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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两会”上的“雷人雷语”

一年一度的中国全国“两会”再度召开,3月初原本应该是春光明媚、云淡风轻,然而,大半个中国依然没有走出倒春寒,很多地方甚至还沉浸在雾霾打造的昏天黑地之中。
   
   “两会”的程序都是经过事先精心设置的,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讲什么则无法设置,虽然绝大多数都会在不违反潜规则的情况下参政议政,但每年依然会有一些“雷人雷语”出现,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民间、外界的热议。今年的“雷语”似比往年更多更低级。
   
   “两会”尚未正式开幕,在3月2日的政协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吕新华在就回答香港《南华早报》记者有关周永康的提问时,不仅忍俊不禁,而且在结尾时以“我只能回答称这样,你懂的”引起在场记者的哄堂大笑。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素以严肃刻板著称,然而,此次吕新华的发言却独树一帜,虽然自始至终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但最后那一句却意味深长,这既表达他作为发言人无法打破政治禁忌的无奈,也隐晦地证实了坊间关于周永康的种种传言,因为既然大家都懂,那说明所传不虚。
   
   中共在处理高级官员的时候,即使已经剥夺了其人身自由,但在没有统一意见的时候,一般不向外界通报。周永康在去年12月初就已经被控制,最近中国国内商业媒体的报道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因为他的家属也在那个时间段被专案组抓捕。原以为春节前后会公布周永康的落马消息,但是直到“两会”前都没有,可见周永康案的非同一般,不过,从舆论态势观察分析,揭开周永康案的神秘面纱应该指日可待了。
   
   吕新华的回答虽然未能彻底解开很多人心中的谜团,但是,相关问答在得到中国国内媒体重点报道后,周永康案的窗户纸显然已经被进一步捅开。这之后,《环球时报》英文版直截了当地指出神秘商人周滨就是周永康之子,而各网络互动环节关于周永康的议论也比此前要自由得多。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南华早报》记者和吕新华的问答应该算得上是功不可没。
   
   3月3日是政协会议开幕日,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工作报告总体而言虽然官腔十足、枯燥无味,但讲话中鼓励政协委员“尖锐而不极端地批评”政府却依然让很多民众感觉到暖意融融。
   
   俞正声的这句话其实并不新鲜,其他领导人讲过的类似的话不一而足。结合之后的现实情况看,民众和外界更愿意把这些话看做是笼络人心的政治台词。不过,俞正声鼓励政协委员“尖锐而不极端地批评”还是能给不少人以期待。
   
   其实,仔细推敲俞正声这句话,不难发现有明显的逻辑问题。试想,一个器具最尖锐的地方会是哪里?当然是最极端的位置,政协会议如果真的是参政议政的天堂,那么,就不该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干脆让大家畅所欲言得了,即使语言过激也不能追究责任。历史上,言官说话、上奏具有豁免权,俞正声的话显然是在为政协委员设限。再说,语言和提案是否极端该由谁说了算?该秉承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俞正声的这句话不够干脆利落,根本原因是他内心并不鼓励政协委员畅所欲言,可想而知,中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状况绝不会因此而改善。
   
   政协会议开幕当天,北京天安门广场的PM2.5数值高达每立方米332微克,政协委员、中国知名音乐教授金铁霖向记者抱怨称“雾霾已经影响到歌唱家唱不出歌来了”。
   
   雾霾问题的确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几乎人人关注的重要问题,“两会”开幕时,北京的天空依然黯淡,空气依然不尽人意,这多少会影响与会者的心情,尤其是那些从空气清新的城市赶来者。金铁霖的抱怨显然不是无病呻吟,只是说法夸张了点而已。不过,有时候,矫枉需要过正,他这样说或许是为了促使“两会”和执政高层更加重视雾霾问题,因为唱歌的不仅有他自己,还有中国的第一夫人彭丽媛。
   
   3月4日,政协委员、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会上说“西方是低级民主,今后高级民主将在我们这里产生,我们领导人的逐级选举是接地气的”。傅成玉口中的“我们”显然是指的中国,中国和西方在制度上已经是长时间势不两立了。谁优谁劣?只要不是脑残之辈都能一目了然。傅成玉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能比平头百姓的眼力还差?他之所以这样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涂脂抹粉,实际上跟他是既得利益者有密切关系,在屁股决定脑袋的中国官场上,他既不愿意说真话,也不敢说真话,诸如傅成玉这样的口是心非者在“两会”上发表的“雷语”比比皆是,使“两会”变成了娱乐圈的盛会。
   
   众所周知,中国从上到下都没有民主可言,基层选举都是假的,人大代表也好、政协委员也好、基层干部也好,基本上是上级任命的,独立参选者即使民意支持度极高,也往往无缘公职,不仅选不上,还可能遭到打击报复,刘萍等人的遭遇便可见一斑。倘若傅成玉的子女需要留学,他不仅肯定不会这样对他的子女说,而且会将美国等西方国家作为首选。可见,他自己说的话他自己恐怕也不相信。
   
   人大代表、广东律师朱列玉在人大会议上发言时称:“既然地震无法预报,地震局存在的必要性何在?”他建议撤销地震局并在中国科学院设置地震研究院从事震前探索工作。在了解地震局这些年的表现者看来,朱列玉的发言绝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一本正经的。地震局如今每年耗费的财政经费是40亿元,然而,每一次地震来袭,地震局总是不能提前预测,反而在问责声中坚称地震无法预测。有时候,民间预测准确了地震将来,地震局反而恬不知耻地出来“辟谣”,而震后救灾也是民政部门一马当先,国家每年对地震局的巨额投入,可以说完全打了水漂,仅仅只是养了一大批好吃懒做的闲人而已。
   
   地震局这样的机构的确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朱列玉律师的发言和相关提案显然道出了民众的心声。其实,在中国,像地震局这样尸位素餐的机构还有不少,朱列玉律师要求撤销地震局的发言被媒体报道后,民间一片欢呼和共鸣,纷纷认为这样的人当人大代表当之无愧,即使真正实现了“人大代表人民选”,朱列玉律师应该也能步入“两会”会场。每年的“两会”上,像朱列玉律师这样珍惜代表权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显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伟才说:“现在一提公务员加薪,就被骂,公务员薪酬应该建立制度规范,正部级干部年薪20多万,还不如一些大企业部门经理,这种薪酬分配很不合理”。在既得利益集团内部,像陈伟才这样认为公务员的薪酬过低,应该加薪的人不在少数,但在民间,却没有几个人为这种呼声摇旗呐喊。众所周知,中国每年的公务员考试都是挤得头破血流,为何出现如此景象?不就是因为公务员的收入高吗?明面上的收入的确不高,但灰色收入却令人羡慕。
   
   其实,民众并不反对给公务员加薪,只是,没有几个公务员能做到真正“为人民服务”,很多民众对公务员的感受是,去找他们办事时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曾经有人就一些职业进行民意调查,发现公务员的公共形象最差。显然,不是因为民众对公务员有偏见,而是公务员自己毁了自己。民众对其满意度如此之低,不知道他们怎么还有脸要求加薪。倘若哪一天,公务员录取时再也不是百里挑一,公职机关不再是人浮于事,公务员基本上都能善待于民众时,再来加薪不迟。
   
   3月5日,政协委员李海滨发言称:“《水浒》这样的电视剧应该禁播,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要有所控制,这些都和暴力相关。《水浒》是旧时代的名著,与我们时代不适应”。听到李海滨的发言,估计现场又是一片哄笑。这样的发言绝对能称得上“雷语”,而李海滨也能当之无愧地被称之为“雷人”。《水浒》当中的确有太多暴力场景,不过,它能够作为名著世代相传,显然不是因为暴力,而是因为作者高超的写作水平和各路英雄豪杰的侠肝义胆。再说,当中的很多暴力有其合理性,而不是暴力滥用,李海滨将《水浒》视为宣扬暴力的著作,只能说他是一叶障目。
   
   当然,对于李海滨的发言,我们也可以作另外的解读。记得在禁书事件发生后,曾经有网民建议宣传文化部门也将《水浒》封禁,毫无疑问,那只是戏言,目的是表达对禁书的不满,同样也是对主管部门的一种讽刺。李海滨正经八百地在政协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表达不满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还是揣摩上意和哗众取宠。虽然他给很多人带来了欢声笑语,但是,这样的人能忝列政协委员之列参加“两会”,真是莫大的悲哀。建议李海滨去看看秦末的那段历史,了解一下“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怎么回事。
   
   3月6日,“两会”开放新疆代表团的讨论,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称:“现在新疆的暴恐,90%是翻墙造成,根据网络上一些视频,不断形成暴恐。”封疆大吏不断换马,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却日益加剧。原以为张春贤在主政新疆之后能实施怀柔政策,缓解民族矛盾,然而,如今的民族矛盾已经不仅仅限于新疆境内,而是有日益向疆外蔓延的趋势。昆明事件令人神共愤、举国同哀,但在谴责施暴者的同时,也不应该放过强硬落后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维系者。
   
   张春贤否认暴力恐怖事件向疆外蔓延是严打所致,而是归咎于“翻墙”技术的普及,这分明是避重就轻。汉人与疆人的矛盾之所以日益激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共民族政策的失败,当然,也跟部分汉人对疆人的歧视有关。且不说汉人与疆人,即使是汉人居住区,同样也存在地域歧视,导致本地人与外地人不睦的情形发生。所以,针对昆明事件,不能仅仅只有谴责,还应该有反思,尤其是对民族政策的反思。
   
   3月10日,辽宁代表团小组讨论时,人大代表、画家冯大中提出:“我们还应立一个《动迁法》。拆迁要天价的,该上行政手段就上手段,老百姓,有的给点脸就上房揭瓦了。毛泽东时代,谁敢说不字?”冯大中作为一位画家,早已名声在外,从艺术水平上讲,他或许真的能出类拔萃,但是,从他的上述言论看,他缺少基本的明辨是非能力,或者是故意违心说话,不管是哪一种,都注定他与大家无缘,因为大家不仅仅需要出类拔萃的艺术水平,还需要高山仰止的精神境界。
   
   冯大中的谬论刚落地,在场的北方重工集团董事长耿洪臣马上表示反对,称“财产权是公民的合法权利,立什么法也不能说拆就拆了”。的确,尊重公民的财产权是古往今来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冯大中竟然不懂,反而拿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时代作为标准来和今天的情况相提并论,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这样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当上人大代表的,谁都不相信这是民众票选的结果。
   
   就在同一天,又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语出惊人:“我们不要鼓励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看到王平的这番发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此人的逻辑混账,一般的人绝对不可能将农村孩子上大学与回不到家乡想象成因果关系。事实上,还是有不少农村大学生毕业后回家乡当村官或者是从事养殖事业的。虽然总的来说,农村大学生回乡的很少,但这根子不在于他们读了大学,而在于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倘若城乡一体,城乡差距小,就不存在农村孩子读大学后一去不返的情况,而城市大学生也不会拘泥于在城市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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