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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陌路-严正学(11)

十一、《幻》
   
   1995年2月24日
   
   光阴的流逝,证实着生命的消耗。春节后恍惚间又过去了25天。大墙之内,我竟画出颇多作品。我为自己珍惜生命、潜心创作、不虚度时日而深感自慰。禁锢世界的体验成了创作的源泉。我在高墙电网下,咀嚼着苦难;在肉体的禁锢里升华着灵魂,作着对社会人生的思索;我自信这批“笼中展翅”的绘画,是我人生和艺术的飞跃。

   
   是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我,是多灾多难现实对我的情有独钟。近十个月在北大荒腹地的监禁中,我能够画出近卅幅的水墨,一个水墨装置的三幅140×280cm的水墨画,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而且这一切竟是在严密的监视,恶劣的生存条件和繁重的劳作下完成的。鉴于宣纸,颜料和墨汁的来之不易。在我泼墨、冲水、近乎颠狂的发泄中,又极有分寸地驾驭着墨、水和色的走向,一反过去的创作状态,竟未出过一张废画。积郁在心胸的愤懑爆发的结果,使得精神得以自由驰骋。
   
   昨天李副指导员领我走出中队的大院, 在早春初阳的沐浴下,踏过正在融化着的坚冰,我们第一次从锅炉房经禁闭室到猪舍,顺着高墙溜达了一大圈 。然后李副指导员在门卫值班室办了登记,领我迈出了大铁门。在去分场的路上,他才告诉我领导安排我布置和美化环境的新任务。要重新绘制那14块已经锈迹斑斑的宣传牌,在分场门口和内厅画些宣传画和风景画。李副指导员领我去了分场大楼,进了高书记的办公室。
   
   高书记的第一句话自称我们都是属猴的同龄人。
   
   诚然我们都经过文化革命的洗礼,属于这个国家饱尝忧患,沉缅於思考的年龄段。是什么使得我们如此地位悬殊,分化在两个极端呢?此刻,一只猴壮实、红光焕发,深陷在沙发中,用他底气十足的嗓音对着另一只虚弱、满脸菜色,兀立在前的猴侃侃而谈。双方都自信且坚定。他已换去了年前的态度,言语中少了些威摄的成份。
   
   “发挥你的特长,美化改造环境,同时也是我们让你干些适应你体力的工作安排。”这位姓高的书记,虽然个子不高,也很少来中队,但至少在强劳人员心目中,扮演着高大的角色。遇到无法解决的事情,最后的那句话就是“找高书记去。”但高书记不是都能找到的,因为他不常常走进大墙,而且高书记高高在上,因此也常有被悬空的时候。据说他不赌,所以,在黄教导员和队长们赌钱的时候,就会安排一个坐探看着大铁门。只要高书记迈过了门槛,哪怕赌局如何紧张,都会偃旗息鼓,而立即清理战场 。但愿他年前的训话中对我的警告和威胁,只是他听了黄教之徒片面汇报后的感情用词。现在中队已对我开了药禁,孙大夫也不再刁难我的用药,那么再去唠叨自己的病情和请求发药都是多余的。
   
   去年9月27日,我受电刑后当天晚上他即来到中队,在李指导员的办公室让李指导员给我切西瓜、送月饼,使我觉得其人还有一丝未曾泯灭的人性。他说了很实际的话:“是否是中队收存了你治病的药物,你想不通。”那时我说:“24日在总场医生不同意我出院的情况下,黄教和孙大夫用行政手段,把我连同挂在身上的点滴一同拉回中队。想不到未过三天,在27日中午就因为我脱口而出喊了胡建华队长一声‘小胡’,竟遭到如此残酷的惩罚,而且又把我从总场医院配来的药都查封了,不给治疗。”第二天显然是在高书记干预下,中队发回了我被封存的全部治病药物,另加两筒月饼作慰抚。可惜没过多时,我的药又让黄教导员给查封。这一次是作为我写了长达九页被称为“万言书”的报告,反映中队管理上的问题后,所作的相应惩罚。但关于这些我已不想再多说什么。
   
   此刻高书记仍然陷在和他身材一样发福的沙发里,和我这个木然、豆芽形的被改造者相对无言。李副指导员打破了这种僵局,嘱我回工作室 ,设计草图和拿出方案来。看来,我还能保住工作室,不像春节期间,我只能席地在监舍的角落里作画。
   
   今天,黄教导员进了我的工作室。看着我一地水墨。没有训斥,而是问我:“这就是你的《现代水墨画技法》?”对艺术世界他莫名其妙。为了那九页的“万言书”我吃尽了苦头。那个碰断的门牙,半截牙根里外露的神经,让我死去活来地忍受了几个月疼痛后,竟然已烂去了神经,变得麻木了。这也许是动物或古人类的一种自然适应吧!现在,止痛片有了,还有中药的柴胡止痛药剂、降压药、复方丹参、心痛定,以及从总场医院开来的救心丸都回到我的手中。只是好些治肾炎的药以及侄女寄来的几盒进口西洋参片都被于中队长撸去。而后者却是在检查包裹时被扣,索讨不还,大概也是从于中队长肚子里穿肠而过吧!
   
   黄教坐下来了,至少他没有指责我的所谓“现代水墨画技法”实验的荒唐,或要我解释这些水晕墨迹是什么意思,凌乱的笔触是否是组字画。今天他没有东看西看,即切入正题,问我现在有什么想法。我说:“一切无可奈何,宋队长已明白地告诉我,说是上边有红头文件指示:‘严正学病得最厉害,也不准保外就医。’既来之则安之,我别无其它选择。但我想知道,这上边指的是哪一级政府。是中央,还是北京市;是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还是你们?因为大家都清楚,‘偷自行车’是个诬陷的荒唐罪名,它不攻自破,所以才不准我获得自由去为自己辩护,要把我长期拘禁在这里。还不准我再写申诉、报告之类的东西。假如我真是个‘贼’肯定早保外了。”我接着说,“昨天高书记给我一个美化环境,改变改造场所的任务。因此,我要求你们能改变一下我的改造环境。你们把吕得武撤回大班去,让一个“六进宫”的贼,如此明目张胆地监视我,我受不了!他整天在班里学着你的腔调,趾高气扬地说要给我加期加刑。似乎他也掌握着我的生杀大权。”
   
   黄教没有打岔,而我显然是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的方法学着去扎针,激发黄教恼火。我把内容转到分场的过去。“他说要让我关小号。”我指着窗外的一排禁闭室,加重语气说:“他说这间‘禁闭室里关死过人,是晚上用车子拉走的,我住的楼的顶上有人跳楼自杀……’”我终于触及他们那根敏感的弦。黄教说:“你能揽下那些工作?”我说:“我完全可以自己料理自己,工作上你们给我二个助手。我想要崔法祥和周国强。”我故意把崔说在前边,关于周我补了一句,“周国强在中央美院美训班学过画画。”黄教没有答复走了。
   
   1995年2月26日
   
   今天中队长同意崔法祥来工作室帮我先刻些字,吕得武没有走,周国强没有来。想必定是不会同意周国强和我相处一室。老崔来仍是向我要止痛片。老崔的脸上大疤加小疤,翻突着打肿的上唇,更显得傻乎乎的。我说:“你得看病啊。”“没办法,连止痛片都不给我。”我说:“光吃止痛片没有用,我让北京市的朋友寄两瓶‘脑复康’来给你服用,看看能否奏效。”老崔的眼突然一亮,也许从没有人这样对他说话,此刻这一丝的关护竟让这个僵冷的男人的眼睛含满感激的泪水。我赶紧劝慰他,我说:“老崔,去年那一次我昏倒在大院里,泡在两暖壶的开水中,要不是你和田宝金立即跑过来把失去知觉的我抬出热水坑,我还不知道会烫成什么样呢?”多年来的监狱生活,从没有人对老崔表示过感激,也从没有人把他当人看待,听了我的话,他只哆嗦着嘴唇,半天也没有声响。
   
   前些日子在班上给蒋洪瑞,曲永亮画肖像速写,李指导员今天宣布:不准再给任何人画,要我刹车。接着告诫道:“打住!不得画改造场所任何东西,明面上的东西画了就是违法,包括强劳人员。”也就是规定看得明白的东西都不能画,因此画抽象水墨倒成了特别许可。
   
   儿子走后已一个多月,画好的画除让解教人员从匿藏之处带走部分外,我得考虑再不能往分场的粪坑中放。一则是天气转暖,粪坑会随时被清理,那么,这些画就会随同粪块被撒到不知什么地方。现在唯一的办法是画成半成品,没有最后深入的可视形象,这些半成品又都是揉成一团,丢入废纸箩中,这样就逃避了突击清监,以便以后再深入绘制。
   
   速写肖像一出手,队长们即不断来工作室,要我画像。有的是管班的宋队长领来的,这对他也似乎是一个面子。牛大夫,陈队长,分场出纳,以及诸多叫不出名的队长,我都给画了,宋队长除了让我画了他的肖像速写,还拿来他们夫妇的结婚照片要我给画成油画。怕其它队长特别是黄教看到,干脆在他值班时,把我反锁在工作室里,这样我就相对地获得独一份的安宁和自由。这是我最好的时候,没有人能来打扰,我乘机把工作室的窥视窗安上活页木门帘,这样在突然集合时,我能自己伸手出去把反锁的门打开,列入点名、报数之队伍。吕得武为了仍能在工作室待下去,也策略地改变公开的监视办法,所以我要求他和老崔去文化室剪贴,也同意了。显然他接受了不公开和我发生冲突的指令,只是暗地里窥视我的行动。
   
   1995年2月27日
   
   3月11日也就是农历的二月十一日,将是我妻春柳的生日,妻子孤独一人在椒江,守着这个破碎的家和管理着宇儿撒手人世丢下的,濒临倒闭的‘现代广告公司’。公司的霓虹灯和广告牌自去年23号台风扫荡,已全部毁坏。春柳尽一切能力抢救,公司人员基本已散尽。我离家时,家乡还没几家广告公司,而现在已从我离家时不过二、三家增至三、四十家。因此业务上的竞争,极其激烈,更何况这种竞争都是非正常的,几家部长、局长亲戚的公司在特殊的背景下,挤垮或兼并其它公司是轻而易举的事。立足於这种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竞争只是权力和权术的较劲。我不知春柳是如何挺过来的。为了表示我的思念,我从朋友们寄给我的生日卡中选出三张,转赠我妻。在其中一张生日卡上写着:天上飘过一片云,地上颤动二颗破碎的心;匆匆的离别,浓浓的忧愁,淡淡的怨恨!二月十一日夜共睹明月。
   
   1995年2月28日魇之
   
   深入刻画《晷-符拉基米尔之路》,画中地球呈现着弧形的边缘,这是地平线。地平线下是鸡形的版图,这正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国度。那个版图正被黑色复盖,纵横交错着血色的网。这个网似曾相识,当然是我们监狱中的铁网,但更像我们的身份证上的恢恢天网,疏而不漏地网罗着一切。于是,在芸芸众生之中,我看见我的躯壳,正背负着十字架像骆驼一般把足迹从东海之滨绕过西陲,越过燃烧的太阳,走向齐齐哈尔。
   
   1995年3月1日
   
   昨天上午,我从监舍里返回工作室时,走在筒道上,看见吕得武正扒在门上的气窗上窥视着工作室 。我怒火中烧,原来监视变成了另一种更为秘密而可怕的方式,吕变本加厉地每时每刻执行着他的特殊的“改造”任务。是否有人授意和授权,我不得而知,但他确实锲而不舍 地期望在我的言行中找到他立功减期的希望。我扭住他大声呵斥,招来了中队长、指导员及队长们,各班的强劳人员也探头在门口观望。众目睽睽之下,他无法解释他这一无耻的立功动机和窥测的阴暗心理。我对着中队领导还是那句话:“要监视我的行动,可装窃听器,安闭路电视,或让队长24小时看管我。我无法接受让一个‘贼’整天贼头贼脑地盯着我。”今天早上我进工作室,吕得武正在整理他的东西,中队已经通知他离开这里回大班。他本想落井下石,结果却砸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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