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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政党不是幼儿园里扮家家
·政党不是幼儿园里扮家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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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2)

   评《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2)
   
   
   1)“自信”实乃“兵不厌诈”,若不陷于惶惶不可终日又何须“自信”来壮胆?
   


   凡须说“自信”的场合,都是根据一可观察事态,对某一力量在事态中的心理做出的评估。与“美、靓”一样,“自信”也是对外部对象的评价,不能用为自我标榜。但因共产主义是种外王文化,心灵长久地追功逐利,不自觉依附于外物,丧失自身,成为功利的奴婢。结果使原本用为外部评价的“自信”,异化成自我牛B。在自我条件下,感觉与知觉同一:只要感觉了也就知觉了。你感觉到“酸、甜、苦、辣”也就是知觉了“酸、甜、苦、辣”。感觉一经发生并不需自我信息通报:感觉是画蛇,若把感觉通报给自己就是添足,因事物自身同一。有无“自信”是个内在知觉,内在知觉只能说于他人。因在说出“自信”前自己对自己已有清楚的了解,没有向自我重复的必要。因而凡说“自信”都是互间的,凡须说“自信”的,都必是说给他人的。凡说给他人的,必是为影响他人。向自我炫耀没有意义,因在炫耀前对自已有准确了解。
   
   所以说“三个自信”的目的是为影响国民,是“兵不厌诈”。
   
   既是为影响他人,就有一个把人往哪方面影响的问题。这个方向就是“所说是什么”影响就是什么。真“自信”是不需说给他人的,因说给他人不能对自己的心境有丝毫增量。所以,凡喊“自信”的场合,都是因实况已陷空虚中----手头无兵亦无将----紧闭城门对于被攻陷无丝毫帮助,这才需大开城门以造成伏兵暗藏的假象。可见“三个自信”就是因已陷于“人心尽失”才成为必须:没见过汉唐盛世时喊什么自信,八九年之前亦不喊“自信”,何哉?因那时共党尚未沦到“人心尽失”,还未到“收拾人心”地步,就轮不到用“自信”来壮胆。
   
   正是因丧失信心,深感春风唤不回,才需喊“自信”。这“自信”也就是救命!
   
   越是把“自信”喊的山响,越证明惶惶不可终日。习近平意识到他肩上担的就是“收拾人心”,就是救命。是应着“救命”才喊出“自信”。可见流行于一时代的语汇,虽是由具体个人所提出,但它成为社会的最一般流行,本质上是由历史自发进程所造成。共产党不沦陷于自身分崩离折,树倒猢孙散的评估,是造不出“三个自信”这种欺世壮胆的绝句的。
   
   所以老孙评说老习----是拿“三个自信”发出的实乃是救命呼号。
   
   
   2)宋鲁郑并没搞清什么是“信”?“信”针对什么才成为必须?
   
   信不信也是行为,是行为就是由相应的能力所发动:脚用来行走,手用来操作,不能互代。只有针对着
   
   经验或直观,才有喊“信”的必要。因为经验证明了共党罪恶滔天,共产党不敢在经验面前充大块,当然
   
   只能求助于“信仰”。我目睹过宋鲁郑在共和党开会时不断喝水。我就可问:你今生可曾见过有谁追问:
   
   “相信”喝水能解渴,“相信”吃食能充饥吗?为什么没有这类追问?就因人有一种能力叫感觉,发生在感
   
   觉里的过程叫经验,饥渴寒曙,酸甜苦辣等直接就是经验。凡经验了的直接就是知觉。喝下水吃下饭,
   
   饥渴感立马转化为滿足感,直接被知觉了,哪还用得着信仰来回答?
   
   只有对着经验所不能面对的事态,只有避开经验,共产党才敢大颜不惭。能避开经验的只有信仰。你相信明天会下雨吗?你相信x年以内能致富吗?----所以“信不信”至少要求当下不能经验为条件。只有冲着不能被经验或暂不能被经验,才有提出“信不信”的必要。可见凡“信仰”对着的都是经验不到的对象,如:上帝、真主、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远大信念……相信组织,相信党……等等。凡须用“信仰”来对待的,都是因对经验的惧怕。因为“信”是超验的,不能经验或不能马上经验----有足够的后退余地。对永不能被经验的对象:上帝、真主、神灵,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或相信组织相信党……等等,被谁把握了它,谁就永远有理。密秘在于:它们可任解释者无限后退,如宗教的“来世说”,因已被麻醉到把今生理解为通向无限美好的来世所必须的中转,而“远大、未来、理想、信念、组织、党……等等”,又都是永远不能被触摸的。因人是永远处在今天并向明天的过渡。所以国民被不公正对待的“初级阶段”永远是把持了党和社会的人的解释理由,他们用不能经验的明天的美好来抵消今天的罪恶。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永不会终结,美好的共产主义永远可望而不可及,人民永远处在水深火热的此岸,而党棍们却永远享受在彼岸。共产主义的奧密就在于用对明天美好的承诺做为今天罪恶的必须!
   
   
   
   3)理论的成不成立其标准亦是客观的
   
   如果一个判断的宾词被主词先天地包含着,它就必定为真。比如:“所有物体都有形状”,宾词是形状,主词是物体。“体”字说的就是形状。形状本就是物体的构成要素,因而形状不是因被思维而加到物体上去的,是物体先天包含了的。这样的判断永迄绝对为真。
   
   若说“凡物体都有重量”就不是先天的,宾词“重量”是人的经验。并且又从未发现过不具重量的物体,故而把经验加在物体上。虽然这个判断亦无例外有效,但这种有效性却赖于经验。结论:凡是先验判断都必然为真,而综合判断必须要经验来支持。习近平的“三个自信”,所仰仗的不是经验,而是意志,与吴邦国说的“五个决不搞”一样。只是指令,不是对道理的证明,不含一丝一毫真理性。
   
   制度所指向的是如何做人,因制度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社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它意识到人是有选择能力的:凡行为都有事先的谋划,既可以这样亦可以那样,既可以发动亦可以中止,它就把人解释为充分自主的,绝对自律的。制度、立法就是以“人是能选择能自主的动物”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共产主义,就仅仅建立在“人的行为是自主的”这个假设上的。
   
   其实错了:因人的自主只限于“如何做人”。可凡能“做人”的人必定先已“是人”。人的一生都是在“做人”。老马可曾想过凡能知“如何去做”的人,必已经“是人”----即能做的必须是存在了的。人能做这做那,人却不能“不是自已”,或不是“人类成员”。只要人是自己,是人类成员,它便必已拥有了全部性质,性质又是不能不表现的,性质的拥有是因人的“是人”。性质的表现才是“如何做人”。
   
   所以:人从天那里带来的性质是本,在后天里习得的能力是末。此说已由“天命之谓性”和“性相近,习相远”给予了支持,不许讨论。“人之是人”是不能自主、亦不能选择的。“人的做人”不就是把自己的“已经是人”所拥有的性质给予实现吗?一切实现活动都只是把潜在了的性质体现出来,人类潜在了哪些性质呢?答曰:人的一切性质都在生命里,是由造物主不由分说地秉授的。所以人的实现活动即----做人,无论怎么自主也自主不到造物主的秉授之外去,无论怎么选择也超越不出造物主的许可。
   
   共产主义所到之处,无不造成灾难,为什么?就因共产主义之做为文化,不是基于造物主的秉授,即不是出自人的固有性质,而是那老马的主观臆造。共产党嘴里的资本主义就是从自然人性里生发出来的制度,与人的固有性质相一体。而社会主义是由人(马克思)在外部设计出来,而后接到人性上去的。就像人的腿与假肢,资本主义是天然的人腿,社会主义则是假肢。
   
   共产主义违犯了什么呢?因造物主是按照事物的独立并定满来造人的,人类的一切性质都表现为生命的独立并完满,马克思主义恰恰就对生命的独立并完满发生了侵犯。三个自信(实际是两个),是不靠谱的胡说,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反生命独立并完满这一人性根本性的。因为人的意识亦属之生命独立并完满之内。宋鲁郑的问题是:他永远活动在权贵们说的话之内,他不把权贵们的话当成被认识的对象,即使是习近平说“3×8=23”,他也不管这话对不对,他问的只是:这些话是不是来自权贵
   ,只要来自权贵的,他就不会把话当成应予认识的对象,就如矢之不能射弓。
(2014/03/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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