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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之“无产阶级专政”批判

列宁之“无产阶级专政”批判

   郭国汀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考茨基[1],1918年夏在其《论工人阶级独裁》书中公开批评列宁悖离马克思有关“工人阶级独裁”的原教旨:“两种社会主义运动…是两种基础不同的方法的冲突:民主和专制的冲突。两种运动看上去有相同的目标----通过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解放无产阶级,但是专制的方法是错误的,极可能导致(社会运动的)毁灭;通过充分的讨论争辩,我们坚定地选择民主。专制并不要求反驳对方相反的观点,而是强制压制令对方闭嘴。因此,民主与专制在讨论争辩的开初更不可调和。一方要求的,便是另一方压制的。”[2]他指出“少数人的专政,经常发现一支绝对服从的军队是其最强大的支持者;但是它越依赖武力取代多数人的支持,它就越走向反面,诉求暴力代替拒绝他们的投票;内战成为调整政治和社会争议的方法,在完全的政治冷漠或失望未占上风之所,少数人的专政经常会受到武装攻击或持续的游击战争…专制者就会陷入内战,生活在被推翻的持续危险之中…在内战中,各方均为生存而战,失败者面临被灭绝的威胁。这一事实的意识正是为何内战会如此残酷的原因”。[3]考先生认为“工人阶级斗争,有个民主的必要前提,而秘密政党必将导致个人独裁”;他写道“确切地讲,我们的目标不是此种社会主义,废除每一种剥削和压迫,直接反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某种性别,某个种族…如果我们证明…工薪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唯有基于毁灭私有财产基础上才能取得,我们将抛弃社会主义而无损我们的目标。”[4]历史首肯了考先生的勇气,亦证实了他的先见之明。

   列宁蛮不讲理地以《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作为回应而拒绝讨论争辩。列宁援引恩格斯的话说“在现实中,国家仅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他辩称“专政的本质乃是直接基于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通过使用暴力反对资产阶级赢得统治权并维护统治,该统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5]并宣称“苏维埃政府的无产阶级民主是一种形式,已经发展和扩大了史无前例的民主,确切地说,它是最广大的人民,被压迫的劳动的人民的民主”。[6]正是在“无产阶级民主”的美妙包装下,苏联共产党对工人农民和全社会各阶级轮流实行超级专制暴政,七十年来干下了无数恐怖罪恶勾当。

   

   列宁之“无产阶级专政”批判

   

   共产主义区分为原始共产主义如伯拉图,基督教原教旨派;人道共产主义如社会民主派,包括普鲁东等;乌托邦共产主义,如付利叶、圣西门、欧文;科学共产主义,如马克思、恩格斯;修正主义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无政府共产主义如巴古宁、克鲁波特金;极左共产主义如巴贝夫、布朗克、布朗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化为三大类,一是人道共产主义,如南斯拉夫;二是修正主义,如德国社会民主党[7],三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为代表的极左共产主义,不但歪曲而且强化了马克思作为愤青时期(1844-52年)的思想与主张,因而危害也最严重。按列宁的教导,共产主义可以描述为一种“用专制终结专制”的手段,即类似于用战争终结战争的方式。然而,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践中却演变成共产党对人民的专制,而且是党内一小撮当权者对全党的专制。[8]张伯林教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从来仅仅是文字游戏而已,革命真实的受益者并非工人阶级或人民大众,而是军阀,警察,政客,经济及行政官僚等少数牢控政治权力者。[9]苏联共产党事实上对工人,农民,城市平民及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实行专政,而不仅仅是对资产阶级。中共完全继承了苏联列宁党国体制所有的罪孽,而且有过之无不及,苏共严重歪曲串改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教旨,美名其曰:“发展马克思主义”。

   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10]普列汉诺夫,流亡西欧近四十年,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他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在构建新社会的先进作用,社会主义革命等均有相当深入的研究。1906年普列汉诺夫辛辣地指出“一开始列宁是个布朗基主义者远盛于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挥舞着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旗帜的同时,却兜售着布朗基主义的私货。”[11] 1917年夏天,他发文称:“列宁号召与德国议和,为了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并夺取权力,将是在俄国的土地上疯狂和播种无政府骚乱绝对危险的事”;[12]并严厉批评“1917年10月列宁的政策是精神错乱的产物。”[13] 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大声呼吁:“即将到来的政权,不能建立在狭窄的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而应基于国家所有重要力量的联合”。他认为通过社会改革,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因素可以实现有限协作。他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中写道:“任何社会的发展均取决于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发展,首先,在国内社会结构方面他们的相互斗争;其次,就抵抗外部入侵而言,他们之间或多或少的友好合作”。[14]因此,他强烈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谴责列宁强行在俄国不具备条件时强行推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坚信俄国仅适合资产阶级革命。[15]“十月革命”爆发三天后,他准确预言了苏俄革命的恶果。1917年10月28日普列汉诺夫和维拉及列夫共同致彼得堡工人公开信预言:“十月革命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它将引发内战,并将国家倒退到远远超出1917年2月革命业已取得的成果。”[16]

   俄国贵族出身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巴古宁认为工人阶级专政相当危险,因为与任何专政一样,它侵害人权,“我很遗憾那些盲目相信他们能够通过除了自由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赢得经济平等和正义的人们;没有自由的平等是非常恐怖的想象,它是由骗子发明用于误导愚民的,平等而无自由意味着国家暴政”。巴古宁认为政府是所有的恶之源,因此必须由自由组建的公社和联邦取代,他质疑“工人阶级堀起成为统治阶级”的含义,并问道“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政府首脑?”若如此他宣称:此种国家“必将变成由新的少数权贵或假冒伪劣的科学家统治大众的暴政”。[17]国际共运史充分证明了巴氏的远见卓识!巴古宁担忧“工人阶级专政”会变成专农民的政。马克思后期注意到在农民国家的革命“不应通过宣布取消继承权或废除私有财产与农民敌对”。[18]自苏联共产党克意将“工薪阶级独裁”误译为“无产阶级专政”后,实质等于共产党政权公然主张对全社会各阶级人民实施专制暴政。马克思早期与巴古宁合作,后期成为竞争对手,马克思嘲讽巴氏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巴古宁则称马是个“自负,狡诈之徒”。[19]马克思是书房内的革命家,而巴古宁则是个贵族出身的身体力行的革命者,时常投身最危险的第一线。巴氏重视道德,对穷人有真诚的同情,其主张大多为事后的实践证明更正确。事实上,19世纪中叶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们,绝大多数出身贵族或资产阶级家庭,但都是左派知识分子。真正出身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仅是极少数。如德国的魏特林,法国的普鲁东出身贫寒。共产主义的始祖伯拉图是贵族。马克思是富裕的律师之子,恩格斯之父是工纺织厂主。法国的圣西门是贵族,英国的欧文虽然出身贫寒但因天资聪慧且勤劳诚实最终成为巨富。共产主义观念仅是一种天真不切实际的幻想,古今中外不少思想家哲人为之梦想奋斗不已。问题在于共产主义完全背悖人类的天性,也与人类社会进化的全部历史相悖,根本违反自然规律,而凡是反人性反自然规律的的任何事物皆注定失败。

   列宁与马克思一样反传统道德。马克思无所谓道德,列宁则完全采用实用主义而根本无视道德,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1919年列宁对年青的共产党员演讲时称:“我们不相信永恒的道德,我们正在披露有关道德的所有神话故事的虚伪。”[20]列宁在其《左翼共产主义》一书中公然宣称:“共产党人为达目的已作好欺诈,伪证和采取任何手段的一切准备”。[21]1870年备受列宁称赞的俄国疯狂的革命家内查也夫的继承者俄国革命者特卡契夫,建议“将25岁以上的俄国人全部消灭”,认为“他们已不能实践革命理想”。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巴古宁明显比马克思列宁更注重道德,早在1870年他便指出即使革命行动也必须受基本道德规范的制约。他在一封致至内查也夫的信中谴责特卡契夫疯狂的妄想“我们的人民并不是一张白纸,得任由任何秘密社会,随心所欲在上面涂写,比如象你的共产主义计划”。[22]巴古宁在另一封至内查也夫的信中写道:“这种残忍的重组和绝对疯狂主义,如今你居然要将它作为一般原则适用于整个社会。你想要疯狂的东西,不可能的事情,完全否定自然、人和社会!”[23]亦即,长期受到中共恶意批判的巴古宁,普鲁东,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修正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是尊重人类基本道德伦理规范富于人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完全继承了列宁斯大林最恶劣的毫无伦理道德充满流氓霸道的道德虚无主义。

   列宁与马克思一样虽然是学法律出身却对法治极端仇视,他说:“任何类型的专政,包括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不受法律,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直接依赖强制的政权。”证实列宁不仅践踏法治,而且公然耍流氓。列宁践踏法律正义废除所有的法律程序,将司法审判权授予未受任何法律训练,但阶级觉悟高的外行,负责革命法庭;并新建称做“契卡”(即克格勃的前身)的秘密政治警察组织。中国共产党较之苏共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列宁的残暴毫无人性可从他众多公开演说中得以证实:例如1918年8月列宁对工人演说:“富农疯狂地抵抗苏维埃政府,准备窒杀成千上万的工人…要么富农将致使无数工人饿死,要么工人将毫不留情地粉碎少数反抗苏维埃政府的窃贼的暴乱。富农是最野蛮,最粗暴,最残酷的剥削者…这些吸血鬼在针对人民的需要的战争中,积累了其财富。这些蜘蛛因剥削农民而自肥;这些蚂蝗喝辛苦劳动者的血,在城市和工厂的工人越饥饿,他们变得越富有。这些吸血鬼已经,而且还将把越来越多的土地,无论是地主的,还是奴工的,或是贫农的土地,集中到他们手中。展开对富农毫不留情的战争,杀死他们!”而布尔什维克制定的富农标准是年收入达89美元!亦即大量实质上几近赤贫的农民仅仅由于抗拒苏共之抢粮政策,被当作富农枪决。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共抢劫杀害了数百万(约三百万至六百万)地主,其子孙后代历经几十年政治经济文化严重歧视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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