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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东兵:《政坛秘闻录》(一)

师东兵:《政坛秘闻录》
   
   本书是作者采访了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在中国政坛风云一时的政要的谈话汇编而成的。低的也当过高官的秘书。在访谈中,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披露了当年政坛台前幕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本书对挖掘历史真相,深入了解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二十余年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目录

   
   封面和封底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是一场大梦”
   ——访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王力
   “完全如实地写江青能出版吗”
   ——访《江青秘传》作者、老革命家王稼祥夫人 朱仲丽
   “全盘否定我们,我看同样是错误的”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作鹏
   “毛主席缔造了我们的党,也几乎毁灭了党”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李雪峰
   “如果说我上了林彪的贼船,那是我自愿上的”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吴法宪
   “十多年来的北京,始终是漩涡的中心”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吴德
   “成功者是不受历史惩罚的”
   ——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耀邦
   “毛泽东是为江青和张春桥等人扫平障碍……”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纪登奎
   “我梦见毛主席了”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永贵
   “一个人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刻站出来讲话”
   ——访原武汉军区司令员 陈再道
   “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当的冤枉”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陈伯达
   “历史需要有胆识的人来写”
   ——访原中共中央主席 华国锋
   “我认为林彪的死是一个天意”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黄永胜
   “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
   ——访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遗孀 曹轶欧
   “当年人们对江青的意见并不以为然”
   ——访原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 廖沫沙
   “我不埋怨任何人,只是在反省我自己”
   ——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 赵紫阳
   “纪实文学岂能信口编造”
   ——访原江青秘书 阎长贵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是一场大梦”
   
   ——访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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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东兵与王力合影(上图)
   
     听到王力身患癌症的消息后,十分惋惜,觉得应该看望他一下。研究文革历史,他可以称得上是重要的知情人。这倒不是仅仅因为他当过一年零两个月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了文革初期一些重要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从六十年代就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中联部副部长,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所以,他对中央最高层的决策过程,应该是充分的发言权的。目前,能够在文革前文革中两个历史时期列席常委会的活着的人中,大概只剩王力一人了。我很清楚这个[活挡案]的价值,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人的虚荣心很强,也不会把有损于他的形象的那些的那些历史事实轻而易举地公布出来,他会利用他独特的身份继续不切实际地拔高自己,但是他不一定会像某些人那样厚颜无耻地打击别人。
   
     毛主席对王力有过评价:“王力这个人不可重用,不可轻信他的话。他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把整个国家的摊子当破烂的来整,要坚决地打倒他。”
   
     早在文革时代,我就接触过这个人。不过那时,他是身居高位的文革要员,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不会坐下来好好地交流一下思想的,更别谈能够研究历史了。今天,他的地位变了,使我们能真正有时间和机会坐下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和他接触几次以后,我觉得他的最大的缺点,或者说他的全部悲剧就在于他总是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他整天是在想象和唯最高领导之命而是听的生活里过日子,这就决定了他的归宿只能是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起伏。他自己的历史和思想已经不能允许他有属于自己的自我,他的行动归结了他自己的一切。而他却想入非非地企图东山再起。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真是一场大梦。”王力对我说,“我参加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却坐了整整十多年的牢房。可是有人还是认为我是什么文革的红人。真正文革的红人应该是华国锋、汪东兴这些人。历史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神情很激动。我对他说:“你还是稍安勿燥,激动对你的身兔不利。历史对每个人归宿应该都是公平的,只是我们许多人不理解而已。”连我也觉得奇怪,怎么对他说了这样的话?
   
     据他说,1981年12月26日,邓小平委托邓力群和他谈话,传达了邓小平对他的评价:“从三中全会以后,王力写的东西我全看了。我认为,他的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是有文字修养的,也是能够为党工作的。”王力听到这些话,激动得泪水纵横,发誓要为党再努力工作十几年。他曾在同年4月19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这个人,属于邓小平曾对我讲过某某时所说的[不可重用]的一类人。我言过其实,有很大的片面性,容易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过去十四年,通读了马恩列全集,积习恐怕还是难改的。毛主席说我‘没有当过家,不知柴米贵’。我只能是在正确路线下做一点文字技术工作,不能做负责工作,个人摔跤子事小,祸国殃民事大。我好提意见,但对我的话不可全听。毛主席信用我时说是[顶多听三分]。超过三分,我就会连累他老人家,也就要犯错误了。我深知党不要我,照样鹏程万里;当我离开党,寸步难行。在新时期,别人从零开始,我是从负开始。时刻准备着,在任何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结束自己的生命。”
   
     应该说,王力的自我解剖是诚恳的。小平对他的评价,是准确而又恰如其分的。在我和他未接触之前,我已经听许多的老同志对他作了充分的介绍,他们都没有过多的成见,有的显然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有人说:“这个王力,还是可交的,他没有太多的坏心眼,别人对他不能原谅,是因为他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伤害人往往是最惨重的。”这,也许是事实吧,但是岂但一个王力呢?
   
     1987年2月20日下午,我敲开了王力的家门,他的夫人王平权告诉我他正在午休。我给她打了个手势,示意她不要惊动他。于是,我进了王力的书房,和他的夫人先聊了起来。
   
     王力生于1921年8月11日(阴历七月初八),江苏淮安人。1935年参加青年团,那年他才14岁。四年后他在国民党东北军里秘密参加共产党,介绍人是现在的国务委员谷牧。党组织从东北军撤出后,他到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作,担任《大众日报》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1943年有担任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的主编。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历任华东局宣传部教育科科长、华东局驻勃海区党委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优秀的共产党员焦裕禄曾是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晴天》等几部反映我党土改的革命小说,成为全国作家协会的第一批会员,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建国以后,他又在上海担任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1953年底调到越南劳动党中央当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两年后奉调回国,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不久,又出任中联部对外宣传处处长,主管新华社的国际部。1958年6月1日党中央创办《红旗》杂志,他当了第一任编委,负责国际评论,他用[于姚力]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还参与并负责编辑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这套书,为培养、教育全党从新民主义转化到社会主义阶段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中苏关系紧张后,他参与了我党同苏共交往的一系列重大活动,是一至就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重要文章的起草人之一。
   
     王平权在谈到王力这些经历后,深有感触地说:“他不仅对建国以来我党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有较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对1957年至1967年8月这段时期里,党所犯的错误,也有切肤之痛般的总结。党和人民应该发挥他的余热,这对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党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为什么不能谅解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人呢?”
   
     我们正谈着,王力走了进来。
   
     和二十多年前相比,他明显地苍老了。前额上已经谢顶,稀疏的头发灰白,走起路来迟缓而稳重,但精神良好,满面笑容。他使劲地摇晃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说:“我很愿意和你们年轻人谈谈。写历史,一定要真实。只有真实地把过去的经历写出来,才能使后人吸取经验和教训。现在有些回忆录和所谓纪实文学歪曲历史,在提到我的时候把别人的罪行也往我头上扣,这怎么能叫人心服口服呢?”
   
     我说:“历史背景的真相是任何人也封不住的、歪曲不了的。假的只能蒙蔽一时,绝不能得逞永远。现在市场上不是经常有伪劣产品吗?我们党内现在也有不少这样的伪劣产品。”他很欣赏我的这句话,不住地说:“好在我们是处在光明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一再强调实事求是。这不但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也是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不久前,上海一位叫叶永烈的作家采访我,他把录音机往桌上一放,我就说:‘我的历史不怕录音,我认为录音比记录可靠。我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敢负责。我只是反对对录音和记录进行歪曲和利用,更反对莫须有、诽谤性的剪辑。’这方面,我是有苦头和教训的呀!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完全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一言难尽呀。”
   
     我知道他是指1967年8月7日晚上那次所谓他的[讲话]。正是根据那次未经他本人审阅的记录,给他扣上了“反总理”、“反陈毅”、“五一六黑后台”等的帽子,几乎置他于死地。直到最近一两年,还有一本“纪实文学”的小册子在写到这段历史时,竟说王力在那一天,“气急败坏地跑到外交学院的大礼堂,发表了“王八.七讲话。”其实,作者连地点与背景也没搞清楚,怎么能不出笑话呢?王力自7月20日的“武汉事件”后,腿和脚严重骨折还打着石膏,怎么能跑到外交学院发表什么讲话呢?
   
     王力回忆着那天晚上的情景说:“中央文革接到外交部姚登山和一些群众组织的报告,说他们有事要向首长汇报。正好那天晚上有文艺演出,中央文革的人全部看节目去了,钓鱼台只有我在家养伤,所以他们让我听汇报。我在十六号楼我的床上听取了姚登山等人的汇报,同时我有一些插话。后来他们把这些插话串起来,整理了一个所谓的[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的记录。此件我没有审阅过,后来我发现我的一些重要的话没有收进去,他们的一些话也没有写进去。比如我说[任何群众组织,只要是反对总理的,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限。]还有姚登山、王宗琪等人说:[我们并不是真要打倒陈毅,只是要给他点压力。什么时候毛主席和中央保陈老总,我们立即拥护。]我说:[不是真打倒,这我就放心了,要报告总理,让总理也放心。]后来康生、江青把他们干的事也栽到我的头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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