、赵常青他们相比,你目前却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你怎样看待你和你的战友们目前的不同境遇?
   
   滕:他们对我采取的全是非法律手段:软禁、绑架、失踪、秘密关押、酷刑等。他们试图通过这些方式来达到对我的威慑效果。对许志永等人的这一波打压,基本上是刑拘、起诉与判刑等刑事司法手段。在现体制下,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哪怕有钱的曾成杰、吴英,或者权倾一时的薄熙来、周永康,都没有法制保障,谁都不安全。我目前虽没入狱;但危险是随时会出现。……若不被抓,我就折腾;若是被抓也好,以免我在外面有很深的负罪感。我现在更能体会到以前我被抓时,许志永等朋友在外边的感受。
   
   
   
   讲民间力量空间与中共新招数
   
   戈:我们都清晰地看到了当局企图通过绞杀新公民运动来达到消灭民间聚集起来的力量之用意。你认为在高压态势下,民间NGO组织还有无生存与发展空间?如果所有空间都消失了,那么新公民运动将何去何从?
   
   滕:首先,民间NGO是多样化、多元的,比如一些慈善、环保、动物保护等,因不直接和官方利益和官方意识形态冲突,所以发展空间就稍微大一些;但像公盟这种直接涉及人权、宪政等敏感领域的,就会遭受到非常大的打压。公盟这十年来基本上一直处在最前沿,它甚至触碰了计划生育、西藏等问题,最后还开展了新公民运动,比如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公民同城聚餐等等,这样一来,当局就彻底无法容忍了。但无论怎么说,打压不可能让民间NGO都彻底停下来,某些领域的NGO,官方觉得没必要彻底打压;即便那些走在最前沿的NGO,也并非绝无空间,它们会利用各种新技术手段,在体制的边界上继续推进。目前看来,民间空间完全被扑灭的可能性并不大,若是那样的话,就意味着中国要走北朝鲜道路了。最重要的是有了互联网,此外,还有市场化的程度、国际的因素、民间觉醒的程度与法制化的程度等等。
   
   戈:突然想到个问题:中共目前对异议人士的打压采取了去政治化策略,且很少再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了,你怎么看待中共的这一策略转换?
   
   滕:目前这一波打压除了个别案例之外,基本没用颠覆国家的罪名,而用非政治罪名,像非法集会、非法经营、扰乱公共秩序等对待异见者。他们的考虑就是想让国际社会救援呼声有所减弱,因为很多国际人权机构,或者外交官不太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他们一看罪名是非政治的,于是就减少了关注度。其实这很可笑,国际社会也不会认为许志永、王功权、郭飞雄这些人是普通刑事犯,他们当然是作为政治犯或良心犯被列入救援名单当中的。
   
   
   忆夏俊峰案律师介入三部曲
   
   戈:夏俊峰最终还是被中国最高法院核准死刑了,对此,你感到意外吗?夏俊峰虽走了,但你心中一定有很多话要说,对吗?
   
   滕:在现今体制下,凡事皆有可能。像樊奇杭、滕兴善、聂树斌等案,有些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执行死刑的。夏俊峰之死,说明了现司法体制的反动性。
   
   我想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在夏俊峰案里,不同风格的律师,不同的策略全都采用过。一审是沈阳当地一个并不出名的律师,他没用较高调的方式让公众知道,但夏俊峰一审就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中国刑事案件的一审结果,对后面的二审和死刑复核极为关键。这也并非律师能控制,城管以及其背后的力量控制中级法院并不难。二审阶段的律师是我,我认为如果不通过媒体与网络让公众参与讨论,不把影响弄大一些,那很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被维持原判。实际上,跟我一起讨论案子的所有律师,包括家属都赞成这种模式,所以从一审判决到二审维持到死刑复核,拖了近4年。由此看来,当局对于是否核准夏死刑一直犹豫不定。死刑复核阶段的律师是陈有西,他有名,与当局关系也不错,其策略与一审和二审都不一样,既不那么低调,也不那么高调,但结果还是没保住夏俊峰。当局执意杀夏俊峰,肯定是出于政治需要,就像要杀曾成杰和不杀谷开来一样。通过夏案,可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司法的邪恶。
   
   
   
   侃使命、责任与街头民主派
   
   戈:如今,习近平已成功掌控了中国各项最高权力,于是,我们都无法回避他对我们的公众生活与个人生活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作为党国重点维稳对象之一的知名“反动分子”,你肯定对今天这个时代有独特的看法,能否把你的看法与大家分享一下?
   
   滕:对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思想倾向、人事更换等,我向无关心兴趣,我只知道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自己应肩负的使命。对我来说,不管是江泽民,还是习近平,我能做的就是批评他们,批评他们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政治体制。哪怕到了中国民主化后,我的角色还是批评者。在自由民主体制下,这种批评,是不会给批评者带来什么危险的,更别说坐牢危险了。在专制体制下,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公民,他必须时刻面临困境:作为知识分子,或公民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与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作为家庭成员,对父母妻儿所应承担的家庭责任。这两种责任在正常的体制下不会有冲突,但在不正常的体制下就时刻面临着冲突。没有简单答案。答案只能是在每一天所做的选择中,我只能说,我不愿坐牢,我渴望安全地和所爱的人在一起。但又不能害怕坐牢,绝不能让恐惧毁了自己的生活。我绝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原则和批判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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