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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西藏的若干问题

http://upload.peacehall.com/blog/temp3/201403080204301.jpg
   
   新世纪出版社:http://goo.gl/yEg2TC
   
   平措旺杰:有关西藏及其他藏区的若干问题

   
   本书里的“西藏”,指的是西藏自治区,而“其他藏区”,指的是东部分属各邻省的10个藏族自治州和两个自治县。
   
   1.关于第巴•桑结嘉措。
   西藏某位曾在内蒙禁唱歌颂蒙古民族英雄的歌曲《嘎达梅林》而引起人们强烈不满的汉族领导,俨然站在清朝封建皇帝的立场上,居然无知妄为地把藏族历史上杰出的天文、历算、医方、工巧学家,学识渊博且著作等身的史学家、文学家,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的重建者第巴•桑结嘉措斥之为所谓西藏分裂主义的祖师。据说因出于稳定当时西藏局势的考虑,尤其是生怕身居藏北的蒙古准噶尔王的武装干预,还有南部国家尼泊尔善战的廓尔喀人的侵犯,时任摄政王的桑结嘉措将五世达赖喇嘛圆寂消息隐匿多年。对这一历史上的秘丧事件,这位西藏书记认为由于第巴•桑结嘉措未向清朝皇帝上报,属于“分裂祖国”的行为,而将这位藏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大肆批判。
   
   事实上,五世达赖时,根本不存在一个向清朝皇帝上报的问题,因为清朝对藏区的逐渐渗透并进而控制是由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加措从康区的理塘由办事大臣僧格护送至拉萨后便趁机强留,逐渐转变为固定的驻藏大臣始自发端,进而开始染指西藏的。藏文称驻藏大臣其职为“安班”,多年后有人问一位西藏的领导干部“安班”是什么意思,得到的回答是:“据说是由英文译成藏文的,请你查查字典是何含义。”经查,原来是“大使”的意思,这才弄清其义。一般藏人以为是满语的官衔。
   
   这种歪曲历史事实、强词夺理,把今天的政治帽子随心所欲地强扣在数百年前西藏历史人物头上的极端妄言,实在是轻薄幼稚到令人无语。为此,一位原西藏领导、后担任中国藏研中心主要负责人的同志,曾撰写了《正确评价第巴•桑结嘉措》一文,以充分论据驳斥了那位领导对第巴•桑结嘉措是所谓西藏分裂主义祖师的武断而可笑的论点。
   
   2.关于过“四观”。
   上述这位原西藏区党委书记,一向自吹自擂,俨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他对藏族干部提出了所谓的要过“四观”,曾一度弄得人心惶惶、坐卧不安。
   
   所谓四观,即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据说为此,许多藏族,甚至一些正直的汉族老西藏都非常不满。有人曾向这位高傲的领导指出:在西藏,藏族干部要过这四个观,而汉族干部则不用过,这一做法本身,实际上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但人们可以对任何一个问题的提出或任何一个命题,做出较为客观、正确的解释。反之,也可以做出主观、片面甚至武断的错误解释。
   
   就这位书记所提出的“过四观”而言,比较说得过去的解释应该如下:
   
   所谓的祖国观,按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其实质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友好的大家庭。简言之,今天的以民族平等为建国基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建国前形形色色的民族压迫时代的国家性质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样的新中国,才能算是我国各族人民名副其实的共同的祖国。这应该是祖国观首要的基本内容。至少在理论上,尤其是法权上如此。
   
   所谓的宗教观,即按我国宪法和自治法的有关规定,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一律受到法律的保护和保障。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所有职工的宗教观的基本内容。至于对共产党员和团员所规定的不得信仰任何宗教的问题,只是对社会生活中少数的党团员而言,有其特定的范围,绝不可有意无意甚至别有用心地肆意扩大和任意强制,否则不仅是违宪、违法,而且会适得其反,铸成大错。
   所谓的民族观,作为人民共和国主体民族的汉族与其他55个少数民族之间,不分大小、强弱、多少,在法权上、政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都必须一视同仁,同是国家的主人翁。民族之间不能有任何的压迫、歧视,尤其是附属、从属、同化等言行。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主张民族团结,互助合作,共存共荣,这应该是民族观的基本内容。
   
   关于文化观,每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现在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包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每个民族应当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淘汰和抛弃糟粕,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取长补短,新陈代谢,开拓创新。尽管当今的中国,汉族在各方面处于绝对优势,但是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不是,也不应该是汉化,正如汉族的现代化不是,也不应该是全盘西化,这是当前挽救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关键之所在。
   
   而这位西藏的汉族书记所提出的“四观”,其强迫藏族干部学习的含义与上述内容恰恰相反,玩弄概念、指鹿为马,完完全全从大民族即大汉族的政治偏见出发,连起码的逻辑和历史事实都不顾。在没有丝毫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下违宪违法,还自我吹嘘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对“四观”,仅就祖国观而言,如果不以上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今天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祖国而相反地加以任意引申、扩大的话,那么祖国这一概念,顾名思义,是指各民族各自最初的那个国家。例如,对西藏及其他藏人而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最初的祖国,既不可能是灭了宋朝的蒙古人的元朝,也不可能是入关灭了明朝的满人的清朝,而是在青海湖西一带打败了汉族著名的常胜将军薛仁贵、两次攻占唐朝首都长安,在军事的胁迫下唐朝为了政治原因不得不把文成公主、金成公主先后远嫁给西藏赞普(即藏王)的吐蕃王国。
   
   这位著名的西藏书记,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写过几首在藏的诗篇,然而人们评论其口气俨然是一位西方派驻远东某一殖民地的总督。他虽多年在拉萨,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耸立在拉萨市中心大昭寺门前的那座石碑,这是于公元821年签订的藏汉友好关系基石的条约:“西藏神圣赞普与大唐文武孝德皇帝,(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人神据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是以盟文节目,题之于碑也。……今蕃汉两国,所守见管本界,界以东悉为大唐国境,以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不举兵,不相侵……”条约内容用汉、藏两种文字刻在三块石碑上,分别立于吐蕃王国当时的首都拉萨、唐朝的首都长安和两国的边界贡古梅日山口。可见,在条约中,汉藏两国的边界、地域被确定,双方平等相待,互相承认,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这是世人皆知的当年历史的铁一般的基本事实。
   
   但若如此深究,那么这位西藏书记别有用心所特别强调的所谓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祖国观”,即欲盖弥彰的“藏属汉”的实质图谋,岂非呜呼哀哉?
   
   有时有些人,甚至还是今天相当高级的中央领导,时常会不假思索地亦或是刻意地在国内外的一些场合这样说:“西藏等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说这样话的人,不应该忘记或不应该不知道有关的历史知识,尤其是拉萨大昭寺门前的这座著名的石碑。
   至于这位书记的其他三观也是无出其右,不需一一评论。综上,此“四观”的论点,既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历史观,又违背了坚决反对并否认民族之间从属论的民主主义民族观,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此外,还违背了新中国的国家根本法,即宪法和自治法的基本精神。这一有严重政治问题、理论缺陷,并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离心离德效果的“四观”,后被东部某一藏族自治州的个别汉族领导视作神丹妙药,依葫芦画瓢地要求藏族干部过“四观”。弄得人人紧张,惶恐不安。
   
   由于长期拖延的西藏遗留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我国有关方面特别强调“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了“证实”这一荒谬的论点,不久前,据说西藏有关方面不成文地通知西藏的新闻媒体和出版社:今后,不得用“吐蕃王朝”和“赞布(赞普)”等称谓而一律改为“西藏地方政府”、“地方当局”等字样。这样下去,拉萨大昭寺门前的这座著名石碑的命运令人担忧。然而,这一汉、藏关系的铁证,国内外的史料中都有图文可查,请忘乎所以的人不要做出掩耳盗铃的更大蠢事,闹出更大的笑话。
   
   3.五十年代初期对中央西藏工作重心的否定。
   依然是这位目中无人的汉族书记,在不懂西藏的基本情况的前提下,竟然在一次西藏党的干部会议上,狂妄地批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五十年代对西藏的方针政策是“失败的政策”。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与范明某些不敢明说的观点不谋而合。知情者都清楚,五十年代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重心问题,在西藏党内领导同志之间有过重大分歧。
   
   一方是以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人为主的进藏主力部队十八军的所谓“西南派”,另一方是以范明为首,还有梁选贤、白唐枫等进藏独立支队的所谓“西北派”。
   
   “西南派”执行的是中央既定的符合西藏实际的方针,即应以历代达赖喇嘛为首的统治整个西藏330多年的政教合一的噶厦政府为工作重心和主要对象,并团结、做好班禅及其堪厅以及其他教派的工作。中央根据西藏的这一基本情况,对两方工作的主次轻重,尤其是重心问题非常明确。因此,中央与西藏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而协议是当时西藏一切工作的基础和依据。根据协议,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不论在西藏或中央的政治地位,都有一正一副的明确规定。
   
   然而,范明却认为达赖集团是亲英的“独立派”,而班禅集团是亲汉的“爱国派”。因此,他认为应依靠班禅集团,使其成为西藏工作的重心,从而能稳定西藏,做好西藏工作。具体策略是先达班并列,后以班代达。
   
   然而,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大师两位著名弟子的达赖和班禅,在宗教地位和影响上,基本上是等同的。但自第五世达赖喇嘛亲政后,历代达赖喇嘛便成为政教合一、拉萨僧俗贵族专政的西藏政府的首领,主管全藏事宜。而历代的班禅则基本上是不过问政治的,所属地区只是后藏的一小部分,这也是清朝为了削弱西藏政府而强行划给班禅堪厅方面的。连班禅大师的驻锡寺扎什伦布寺的所在地,也处在历来由西藏政府管辖的日喀则宗(县)的市区近郊。
   
   顺便提一下,“达赖喇嘛”的全称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梵文原意为金刚菩萨,坚强不坏),其中“达赖”是蒙语,意为“海洋”。而“喇嘛”是藏语,上人之意。“达赖喇嘛”的大意是“无所不知的坚强的像大海一样伟大的高僧。”“班禅”的“班”是梵文的“班智达”,即学识高深者;“禅”是藏语,“大”之意;“额尔德尼”是满语,意即珍宝。“班禅额尔德尼”的大意是指智勇双全的高贵的大学者。“达赖”和“班禅”的名号是由梵、藏、蒙、满语混合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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