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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陌路-严正学(23)

二十三、《魂,归去来兮》
   
   1996年3月28日沈阳至北京的列车上。
   
   凌晨一时,我中途从沈阳站下车。跑到了出站口,即挂通北京的长途电话,从向宏母亲处得知向宏换肾七年后又发现肾衰的症状。再拔通椒江的电话,告诉春柳,我已出狱,并决定先去北京再转浙江。再一次挂通北京的电话时才从话筒里听见向宏的声音。

   
   我丢掉去大连的卧铺票,重新买票。赶紧挤上了去北京的12次特快列车。坐定后我又开始写我的日记。
   
   我终於踏出了高墙,在走近大铁门时,我180 度转身两手交替挥舞着向铁窗内仍频频挥手的狱友们告别。走出大铁门后,监狱的一切,被隔在高墙电网内,再也看不见了……
   
   我仍不能肯定我已踏上了自由之路,正如女儿颖鸿所作的行为艺术《从自由到不自由到不再自由》中暗示的,这表面自由的内涵仍为不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是与不自由相对而言。我们向分场走去,早春的荒原北风肆虐着,卷起的沙尘在我身边盘桓。我回过头去,高墙和电网在无际的黑色中更显着凄厉和恐怖,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攫住了我,使我更觉前路漫漫。
   
   走进分场的会议室,黄教一行早已坐定在会议室的沙发中,孙干事手里拿的是一本劳教解除证。我还得过最后一关,任何差错,都会成为重返大狱的藉口。立在他们的包围圈中,这种自进看守所后,随时可行的搜身,今天让我觉得特别不能忍受。因此情绪中萌发着下意识的抗拒,从心里涌动着这种反抗,不愿配合警察最彻底的搜身。黄教先问我进口花旗参之事。我说:“花旗参是于中队长扣压的,与孙干事无关。如果于中队长不承认,我还有其它材料可揭发。”黄教用电话喊来了于中队长,于中队长用“好像有这件事”搪塞过关,也算是识事务者。
   
   黄教开始搜查我携带的行李物件。我指着脑袋笑着说:“要带的材料全装在这里边,谁还在包里塞什么。”两篇艺术论文《现代艺术·毕加索》、《走出空门-中国现代艺术前瞻》是他们审查后发还的。但他们仍翻着、搜着、希望找出点破绽。刘队长翻查纸箱物件时,却倒出一个纸团来。黄教捏在手心里,对我射来一束阴森的目光,他急忙打开它,见是芥末状的草籽,纸上写着“勿忘我小花种子。”黄教翻过来、倒过去看不出名堂来,却把我收集的野花种子倒个精光。
   
   后来翻出一大堆水墨画。一张张摊在地上,又拎起来对窗外光线透着看。黄教说:“这些画不能带走。”我说:“黄教,你可以把画留下,我的画在北京现在是三千美元一幅,如果你不怕打官司就给我开收条。”黄教说:“你得说清楚画的是什么内容?”“什么内容你自己看,我无可奉告”黄逼进一句说::“我们看不懂,但你自己看得懂。”我接着说:“这就像你管不了我在想什么,文革中你可以定我腹非罪,现在晚了。”黄教走出了会议室,不知挂通了那一级上司的电话,片刻回来说不扣留了,但仍扣下我42幅创作构图和一堆回忆文革后的生活文稿。这些都是我为创作积累的重要素材。
   
   接下去是搜身。我主动脱下棉衣,绒衣、毛衣,一付瘦骨伶仃的傲骨,什么都没有。我指着肩膀上电刑后留下的疤痕,调侃地说:“这就是你们留在我身上的杰作。”黄教接着命令我脱下裤子检查。我拒绝就范,抗议这是侵犯人权,我不予配合。黄教怒喊道:“什么人权不人权的,中国人只有生存权!”我越是不脱裤子他们就越觉得我身上有夹带物,越急不可耐地要验明正身。我故作姿态地说:“黄教,这是我的隐私。中国人不讲人权总还得讲个隐私权吧!”黄改成了一种强硬的口气,几乎是命令我:“都是男的在检查,不检查你走不了。”我说:“如果一定要检查,那就只能留下两位警察,我不愿在这么多警察前脱下裤子,在这里,长了见识的我才知道,男人光屁股同样让那些心术不正的人起性。” 警察们嘻笑着退出了会议室,我才慢悠悠地退下裤子。除了绒裤 、毛线裤都已破得开了档,查不出半点罪证来。搜身到此结束,孙干事终于给我开具了解除劳教的文书,交到我手中。
   
   我翻弄这张等待了两年的解除文书,一种受侮辱的情绪由然而起,我没有罪,我的命运、我的自由怎么能受它的支配!当着警察的面我把“解除劳教书”撕成碎片,我不承认这种非法的劳动教养,也是对他们至今不发还那张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的“劳动教养决定书”的抗议。
   
   折腾了一个上午,才开始让我自由走动,他们请我去食堂吃饭。我说:“我去去厕所就来。” 在那个分场的厕所蹲坑下,我翻出了二包尚未带走的绘画和日记。它们被包在塑料袋中,外面包扎的旧布已和冰冻的屎尿冻结成块,我拉出它,好不容易扒去脏布,把它们藏在胸前棉衣下,进了会议室,装作整理物品塞入登山包中。这一次我亲自尝到了沾上冻结屎尿的难堪。虽然不很臭,但总让人恶心。难为能儿及解除的一些狱友能从这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污秽中一次次地抢救了我的绘画和日记。使它们能成为历史的缩影存留人世。
   
   认真地洗了手,匆匆地吃饭,总场刘化生干事对我说:“由我送你去齐市到我们的办事处取票,再送你去齐齐哈尔火车站。黄教及刘之跃队长搭这个车买东西同行。” 坐上了警车,在警笛声中行了一刻多种。我问黄教:“车子去总场?” 黄教说:“现在向齐市方向前进,总场位于相反的方向。” 刘干事闻声连忙说 :“总场王场长,诸书记、张书记因开会不能来看你,让我代他们向你问好!” 我说:“我哪里希望他们来送我,我感谢总场一直关注着我,没有总场,也许我早被电熟了,也不会今天活着回去。不过,我还是要到总场去,我得反映你们管理上违纪的事。至于违法的事,我只能到北京向有关方面控告。”
   
   黄教愕然。刘干事为难地说:“都走了三分之一了,你看我代表总场,黄教代表分场,还有刘队长和司机,有什么就向我们反映,我们一定转达。”“好吧!”我同意向他们反映意见,说:“今天你们对我的搜查可谓是全面彻底,脱得光屁股一个。第一,我想请问是否搜查到一整条的外烟。”黄教说:“没看到外烟”我接着说:“昨天于中队长在他办公室里逼着我给他写一张收回外烟一条的收据,他是拿它和原先代我保管外烟的条子去标榜他的清廉。他这样做让我反感透顶。第二,我被警察打成重伤,来双河后不仅得不到医治,黄教还一次次查封我治病的药品,不给治疗,而我从团河医院,双河医院开来的治肾病的“诺氟沙星胶囊”竟被于中队长全部拿走去治他的尿路感染。这岂非置我于死地吗? 还有我的进口花旗参二盒、一袋西洋参片及其它一些药均不翼而飞。你们说查到了,为什么又不给我拿回来?”我转过头对刘化生干事说:“刘干事,你昨天问到我日记薄里记的‘三洋’二字,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是于中队长收缴了我的进口三洋电动胡须刀,硬说成是刀具。第三,强劳人员们一致要我向你们反映,自从于中接管伙房后,把原装模作样的两把锁由两个伙委同时领取食物的规定也取消了,于中独掌仓库食物。我亲眼看见朱立华往于中队长办公室送肉、送油。这件事郝队长也看见。奇怪的是劳教所的减期总是内定给伙房班长,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
   
   黄教不耐烦地说:“这些问题为什么不早反映?”我说:“说真话,我没有忘记94年9月27日,因为我反映了伙房的情况,黄教你竟让十来个队长,用六根电警棍电了我整整三小时,如此‘教养’我终生难忘。”我喘着气,因为这是二年来第一次能够如此直言不讳地说话。要是在几天前他们肯定会拿着电警棍吆喝着“闭嘴”,或是“找死”之类的训斥。可今天没有一个警察再敢这么说。我接过刘干事递给我的茶水,喝了半缸子,接着说道:“第四,牢头狱霸作恶多端,动辄打人,是你们惯出来的。有些还是你们唆使的。安立明诱惑我们逃跑,这显然是故意设下的害人圈套。大家都明白提供逃跑的长梯是队长从大墙外特地搬进来的。”我没有点明是刘队长扛进来的,因为他就坐在我的身旁。“你们给周国强加了一年的刑期。扪心自问。难道就没有一点点自责吗?”我接着说:“还有你们扣留了我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和《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行政裁定书》,请你们立即给我寄回来。”
   
   警车开进了齐市,和两年前一样,鸣叫着穿过了街道。我们在双河驻齐市的办事处拿到了齐齐哈尔至大连的284次卧铺票。黄教记下了我反映的诸多问题后,提前溜之大吉。“天下的锅都是黑的。这年头谁不贪!”刘干事倒郑重其事地领我去了一个房间,我们促膝而坐,半晌他才对我说:“下边执法和总场的要求不一致。正像中央反腐败,北京仍出陈希同和王宝森一样,这年头请客送礼成风,权钱交易现状存在,谁又能把颠倒过来的历史颠倒过去。你也就别太当成一回事了。”我想到两年前刘干事在押我上开往双河劳教所的警车时曾和蔼地问我:“是否有些恐惧?”
   
   今天我从“恐惧”里走了出来,回顾恐惧的日子,所忧虑的正是刘干事今天说的这句话:“谁能把颠倒过来的历史颠倒过去!”作为昨日的阶下囚,我还能说什么……
   
   警车送我去齐齐哈尔市火车站,刘干事劝我换一身干净的衣服上路。我说:“我不想掩饰我作为北大荒囚徒的历史。”警车在齐市火车站前停下了,虽对刘干事帮我提携着行李,我们登上了站台,找到了4号卧铺车厢的铺位,放好了行李后我看刘干事仍在向我招手,不由得百感交集,我能说:“再见”吗? 虽对刘干事个人我能道一声“再见!”,但对作为国家专政机器的刘干事谁愿意说“再见”呢? 我当然更愿意这是人生的一次永别。列车启动了,我看到二年前戒备森严站满了警察的站台,现在只剩刘干事一个人,他目送着我这个北大荒囚徒的离去……
   
   一个警察送一个囚徒本就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加上在这节衣冠楚楚的卧铺车厢里,我的一身囚徒的衣裤 ,确实让周围旅客捉摸不透而侧目相看,不知我这个怪物是哪个时代被囚禁在荒原中的,又囚禁了多少岁月? 拉开了红色登山包,找出了那一身蕴琪借我穿着上法庭的西装衣裤。是它陪伴我渡过了两年地狱之旅,今天又被我穿在身上。 打开列车的窗户,把那一身脱下的囚徒衣裤抛入夜空。
   
   列车上的售货车徐徐而来了,我抽出一张百元大钞,不问价钱地要了一袋德州烧鸡和一瓶啤酒,开怀独饮。是饥、是渴、或是贪恋,我喝下的是人生太多的甜酸苦辣……两年来酒精第一次通过我的肠胃,进入我的血液,我两额通红,当列车员小姐拿来了点歌本说服着我对座的两个大款点歌消费时,我真想为我的朋友点一曲歌。在行进的列车里,一曲《好人一生平安》的歌声让我想得很多,很多;想得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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