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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东兵:《政坛秘闻录》(三)


   “一个人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刻站出来讲话”
   
   ——访原武汉军区司令员 陈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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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东兵:《政坛秘闻录》(三)
   陈再道
   
     第一任和最后一任的领导人总是会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的。谁也不会想到,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演下一段精彩历史的陈再道,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历史上的最后一任司令。人们只要一提起他,很自然地就要想到所谓的“武汉反革命暴乱事件”。
   
     我见到他的时候,也谈起了发生在1967的这件事情。他听我说完,就连连摆手:“事情与社会上相传的大有差距,你可千万不要只是根据社会上的传闻来看待我呀。那个事件不是我策划的,也不是我和造反派们存心对着干。其实,武汉的造反派刚刚发出[ 二•八声明]的时候,恰恰是北京所谓中央文革支持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等人首先找我,对我说:“[工总]的声明把斗争的大方向指向了武汉军区和广大的解放军,指向广大的干部,他们的大方向错了。[ 二•八声明]是大毒草。不但我们这样看,《红旗》杂志的革命左派林杰同志也是这样看的。我急忙问到:[ 是不是那个和关锋一起写《〈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林杰?] 他们说:是。林杰看到那个声明后,在接待武汉新华工在京的代表时,就明确地说:[ 二•八声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社论相违背的。这下我们有底了,这也是我们对后来的王力很不客气的一个原因。当时,武汉三镇到处出现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杂志社林杰同志谈二•八声明》的大字报。我们以武汉军区名义发出了《二一八公告》不能说没有受他的影响。早在一月中旬,北京师范大学井岗山一百多人到了武汉,首先支持[百万雄师],对[钢工总]进行批判,说:[ 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要彻底砸烂工人总部 ],当时北航红旗对他们的做法提出意见的时候,谭厚兰等人就说:[ 我是中央委派的,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 现在就看的更清楚了,就是林杰这些人派来的。当时我们想,都是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你支持这个,我支持那个,我们军区到底该支持哪一个组织呢?实在是叫人伤脑筋的事情。支持谁都可能出现问题。但是相比之下,工总反对解放军,打击一大片,我们根据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指示,取缔了这个组织,抓了他们的几个头头,这就惹下了麻烦。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都支持钢工总,让我们立即释放被抓的那些群众头头,我们也只好执行了。当时,广大指战员心里不服气呀!”
   
     “1967年7月20日的事件是不是你利用群众和指战员的情绪一手制造的?”
   
     陈再道肯定地说:“如果说我对谢富治和王力传达的中央指示有意见,这是事实。因为中央认为造反派的[ 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的声明;[工总]必须平反,因[工总]问题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一律释放。既然中央和毛主席认为我镇压反革命是错误的,那我除了改正再没有别的选择。我当着毛主席的面保证:[ 我坚决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你让我给军区的同志们做一下工作,我保证转好弯子。] 7月18日,毛主席到了武汉了,周总理也来了,他们当着我的面这样讲,我哪敢不执行呢?但是,王力和谢富治不等我们先做工作,抢先表态。这就给正在给火头上的[百万雄师]和军区及部队上的同志泼了一盆油而不是水。你看看当年他们自己的传达吧:
   
     “7月19日下午,8201部队中极个别的反革命分子,以传达谢富治和王力同志的讲话为名,大肆攻击中央代表,大肆造谣,把一切事情都加在王力身上,煽动部队战士起来闹事,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还组织人到[百万雄师]中去串联,密谋策划了当天夜里的反革命暴乱。7月20日早晨零点,三卡车[百万雄师]暴徒开始冲击中央首长的驻地——东湖宾馆,扬言要谢富治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去军区回答问题。同时军区门口和院内集结了成千上万手持长矛大刀的[百万雄师]队伍和全副武装的8201部队,其中一部分已经开始向东湖宾馆移动。这时,谢富治和王力把陈再道、钟汉华找来了。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却趾高气扬地说:[这回可要靠你们做工作啰,我们无能为力呀。] 当时,守卫在首长驻地的也是8201部队的人。他们在陈再道的操纵下,居然敞开大门放[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的一小撮坏蛋长驱直入。清晨六点钟,全副武装的人突然出现在首长驻地的二号楼走廊上,他们杀气腾腾,东串西跳,直奔首长住房而来。在这紧急时刻,北航红旗的小将冲上来保护首长,但是他们冲进王力的住房去,把材料全部抢光。王力被一些暴徒把领章、帽徽撕掉,军装被撕开,把内衣全部撕破,拉到军区内游斗、殴打,全身多处受伤,一只眼睛被打肿,左脚被踩成骨折。对王力同志的围攻从早晨六点到下午三点,长达十来个钟头!真是疯狂到了极点!当谢富治听到王力同志被绑架到军区的消息后,立即带领剩下来的几个同志坐上车到军区去。军区的门口已被一队一队的汽车、消防车挤的水泄不通,车上全是全副武装的8201部队和[百匪]。有一个消防队员,认出了谢富治,就扒着车子大叫:[拿刀子过来,拿刀子过来!]幸好车子开的较快,谢富治副总理才免遭毒手……”
   
     陈再道把手中的这一篇当年的传达材料扔到桌上,对我说:“就是在这个材料里,他们也说不出我是怎样操纵和策划的,其实根本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当然,我没有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支持钢工总和钢九一三,这是事实。观点不同和支持群众绑架王力、谢富治是性质不同的。当然,现在王力和谢富治都被打成反党分子了,但是我不能因为他们现在出了问题就去篡改历史的真相。”
   
     历史上的精彩事件,往往与参与事件的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爆发的武汉事件,如果不是陈再道担任武汉军区的司令员,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演绎。是啊,谁敢当着毛泽东、周恩来的面,直抒心中所想?他!陈再道是也!不管历史会怎么样的发展,也不管未来的人们会对昨天的历史作怎样的评价,陈再道的这段精彩表演是怎样也不会被人们所忘记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正在厚颜无耻的伪造历史,千方百计地洗涮他们过去的耻辱。拼命往他们脸上贴金,这种愚弄人们的表演是和他们拼命地禁止历史真实的再现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传闻,与历史的真实有些差距。但是陈再道是的确是一位有性格、有牛劲的人。我后来再和这位传奇人物打交道的时候,他依然不改他那种“牛劲”。“我是全军公认的一个敢讲话的军人。”陈再道坦率地对我说:“一个人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刻站出来讲话。人为什么要长嘴,长嘴一是为了吃饭,二就是要讲话。一个人不吃饭可以,但是不讲话是不行的。”
   
     这就是真实的陈再道。直爽、豪放、硬朗、刚强,这就是他的性格。认准一条理,九牛也拉不回,这也是他的脾气。但是,在我眼里,我所感觉到的陈再道,却是一位和善、亲切的老人。他满头银发,笑容满面,谈吐文儒,举止沉稳。一点也看不出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勇士和战将,倒象一位宽厚、渊博的学者。哦,岁月地流逝也能改变一人的性格。他毕竟是年过八十的老人了。但是他在战士面前,要求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有时哨兵站的不规矩,他会用手杖点点战士的脑袋,大声喝斥:“站好,你这怜巴的球样,像个当兵的吗?”
   
     陈再道本来姓程,是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程家冲一个农民的孩子。1926年9月,当共产党在他家乡闹农会的时候,这个父母全亡、孑然一身的苦孩子第一个报名参加了义勇队。知道戎马驰骋的岁月,他才发现当初报名时,把他的名给写错了。但他不想给组织多找麻烦,索性将错就错,就姓了这个耳朵陈吧!
   
     他参加农会的第二年,爆发了黄麻起义。他凭着一身勇猛,积极参加。所以又过一年,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红军长征开始后,他在第四方面军里由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副军长到军长逐级上升。抗战开始后,他是八路军386旅副旅长,后来成为东进纵队和冀南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解放以后,他从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提升为武汉军区司令员。
   
     1965年底和1966年初,毛泽东在武汉和杭州的时候,曾经两次把它叫到自己面前,给他交底:“中央可能会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你是听谁的呢?听我的,还是听什么人的?你不是已经揭露了罗瑞卿了吗?岂止一个罗瑞卿呢,还有比他大的呢,他们都盼望我下台。就像赫鲁晓夫搞斯大林那样来搞我,就像勃日列涅夫赶赫鲁晓夫下台那样来逼我下台。这都是可能的,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和你讲故事。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怎么办?”陈在道毫不犹豫地说:“主席,你放心,我是坚决地站在你这一边的,坚决地要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而且要斗争到底。我除了你其余谁都不认。这点,已经有人跟我打了招呼了。”毛泽东对这个将军表示了自己很欣赏。
   
     文化大革命中,他以1967年7月的那场“反革命暴乱”、“绑架中央文革”的罪名惨遭批斗,投入监牢。当时,毛泽东很欣赏他的勇气和胆略。正是由于老人家的担保,他才大难不死。他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当时,中央文革组织的批斗会上,王力、关锋、陈伯达那些人一直要我承认我是反对毛主席的,让我承认我是为了对付毛主席才发生武汉事件的,我知道只要我一胡说了我的脑袋就得搬家,所以我是死活不承认。我横下一条心,你们要我胡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承认我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一条实际上是救了我的命。毛主席每次都调看批斗我的会议记录,都看我写的检查。其中,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话:毛主席呀毛主席,只要你这次救了我这一命,我永生永世都忘记不了,我要永远跟着您革命到底。看来,还是毛主席理解我。最后是他老人家发话:[ 陈再道就是那么多的事情了,你们不要把他逼死,他并没有反对我嘛。] 这才有了我的今天。现在我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有人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个人品德方面的问题,完全是胡说八道,我自己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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