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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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肉身:劉賓雁的受難與救贖—— 在《劉賓雁時代》新書發佈會上的發言

     非常感謝給我這個發表看法的機會。我聽了很多高見,而我自己的想法集中起來其實只有四個字:道成肉身。

     大家都說了很多劉賓雁是凡人、和大家一樣的,常人式的,與中國民眾水乳交融的。這當然不錯。不過我想說的是,恐怕劉賓雁將來會在輸入某種神聖性上,對中國起相當重要的作用。就是說在中國導入神聖性、宗教性這個方面起重要作用。 為什麼這麼說?我前幾天還和北明討論這個問題,我在想,大家都知道,現在中國,禮崩樂壞,非常糟糕,但在政治上其實我們並不太擔心——起碼我自己絕不擔心政治局面會永遠如此的,肯定會有政治轉型變遷的那一天,一定會有。關鍵在於:政治轉型、變遷以後怎麼辦?大家都清楚,現在的中國人,比較過去的、比較1949年以前的中國人,在德性上差多了。可以這麼說,人心壞掉了,人性泯滅了,人壞掉了!倘然如此,你這個社會怎麼建構?我 們大家都說要從精神廢墟上重建一個社會,重建倫理,重建道德,重建良知……對,問題是,怎麼重建?   大家知道,道德這東西,你寫很多書來教誨,說怎麼樣的道德是好的,這樣的說教基本沒什麼用的。人生經驗告訴我們,人的基本德性主要不是靠說教,不是靠“諄諄教導”,不是靠語言養成的。一般來說道德養成最重要的是靠兩個機制:大家都知道,西方重要的是宗教,另外一個對所有社會都是共同的,就是人格的典範:家庭內父母的身教,社會上人格的標杆。任何一個社會,如果它沒有一個人格的典範,沒有道德人格良知的典範豎起來,那麼這個社會很難靠書本知識把道德真正建起來的,很難。即使大家都懂了,知道道德應該是怎麼樣的,但是如果沒有實實在在的血肉的人立在這裏,作為大家的榜樣,而且大家覺得這個典範是真實的而不是虛偽的,是實實在在可行的。因為他就在站在這裏,他就這樣生活了,他就生活過來了,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而劉 賓雁恰恰充當了這個角色。我覺得在中國,確如北明講的,目前還沒有人替代賓雁這個角色。中國古話實際上早已說清楚了,身教重於言教,早就有這個話了。對人格典範,我想在這裏怎麼強調都不過分。中國的古代智慧也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聽起來好像有點精英文化的味道,實際上就是靠儒家士大夫、君子的德性風範來教化社會。其實這個東西在很多社會裏邊,它都確實是起相當重要的作用的。

     這就涉及劉賓雁的定性問題。大家說了很多,我很同意。但是我還是要講一點,劉賓雁身上,在我看來,賦有某種宗教性。大家說他很像平常人,跟我們大家一樣,很普通,喜怒哀樂,柴米油鹽。是的。但他何以如此吸引我們,何以富於感召力?說明他身上還是有某種超凡的東西,某種跟眾人不一樣的東西,或者說他昭示給我們很多東西。在我看來,這就是他的某種超越性,某種神性。

     劉賓雁有某種神性,這是和他的信仰 背景、和他的人格有相當的關係。他一生信仰馬克思主義。大家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是講所謂的唯物主義的;但是深究起來,馬克思這個猶太人,實際上受宗教——猶太教、基督教——的影響是非常之深的,所以才有很多學者提到他的彌賽亞(救世主)情結。最著名的是羅素,還有很多其他學者都研究馬克思,也都注意到在馬克思主義和宗教教義的某種對稱性,一體兩面性。譬如,在羅素那裏,馬克思本人是救世主,無產階級就是選民,共產黨是教會,革命就是基督降臨,對資本家的懲罰就是地獄,然後共產主義就是基督為王一千年……,等等等等。這些東西大家都比較熟悉了。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有相當的宗教成分在裏面。但是它想建地上的天堂,立俗人為上帝,這就是大禍之源起。 大家都清楚。我們大家都知道中國文化和其他文化比較起來——無論是由於何種原因所導致—— 中國文化的宗教性、它的神性確實是比較薄弱的。這點大家都是公認的。我想講的是,馬克思主義降臨中國,特別是在“文革”,當然它是反宗教的、敵基督的、反人性的,這沒有問題。但是從反面,從某種形式上——我這個是大逆不道的說法——“文革”在某種意義上,它在某種熱狂崇拜的形式上使中國文化潛在引入了某種神秘祝禱的形式,可能誘發出中國人本性中間的宗教感,包括對某種超越性世界的信仰,對超越性人格的信仰,就是像對天堂和上帝的信仰類似。當然,一個世間的人絕不能做上帝,這是基督教深惡痛絕的“偶像崇拜”;同時,凱撒和上帝劃然而別,必須政教分離。而共產黨國家恰恰是既“偶像崇拜”而又“政教合一”的,毛時代是其典型,這才造成了亙古大災難。但有由於馬克思主義的這種“類宗教性”,同時,要記住史達林年輕時是(東正教)神學院的學生,他自己承認那段經歷對他一輩子影響甚深。他借用了一些神學院管理方式來統治國家清洗人腦。他創造了這種形式,帶動了這種癲狂,中國人過去很少有的精神癲狂,在共產教義下,在毛氏洗腦式的宣導下,脫韁而出了。……

     劉賓雁為什麼身上有這樣一種神性的魅力?實事求是地說與剛才說過的他信馬克思主義有一定關係,更特別是他受俄羅斯的影響有關系。大家都知 道,王康也研究了很多關於俄羅斯的理想主義。我們這一代人都受到俄國文化的很大影響。俄羅斯陀思妥耶夫和托爾斯泰等人的包括《卡拉馬卓夫兄弟》、《罪與罰》、《復活》、《戰爭與和平》以及普希金涉及的“十二月黨人”,什麼三個“斯基”和屠格涅夫的《怎麼辦》、《父與子》、《羅亭》等等……這些都是非常理想主義的。實際上,所謂的“殉道”、“殉難”,我相信世界上任何有德性的民族或者有德性的人,如果缺乏這樣一個東西的話,恐怕在道德上不會走得很深入的,不會有撼動人心的感召力。基督教為什麼在全球如此具有深廣的感召力,為何遍佈全球無遠弗屆?如果沒有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難的刻骨銘心的形象在全世界廣泛傳播的話,可能有如此之大的影響力嗎? 所以說,“殉難”本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道德重量極大的沉甸甸的壓底的東西。劉賓雁本人過去信仰了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又受到俄國理想主義的召喚,他精神上潛在地就有了某些東西了。然後1957年他第一次受難——我稱它為賓雁的第一次洗禮;1987年他與方勵之、王若望三人被開除出黨,全國震動,這是第二次洗禮。通過這兩次受難,兩次洗禮,他的精神,震撼了中國人心靈。我特別記得鄭義當年有句話:第二次聽到劉賓雁又被開除黨籍了,“為什麼偏偏每次都是劉賓雁代替我們挨槍子兒,替我們受難?賓雁,為什麼總是你?” 這種蒙難、殉道,在中國人心中是非常大的一個震撼,它就使得這個人超拔出來了,道成肉身了。他就慢慢變成超越我們時代的世俗的或者比較現實的算計的形象,背負了一個十字架了。這種形象,我覺得,是劉賓雁留給我們的非常重要的精神遺產。它有可能發揮精神導向作用,示範作用,神聖化作用,有可能成為中國獲得救贖的一條通道。

(2014/03/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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