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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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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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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是个罪犯团伙

   辛勤工作了一辈子终于退休了的人,是从人生的必然王国终于迈进了自由王国。过去有一句话是:“人到中年万事休”。

   本人是从中年过来的人,但却不以为然。中年人的生活、事业、工作相对稳定了,但在一个无人性的极权统治下,中年以后的波折乃至意料外的大起大落的风险,仍是不可低估的。这些且不去谈它。成家立业的中年人仍然有父母,还有半大不小的子女需要抚养和照顾。此时此刻说万事休,就未免过分地自鸣得意了。

   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送走父母,二是拉扯子女成人自立。这时,也就到了干不动要退休的年龄了。所谓的自由王国,其实说透了,就是八个字:“身有余闲,家无多事。”于是,种花、散步、聊天、旅行。看上去闲散、潇洒,其实是以娱乐来补偿一下自己一生的风雨忙碌和操劳。

   但是,这仅仅是对普通正常的人来说的。对共党们,尤其是对共党体制内的官僚们来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退休前,他们整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还要把人生、良心抛到爪哇岛去。于是,疯狂、抢风头、虚伪、贪婪、抢劫、腐败、杀人越货,凡是不耻于人的瘾,他们都过足了。所以退休后,他们也进入不了自由王国。至于“身有余闲,家无多事”的悠闲生活,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习近平的中国梦。换句话说,就是永远成为不了事实。

   香港的《南华早报》在今年2月25日登出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西班牙高等法院向胡锦涛提出48个问题”。文章中说,在去年的10月份,西班牙高等法院受理了两个西藏流亡团体和一名拥有西班牙国籍的藏人的起诉,对在1988年到1992年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涉嫌在西藏犯有种族灭绝罪一案,展开了调查。经过调查,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和证据后,高等法院要问胡锦涛48个问题。

   其中几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在1989年3月,军队和武警对西藏的镇压活动后,造成了450名藏人被屠杀,7,000人受伤,350人失踪,3,000多人被拘留。你知道这是你下令镇压造成的后果吗?

   二,你是否批准了安全力量在拉萨第一监狱将数百名囚犯折磨至死?

   三,1994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上,你是否做出了要给会见过达赖喇嘛的人定下反革命罪名的决定?该次会议为此后十年在对西藏地区实施的政策上奠定了基础。

   四,在你担任军委主席期间,你是否知道西藏人在逃往尼泊尔和印度的途中被抓捕,并且遭受酷刑折磨?

   这四个问题问得直截了当,切中要害。但这仅仅是高等法院要问的问题的十二分之一。胡锦涛眼下可以不以为然,但也只是在表面上做出来的不以为然。实际上,仅这48个问题就足以令胡锦涛胆战心惊地断送余生。

   不仅仅是胡锦涛,西班牙高等法院还同时起诉了另外的五个前共党高层参与了种族灭绝罪。他们是:李鹏,江泽民,乔石,陈奎元,彭佩云。想必高等法院对每个人也要问上几十个问题的。

   中国人历来注意死后的“身后铭”。也就是盖棺后,世人对他一生的评价和定论。为的是对得起祖先,和给后代留下好的名誉和典范的作用。如此看起来,共党的后代们只能做罪犯的后代了。老子英雄,儿子未必是好汉。但老子是罪犯,儿子就只能是罪犯的后代了。

   同样在2月25日,共党中宣部又做出了个决定,要把一个叫做是新闻道德委员会的试点扩大到15个省市。这就令人大惑不解了。新闻行业的工作人员,应该都是战在社会的道义和良知的立场上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一方面监督、批评政府,一方面为民代言。所以新闻记者被称为是无冕皇帝。也就是说,实事求是、秉公据实、披露真相、还原事实的人。符合了这种职业要求的人,本身就已经具备较高的道德品质,又为什么在他们的头上加设了一个“道德委员会”呢?

   共党把对人民加强教育的话,时常挂在嘴上。但是共党本身却是由一帮地痞、流氓、无赖、恶棍组成。这群东西们需要的是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又有什么资格去妄谈对人民加强教育呢?更有何脸面去提道德二字?

   共党的所谓教育,其实就是用共党的狼奶去毒化人民、矮化人民、愚化人民、妖魔化人民。共党的所谓道德就是要拼命地去泯灭人民的人性、道义、和良知。妄图使人民都被共党改造成像共党一样的兽性、匪类之徒。

   早在几十年前,就是一位作家说:“全世界的共党在做着一件既艰巨、而又徒劳无义、并且永远不会成功的事情:就是要去控制人民的思想。”到了今天,事实显然如此。缺德少性的人却又拼命要去抢占道德的制高点,既令人感到可笑和愚蠢之极,更使人意识到共党的黔驴技穷了。

   打出道德的旗号去规范记者们,无非就是严格控制新闻界人士只准做共党的喉舌。至于是否有舆论界人士接受共党德行的洗脑?当然有。这几十年出现的犬儒、帮闲、篾片、愤青、愤老们难道还少吗?

   记得大约是两个星期前,加拿大政府宣布取消投资移民的项目,中文电视台发动观众们讨论这件事。一位女性同胞打进电话,发表了她的看法。她认为,这是因为加拿大的经济不好政府手里没有钱的缘故,所以才有此举。于是她为政府献计献策。她说,加拿大拥有北极这片国土,为什么不卖给美国?得到的钱就可以提高对移民的待遇。

   民主国家就是好,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这位女士想必是知道在自由国家,她享有这个权力。但她的言论至少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移民到加拿大,不是凌驾于加拿大,而是归化加拿大。因为承认加拿大的价值理念,接受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喜欢加拿大的风土人情,于是才归化入籍加拿大。

   既然归化于这个国家,那么不言而喻的,就是接受爱护这个国家,献计献策是为了这个国家更好才是。哪有劝加拿大政府卖国的?而且劝政府出卖北极的领土的钱,不是用于发展加拿大的经济、文化、社会事业,而是要人家卖国赚钱提高移民的待遇。

   归化于加拿大,究竟是为了要享受加拿大的高社会福利待遇,还是要为加拿大做出贡献和奉献呢?高社会福利待遇是加拿大人一百五、六十年辛勤工作和付出,才创造出来的。有付出才有所得。看来在共党狼奶毒化下,确实有些中国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再加上在共党的道德的愚化下,使得一些中国人认为出卖国家主权是很平常的事。

   共党已向周边的国家出卖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又在南海和东海出卖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海。既然共党可以这样做,那么加拿大为什么不可以出卖北极呢?以共党的逻辑来衡量加拿大,于是加拿大不出卖北极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共党的思维方式能配得上逻辑这个词吗?如果中国移民都去要求移民国出卖领土的话,中国人就必将成为所有移民国国民的公敌。如此看来,部分中国人的见识恐怕连入乡随俗的程度都达不到。哀哉中国人,五千年的文化竟然如此!

   几年前曾听到一位中国人把自己的这个同胞称作中国猪。这种话乍一听上去确实刺耳。但事后仔细想想,这位同胞也是出于“爱之深而恨之深”的民族心理。倘若事情与他无关的话,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不发一言的。

   早在五、六百年前的明朝初期,就流行着一句话:“欲知天下事,须读古人书。”这应该是在结束了元朝九十多年残酷统治后,人们经过了深刻的反思,痛定思痛后,悟出的一个道理。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创造出了灿烂文化的族群,竟然被一个充满腥膻之气的未开化族群打败,并被野蛮地统治了九十多年。如何去解释和回答这个问题,是每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要认真思考的。

   那时的西方还没有普世价值和民主与科学的理念,中国人就只能从自己的古圣先贤的著述中和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去寻找答案了。人们普遍知道汉武、贞观、和康乾这三个盛世。其实明朝的初期和中叶,在器物文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西方。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正是出现在那一百多年间。

   遭受了耻辱,然后知耻,然后奋发图强,这就是华夏民族的精神、傲骨和气节。猪是没有这些的。上帝造物,造成了猪,但并没有赋予使命。于是猪就胡吃闷睡,养肥了被宰。猪们对如此的一生,似乎毫无怨言,更无打算去改变命运。人则不然。

   通过一代、两代人的艰苦创业,买下了田产或生意,成为了乡村士绅或城镇工商业主。共党一进城,这些人一下子变成了地主、恶霸、土豪、富农、资本家、小业主,成为了共党的敌人。被共党杀了几百万,又把几百万的家属、后代戴上了敌人的帽子几十年。共党的心血来潮,宣布给这些人摘去帽子后,一些这些人的后代们就立时忘记了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祖产被夺,游街批斗之辱,忙着为共党的所谓辉煌强大自豪骄傲去了。

   一场饿死五、六千万人的大饥荒过去半个世纪了,难道他们的后代倒不该为活活饿死的祖父辈向共党讨个说法吗?假如或许有过一个人受到了共党的恩德如同天地般的大,那么这个人该不该忘记共党曾无辜夺走了他的一个个亲人的性命?况且共党从来只占便宜不施恩。

   在中国近代的几十年中,假如有人对共党有稍微好感的话,也仅仅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对共党的认识都是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不清楚共党是一群什么东西,对它们的目的、旗号莫名其妙。口头上说支持维护,实际上是在观察、分析共党。

   从对共党的恐惧、避而远之,到逐步明白了共党不过就是个利益团伙;共党的谎言、暴力、无人性的种种所为,其实仅仅是为了维持这个政权。因为只有在这种政权下,地痞、流氓、匪类、恶棍才可以肆意而为、掠夺全民财富。于是人们开始了公开抱怨,背后骂娘,进一步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再到普遍地公开高呼“打倒共党”的口号;终于使共党这副曾经不可一世的伪君子的画皮被人们撕破了,露出了豺狼的本来面目,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豺狼也好、老鼠也好,凡是对人有害的东西,都必须打。不是嘴上喊打,是要用行动去打、去彻底消灭这群危害我们生活的妖魔鬼怪。古人说,“人鬼殊途”,人有人的社会,妖魔鬼怪有它们的地狱。把它们赶进地狱,恢复我们人的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宁静。

   

    03-01-2014 完稿

(2014/03/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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