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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陌路-严正学(24)

【后记】
   
   这是一个悲剧,一个伟大的悲剧!
   
   严正学–这位追求理想的艺术家,以苦难为基石,写就了他生命中一段不朽的篇章。

   
   两年的铁窗生涯,禁锢了他的身驱,但却无法禁锢他的思想,在那狭小的囚室之中,他喷涌出的思想的火光,足以照亮每一个阴暗的角落。人类有史以来,没有任何权力能限制人的精神自由驰骋,没有任何号令能阻止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匍伏在那片黑色的土地上,严正学所刻下的却是那发人深省的深深的印迹– 一个大写的“人”字。
   
   黑夜是那样漫长,黎明是那样苍白,700多个日日夜夜,精神的磨难对一个思想者来说,比环境的恶劣更为痛苦,我们作为他的朋友,在不同的地方和他共同渡过了这两年光阴,因此,当这部日记成书的时候,我们有权利说,这浸满了斑斑血泪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了正义与邪恶的争斗!
   
   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拘禁并毒打人大代表,仅仅是执法犯法的个案,严正学之起诉公安局,也恰恰是行政诉讼法刚刚颁布的时刻,依严正学以及所有老百姓们善良的愿望,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法律,这是不折不扣的依法办事。然而,问题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这其中,发生了那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行政庭开庭莫明其妙地被临时取消;本已立案的行政诉讼被中止,改为由刑事庭直接起诉打人的警察之一;严正学由原告变为证人,不准参与审判的全部过程,不知道审判结果,甚至被告的所谓赔理道歉都只能用录音来代替……这些已经反映了我们的所谓法是多么的脆弱,更何况,那些来自法外的恐吓、威胁、圈套,加之严正学的儿子严溯宇不明不白的车祸身亡,以及此案的最终结果–严正学本人被公安局判处两年劳教,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司法腐败的触目惊心!
   
   1994年4月18日一早,严正学被公安局邀去赴宴。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早;那天,又是阳光明熙、暖风习习;我们谁也没想到,如此宜人的春色竟是假象,阳光下,用阴谋编织的网已开始收口了。下午,一直呼严正学,没有回音;春柳也从椒江打来电话,告知公安局派人去了椒江,要求当地人大同意对严实施劳动教养。无疑,严已经落入陷井,春柳在电话中急得泣不成声。
   
   三天后,北京的报纸和电视台都发了消息,称严因“盗窃自行车”“被依法劳动教养两年”。严出现在电视上,最后一个镜头是:在两名明显比他矮半头的警察的挟持下,他昂首大步前行,两旁的铁门迅速向后闪过……
   
   就是从这一刻起,真与假,对与错,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统统失去了标准!
   
   后来,严正学的女儿阿鸿抄来了《劳动教养决定书》,上面落款的时间是1994年4月12日,比椒江人大被迫同意的日期足足提前了一个星期,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许可的情况下,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劳动教养已经生效。这是一个明显的无视法律法规的破绽,以至于连他们自己都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今天,这张违背中国现行法律的非法的《劳动教养决定书》一直被扣压而不交还给严本人,依照法律应送达家属的那一份也同样石沉大海。
   
   权大于法,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期间,我们亲眼目睹亦亲身经历:
   
   当严被打后找到公安局纪检时,接待他的人说,你当时要把人大代表证拿出来,谁敢打你?
   
   并不相识的群众对严正学说,你要是真的人大代表,就不能私了。
   
   所谓的“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是子虚乌有,只是我们十几个朋友在荷花市场吃饭,而且根本没有外国人参加。这个被歪曲的事实,被陈希同上报,竟成为严正学的“罪状”。
   
   严正学被捕后,负责审讯他的人对向宏说,不要和其它事连起来,就是因为偷自行车。
   
   但一位中央领导人对我们说,北京公安局说严是持不同政见者,这件事是陈希同直接批的,不好办。
   
   还有一位劳改局的领导说,说他偷自行车,连我们都不信,到底为什么抓他,还用说吗?
   
   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如今,我们可以说了,是陈希同,为了维护他们那个特权的利益,为了巩固他的那个独立王国,欺上瞒下,刻意制造了这一起九十年代的大冤案。
   
   一个艺术家无意中成了政治人物,这不仅是严正学个人的悲哀,亦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然而,严正学却并没有倒下,他的每一天都混杂着沉重的悲愤和轻松的幽默,在他称之为“艺术行为”的斗争方式中,体验着战胜噩运和战胜自我的快感。
   
   炎热的夏季来临了,我们的心也被炙烤得发焦。终有一天,严正学“发明”了“背书”,那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特殊的文字,就这样一次次通过层层检查,搭起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桥梁 。近两年时间里,“背书”不仅是他带出的日记和绘画作品的清单,而且令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那座监狱的大墙变得透明了。相信在严读“背书”的那一刻,他的心灵会激荡着疯狂的喜悦,那是他艺术之外的又一继承创造,是他苦难的牢狱生涯中的一缕鲜艳的春色。如今,这“两地书”仍然保存在我们两家各自的手里,上面不同颜色的斑斑字迹记载着那一段呼啸的风雨。
   
   还有那些同情严正学的管教和强劳人员,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帮助严一次次地带出他的作品,严在斗室中完成的那些巨幅画作,到我们手中才第一次展开。每收到一批画,我们就到邮局盖上当日的邮戳。而严正学的日记则大多是解除劳教的人带回,为防止万一,他将每一页纸撕成两半,分两次带出;因此,往往要等一两个月,一页纸才能合二而一,这时,我们再用胶条将两半信纸接到一起,读出日记的完整内容。
   
   当初,为了严正学的日记便于藏匿,我们专门给他带去了一种非常薄的信纸,看到这些纸蘸着严的血泪陆续又回到我们手中,真是百感交集。那些难熬的光阴,严是怎么捱过的,那种阶下囚的痛苦,又是如何忍受的?直到今天,读着严正学的这些日记,仍然令人痛彻心肺。有时我们不禁想,作为封建专制的牺牲品,作为陈希同为强化自己的统治而诬陷打击的反抗者,倘若严正学当初选择了和公安局私了,结局又会如何?
   
   然而,我们深深知道,严正学绝不会做那种选择,那样也就不是严正学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将理想付诸实践的开拓者,为了他那超乎于现实的理想,他宁可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屈服。他不是那种以绘画自娱身心的画家,对于虚构的美而言,他更注重去表现及揭露真实的丑;与其说他的画是给欣赏者看的,毋宁说那是他艰难人生的体现,是他对于丑陋现实的抗击,亦是他追求自由的宣言。
   
   严正学以其自己选择的命运,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悲怆的美,在他那一幅幅于狱中完成的大型水墨画中,倾诉着他对自由与人性的真知,诠释着他对苦难与幸福的理解。
   
   当人们在琐碎的生活中一点点麻木了感觉的时候,当人们在与世无争中息事宁人的时候,却我行我素地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姿态,他比我们都走得更远,为此,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接受的代价,这一切,究竟是值得的吗?
   
   历史会做出答案!
   
   蕴琪 向宏 1998年9月1日
   
   《背景料材》
   
   1993年9月17日中午,即行政庭将开庭审理的前15天,我到北京大学食堂买饭后去校内邮局发信,出来后发现自己未上锁的黑色自行车不见了,而在原处却停放着一辆同是黑色也未上锁的自行车。当时邮局已关门,门外没有其他的车,也没有人。我以为是被别人骑错了车,就推着这辆未上锁的自行车在校园内外的停车处寻找自己的自行车。其间经过燕园派出所,因正值中午,大铁门关着,无法报案,就把这辆自行车锁在北大南门口最显眼处,让人认领,接着在周围寻找。这时,看见一个中学生搬动这辆自行车,便上前询问,中学生说自行车是他的,我便立刻将车钥匙还给他,又问他是否骑错了车,中学生说他的自行车是在学五食堂门口不见的,我感到奇怪,便对他说此车是在邮局门前捡到的。正在说着,又来了一个中学生,态度蛮横,我当时有些生气,就说“你们也拿不出执照和证明,还是去派出所吧”。于是,就与两个学生一同去了派出所。此刻,我还拎着从北大食堂打的饭未吃。
   
   没过多久,我被带进一间已布置好的审讯室,一进门便有摄像机对我摄像,使我猛然意识到我已经掉进了一个人为设置的圈套。原来今天的盯梢已升级为跟踪摄像,栽赃者希望能拍摄到我骑车回圆明园画家村的镜头成为日后抓我的铁证。但我令他们多少有些失望,我只顾在北大找车未曾回家(所以9个月后在北京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放的只是这次摄像的资料)。我当即提出抗议,指出这是对我起诉公安局的陷害和报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是一起有预谋制造的事件。
   
   其中,最大的漏洞是,当他们询问我丢失的自行车型号时,我因记不清说错了,便很快从窗户里看见一辆三轮摩托警车把我那辆寻找半天都找不到的自行车拉了回来,正准备藏匿。我马上指出这辆自行车就是我的,并拿出了口袋里的纳税凭证,那上面的号码和车上挂的税牌号码是一致的。这使他们非常尴尬,只得承认这是我的自行车。我当即提出,以后又多次要他们答复:北大上万辆自行车,警察怎么能这么快就把我说错型号的车拉回,如果不是事先认定,又如何解释呢?
   
   (此车以及警方后来又拉走的我的另一辆自行车,在5年后即1998年9月底由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以两辆新车的价格赔偿给我,计人民币500元。对此,北京市一政府官员不无感慨地说:“控告一个小小的派出所的作为,怎么会认为使政府下不了台。当时若能依法审判,倒能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树立公安良好的形象。可当时就有人不准开庭。”)这当然是后话。
   
   但当时他们拒不答复我的质问,就让我回家了。在整个询问过程中,从没人说我是“偷车”。后来,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的杨晓利出面,暗示我撤诉“私了”,在遭到我拒绝后,便对我的迫害步步升级,先打电话到椒江市人大施加压力,说我不认错要拘留十五天。之后,我又多次接到匿名恐吓电话,说有一天我要在交通事故中暴死街头,或者尸体在圆明园福海中浮起,我未予理会。
   
   事情的发展,再一次被不幸言中:
   
   1993年11月29日深夜,在一个接一个的匿名电话和恐吓信的诅咒和威胁下,身为广告公司经理的我的25岁的儿子严溯宇,果然被一辆未开车灯的肇事小型货车撞死。这辆车既未拉客人,也未装货,说是喷漆去了;但当夜阴雨绵绵,椒江夜间也没有喷漆的地方。当时驾驶室中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人在肇事后隐去 ……针对众多可疑迹象,我向法院请假,回浙江处理后事,追查交通事故的真相。但我没想到,当我深入调查此事的疑点时,一纸法院开庭的通知使我不得不放弃对儿子死因的追究,因为根据法律规定我若不到庭,就会被撤消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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