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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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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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打老虎,左右开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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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印象记

   原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印象记
   
   姜维平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很多人对政要等社会名流的家况都有浓厚的兴趣,所以,记者们为了媒体的看点和卖点,也热衷于追逐名人,尤其是官场上的聚焦人物,在加拿大,可能没人不知道伍冰枝女士的,她不仅担任过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节目主持人,曾是加国新闻界的翘楚,而且,还当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委任的第26任总督,也是第一位华裔和第二位女性的总督,2002年,她兼任加拿大三军总司令,曾亲自探访驻在阿富汗的加拿大士兵。对于上个世纪的我来说,除了这两点之外,还有一个特怔更重要,他父亲伍英才30年代曾在大连工作过,1999年出版的《大连日报》对此有详细的报道,我有点好奇,也巧遇便利条件,伍冰枝是1999年10月7日宣誓上任的,正好在这个月底,有一个英国留学生于多伦多成立了一个华人媒体协会,曾邀请我访问加拿大和参加学术交流活动,行前我有一个自己的梦想,要见伍冰枝,并自以为稳操胜劵,那时,我年轻气盛,自以为想见的人一定都能见到。


   
   然而,在异国它乡,我结识了几乎所有的华文媒体的老板或记者,编辑,但求见伍冰枝却吃了闭门羹,我英语不好,请一个精通外语的朋友帮忙,但这事连一点希望也没有,香港《文汇报》是个什么报纸,辽宁省大连市在哪里,加拿大政府要员在首都渥太华办公,一位官邸的专门负责联系媒体的人说,你想采访她,只有去某些会议碰碰运气,说不定在新闻发布会上可能巧遇她。那个时候,伍冰枝聚焦了全世界媒体的目光,怎么会理睬我这样的小记者,现在回忆真的可笑,但我的感觉是真实的:她太牛气了,她手下的新闻官也不识抬举,我想,历时20多天游览了多伦多,魁北克和蒙特利尔,温哥华之后,该看的都看了,该见的人也几乎都见了,只缺一个人,那就是伍冰枝,我很遗憾,显然,行前曾答应给国内某媒体写一篇人物专访的事泡了汤,我得出结论,在加国当记者不一定比在中国方便,他们想采访当官的,远不如在中国容易,当然,在体制内结识官员必须记住:你只能栽花,不能挑刺。
   
   随着光阴飞快地流逝,渐渐地,我对伍冰枝的兴趣也就淡了,偶尔念及,也为青春期的幼稚与狂妄而羞惭,不想,人间悲喜剧不断上演,世事难料,我生长在大连,事业有成在大连,而牢狱之灾也发生在渤海滨城,却在人生的残秋,移居多伦多,闲得无聊,借助辞典,偶尔翻翻英文报纸得知,总督早已换了人,伍冰枝退休了,回家做家庭主妇,还办了一个基金会,但公开露面已经很少了。于是,自我解嘲地想,她有“神马”了不起的,不就是一任总督吗,官再大也有退位的一天,还不知道哪一天,谁想见谁呢,这种凡人的小肚鸡肠的奇想,像电光石火一样闪了一下火花,没过多久,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2009年担任国际笔会的主席索尔先生,是一个获得过1996年总督非小说奖的著名作家,他亲自发电邮给我说,在他家要搞一个小型的派对,都是社会各界名流出席,想邀请我也参加,真的有点受宠若惊,但又为英文太差而胆怯和犹豫,好在,太太的英语还不错,可以替我抵挡一阵子,我荣幸地出席了这次活动,也圆了人生的十几年前的旧梦,当年,刻意追求的梦想曾被打碎,却在不经意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原来,索尔先生就是伍冰枝的老公。
   
   在市中心某地铁站附近的一栋二层小别墅里,我终于遇见了满头白发的伍冰枝,前总督还是前总督,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我的心情已是淡定,没有一点激动的感觉,想起1999年的躁动不安,一路上都在傻笑,那天,出席派对的大约有50人左右,都是加国的政界,文化界,律师界,医疗界的成功人士,可能最不成功的就是我了,是啊,如果不是坐牢,谁知道我等小记呢。由于索尔先生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哲学家,对记者,作家比较看重,他不仅让我坐在前排,还请我即席讲话,至今已经记不得讲了些“神马”东西,反正是语无伦次,一再感谢,我很想把上个世纪的那段旧事详细地叙述一遍,但不会用英语精确地表达,只有作罢。太太认识的朋友比较多,也没时间总当我的翻译,她和那些女作家们总有谈不完的话题。总之,憋在肚子里的话被索尔和伍冰枝提供的冰酒冲得一干二净。
   
   不过,私下的场合,与伍冰枝略有面对面的交流,我发现她很可爱,虽然其父亲伍英才是澳大利亚籍的中国人,在二战时沦为日本的战俘,后被英国交换人质换回,他30年代给日本人打工,曾在大连中山广场“六一”幼儿园旁边的一间日本房办公,但伍冰枝几乎不懂中文,每当我比比划划向他提问时,她眉头紧蹙,不客气地喊“把你太太叫来”,她只会这么几句,还声音好大,甚至夹杂着英文和粤语,真的挺逗乐的。我简单讲了1999年想采访她的事,问她,你的助手是否汇报过,她凝神想了想说,记不得了啊,我还讲了大连的事,描述了报上登载的有关她家父的故事,她很感兴趣,但不知道地理上“大连”在哪里,是省,是市,还是区,这使我联想到自已的孩子,再过若干年,她们的下一代,不仅把中文忘了,而且对中国的家乡印象也随风飘散了。这真的是令人遗憾。
   
   从她的家居摆设装潢看,他们夫妇都酷爱艺术,在一楼大厅的墙壁上,挂着许多油画,大都是西洋名家的力作,孤陋寡闻的我,一个也不认识,也有几张照片,同样是大摄影家的,对此也是一头雾水,好在,我也有唬人的绝活,我送了一幅书法作品给他,我告诉她,移民部长康尼办公室里就有我的习作展示,挂在北墙上,和王维林堵坦克的照片并列,索尔先生一边听,一边把玩我写得烂字,仿佛是奇世珍品,他一瞬间把书法作品拿倒了,惊异和尴尬的表情,使我笑起来,我解释了半天,他才明白印章的篆字是什么意思,还说,印章这边朝下就对了。这说明,他不愧为是哲学家,很快就能抓住重点。我赠送他书法作品的内容是“天道酬勤”,事先,太太已细心地注明英文,写在小纸条上,一并交给了他。他们夫妇都看懂了,也很喜欢,我还赠他们一本《薄熙来传》,那时,王立军还没出名,他们不知道两人是谁,因此,对我花这么多时间和篇幅写他有点好奇,后来,索尔先生知道了这是中国第一本专门批评薄熙来的文集,而且,不是事后诸葛亮,它走在时间的前面,具有一点点预见性,所以,他们夫妇对我增加了兴趣。
   
   也许,就是因为这本书出版的缘故吧,索尔先生为了鼓励我继续写作,主动提议,通过国际笔会每月给了我一点微薄的生活费,当时我有点顾虑,我誓言不接受任何政治组织的捐款,必须言而有信,就上网浏览了一下,足证它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下属的作家群体,便答应了,但只有一年光阴,这项资助也停止了,因为世界上的流亡作家多如牛毛,他们从伊朗,墨西哥,伊拉克等国家纷纷涌进言论自由的加拿大,国际笔会接力赛般地需要帮助更多的文人。虽然,时间很短,杯水车薪,但那一段时间是我刚来加拿大,经济上最困难的一年,有时我的口袋里只有几个硬币,但我精神上却最充实,我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多达上百万字,几乎伴随着薄熙来由事业顶峰到命运谷底的每一个细节,对其无时无刻不在揭露,鞭挞和抨击,可惜没有人把它翻译成英文,自然,伍冰枝夫妇看不到,一些懂双语的学者也不可能将其推荐它人,所以,我相信他们至今对我还是不太了解。
   
   后来,过了大约一年,他们又邀请了我一次,地点还在他们的府上,但规模都比上次要小一点,我还见到加拿大前国防部长和驻阿富汗大使亚历山大,(现任移民部长)等一些官员和知名律师,作家,记者,但因语言障碍而交谈不精,不过,也许彼此算是混熟了,这回,伍冰枝对我更随意一些,她说,你仔细给我讲讲大连的事,我说,她父亲在30年代,当过日本一家贸易商社的工作人员,大概有几年时间,对大连非常喜欢,她笑了,说,没听他讲过啊,但这回,她记得大连是在中国的东北,问我,你是不是就在那个地方坐了牢。对,我点点头,她脸上掠过一丝阴影,她是一个喜怒于色的女人,可以想象她当年的强势,那一瞬间,看到她的眉眼,都经过化妆和修饰,达到精益求精的地步,她离我近得几乎是零距离,我感受到了她的呼吸,她身上有明显的名牌香水味,和众多的红男绿女的气味融在一起,裹挟着这个不寻常的夜晚。很多人都愿意与她合影留念,她都是有求必应,但每次她的表情都很端庄,一看就知道她很注重生活的细节,这一点与先生索尔略有不同。
   
   无疑地,她已经不再是总督,不是高不可攀的名人,而是一个慈爱贤惠的太太,平凡的就像一片枫叶,簇拥着他的先生:那个身材高大,细长脸,皮肤白净,眼睛瓦蓝,神情温和的作家,他是一个善良的关爱一切弱者的“大男人”。和她先生并排站在一起的时候,她笑得很甜,很神沉,有点小巧玲珑,给我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这时,她更真实,也更可爱,虽然,结识她整整晚了10多年,还有幸跨越了一个世纪,而且,我永远地遗失了青春梦想和那些幼稚而狂妄的举动,更失去了中国记者的身份,但我更深刻地,更精确地了解了她,她不仅是前总督,而且是一个母亲,太太,朋友,贵妇人,是强势和娇柔的结合体,是伟大和平凡的精灵,对我来说,她是一个迟一点交往,比提早相识还要美丽的长者,和他先生一样,他们是我生活中的老师和真诚的朋友。
   
   2014年3月1日于美国。
   香港《脸谱》杂志首发。此文版权归《脸谱》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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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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