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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论和文化论并不矛盾》附件


   
   
   
   

   
   附件1:
   
   

   
   反对洋迷信土迷信

   
   

   
   ——从胡平-普里泽沃斯基笑话说起

   
   

   
   徐水良

   
   

   
   2010-2-21

   在胡平的《民主就是使不确定性制度化》一文及其争论中,胡平牛乐吼对于亚当.普里泽沃斯基的态度,表现了崇洋迷信的典型。洋人洋教授的话,不管如何荒谬,也不管自己有没有理解,一律相信,当作金科玉律来崇拜。还把洋教授的话当作理所当然正确东西,搬出来反对正确思想。
   
   其实,左派教授普里泽沃斯基“制度化不确定性”的说法,本身就很荒谬。因为,制度是规范,是秩序,是常规,是确定性。是与不确定性对立的概念。我们可以努力减少不确定性,也可以通过尽可能制度化来减少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本身,不可能制度化。“制度化不确定性”或“民主就是使不确定性制度化”,它们的意思,就是把没有规矩没有规范变成制度变成规矩和规范,把没有秩序的混沌状态变成常规变成制度,也就是说,把混乱无序当作制度,把没有制度当作制度。那就把制度彻底否定了,变成了混乱无序的混沌社会。
   
   我们把“民主就是使不确定性制度化”这个理论笑话,命名为“胡平-普里泽沃斯基笑话”。
   
   普里泽沃斯基的结论,也很不正确。专制制度条件下,较少有制度性妥协(但绝不是没有),妥协主要是实质性妥协。民主制度下的妥协,以制度性妥协为主干,包含大量实质性妥协。不过,在民主制度下,这些实质性妥协,往往会通过制度性妥协得到确认和保证。在民主制度下,无论制度性妥协,还是实质性妥协,都要比专制制度下多得多,常规得多。例如,参众两院,其决议条文,实质内容往往反复修改,这属于实质妥协。而民主表决,属于制度性妥协,而表决程序的协商和妥协,属于程序妥协。
   
   同时,民主制度下的妥协,其可靠性,确定性,要远远超过专制制度下妥协的可靠性、确定性。因为专制者往往反复无常、不守信用。
   
   所以,普里泽沃斯基的结论,尤其是民主制度不可能有实质性妥协的说法,完全违背历史事实,非常错误。“民主制度不可能有实质性妥协”,这个说法,是第二个“胡平-普里泽沃斯基笑话”。我们把“民主就是使不确定性制度化”称为“胡平-普里泽沃斯基笑话”之一,“民主制度不可能有实质性妥协”,称为“胡平-普里泽沃斯基笑话”之二。
   
   不过,我们这里不来详细论述这个问题。制度性妥协和实质性妥协的关系,有点类似于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关系。因为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关系,许多年中,被一些“精英”们搞得混乱不堪,两者关系被颠倒。因此,2005年3月1日,我写了《也谈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一文,加以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当作参考。
   
   从五四以后,尤其是从河殇派和自由主义出现以来,崇洋迷信成为中国某些精英们的普遍风气。我们后面的论述中,将会论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
   
   当然,这种崇洋迷信,也并不是中国所特有。例如,几个不懂经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一个幼稚的、完全违反经济规律的荒唐建议——休克疗法,俄罗斯人竟然轻易地相信和接受,表现了俄罗斯人很重的崇洋迷信心理。
   
   在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对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产生了三个立场,或者说三个派别。这三个派别之间的斗争,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三个派别,就是:
   
   1、土迷信,即崇土迷信派:推崇传统文化,不相信并排斥外来文化。
   
   2、洋迷信,即崇洋迷信派:推崇外来文化,排斥甚至毁灭传统文化。
   
   3、分析派或者精华派,既反对土迷信,也反对洋迷信,主张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采取分析态度,接受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舍弃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垃圾,在两种精华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
   
   可惜的是,虽然近年来这第三个派别的力量大大增强,但迄今为止,这第三个派别,仍然是弱势。从鸦片战争到今天170年的斗争,往往是土迷信和洋迷信两个派别相斗争。第三个派别被挤到非常狭小的地位。
   
   前80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八十年间,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主要是中国人民反对土迷信的斗争。五四运动,宣告了土迷信的惨败。
   
   后80年或90年,从五四运动到今天,中国的历史,走了巨大的弯路。包括两个一党专制政权的产生,中共建政,实行马列主义公有化大抢劫和自由主义私有化大抢劫,两次大抢劫。这些,主要都是洋迷信造成的,是洋迷信派引进西方垃圾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造成的。这个巨大的弯路,绝不是洋迷信者胡说的那样,是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
   
   现在,是第三个80年开始的阶段。中共正在坚持洋迷信的同时,大力恢复土迷信,恢复传统专制思想,他们正在夸张地大搞尊孔尊儒家专制的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第三个80年,我们一定要把它变成洋迷信土迷信一起反,洋垃圾土垃圾一起扫除,传统文化精华和外来文化精华一起吸收,创造全新的,重新领先于世界的中国进步文化的80年。
   
   让我们共同努力,一定要把这第三个80年,变成扫除旧垃圾,创造新文明的80年。
   
   附件2:
   
   

   
   对内因论和素质论的哲学思考

   
   

   
   (传统文化和素质论VS外来文化和制度论)

   
   

   
   徐水良

   
   2013-5-13日
   
   2013-5-18日修改
   当代中国的问题,是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素质低造成的?还是外来马列文化和专政制度造成的,争论异常激烈。这个争论,已经超越争论本身,牵涉到外因决定论和内因决定论等哲学问题,在哲学上有重大意义。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对老毛在《矛盾论》等文章中提出的内因决定论,进行必要的反思。
   
   我们知道,中国当代的左派专制文化和制度,自国外引进或输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明白的事实。
   
   可是,自《河殇》以来,伪右派伪精英和左派权贵当局,以内因决定论哲学谬论为理论依据,不遗余力地把外来专制文化和制度的罪责,推到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素质头上。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加以批判和清理。
   
   作为伪右阵营的一个代表人物,茅老也是这些理论不遗余力的提倡者,他说:“我们受皇权的奴化教育太深太深。自己做了奴隶而不能自觉,总以为为国牺牲永远是对的。殊不知代表国家的那些政治家和外交家有自己的职业利益,他们也受皇权至上的奴化教育,做事并不以百姓的利益为首,甚至侵犯人民的根本利益。当有人指出这一点时往往还被认为是汉奸,卖国贼。由此看出奴化教育的危害。”
   
   又说:“我们受了几千年的皇权教育,要忠君爱国,为国牺牲,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但是口号也是实际行动。重庆的红卫兵公墓就是见证。现在人民要做国家的主人,180度的转变实在很困难。尤其是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们的决策一定是以国为本。哪一天他们也转到以民为本,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世界就太平了。”
   
   茅老的说法,完全是为外来马列文化和左派权贵推卸罪责,把他们的罪责推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素质头上。
   
   茅老的说法:“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们的决策一定是以国为本。哪一天他们也转到以民为本,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世界就太平了。”也完全是一种极端的、指望出个好主子,靠主子搞开明专制,就能世界太平的彻头彻尾的昏话。不过,对这句昏话,这篇文章暂时放过,只批评他和伪右搬用的种族主义素质论,种族主义的种族文化论,和他们用作指导思想的老毛的内因决定论。
   
   茅老和伪右拼命把造成中国的问题的责任推倒老百姓头上,把中国的问题推到几千年皇权奴化教育的头上,为左派权贵推卸罪责,是完全错误的。
   
   权贵和伪右把最反动的全世界摒弃的种族主义素质论、和种族主义的种族文化论,搬出来抵抗民主,说中国人、中国文化素质低不适合民主,受到批判还不断狡辩,只是说明权贵及伪右在理论上穷途末路而已。
   
   以东西德,南北韩,日本和东欧等不同地方的制度对比和差别为例,不是因为西德、南韩,日本国人素质高,东德、北韩、东欧国人素质低造成的,而是取决于由苏联占领还是由美国西方占领,与本地实际国情、文化和人的素质关系不是很大。
   
   西欧和日本文化不同,却都搞民主,两德两韩文化相同,制度却完全不同。还有东、西欧之间文化相似,但二战后制度差别巨大,西欧搞民主,东欧搞专制。而日本搞民主,但同属欧洲文化,远比日本文化更接近西欧文化的东欧,却搞专制。所有这些,都说明,这里的专制和民主问题,与传统文化、人的素质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占领者不同,占领者的政治主张不同,他们决心推行的制度不同。
   
   权贵和伪右的种族主义的素质论和种族文化论,其哲学根据,是老毛在《矛盾论》等著作中提出来的内因决定论。
   
   老毛不学无术,不懂装懂,其内因决定论完全是不懂哲学的胡说。
   
   实际上,内因和外因,起决定作用还是不起决定作用,完全取决于实际情况,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而言。原则上说,在抽象的意义上说,内因和外因,都可能对某个国家的历史进程起决定作用,或起非决定作用;但在特定意义上、在特定范围内,双方何者起决定作用,何者不起决定作用,往往又是一定的。
   
   如前所述,在二战以后欧洲和亚洲的特定条件下,东德,北韩,东欧搞专制,西德,南韩,日本后来搞民主,两者的差别,内因文化,素质之间的差异,往往不起决定作用,有时甚至作用不大;而外因由谁占领、受谁影响,是苏联,还是美国和西方,两者的差异,作用却很大,往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比较决定作用还是非决定作用,只有特定意义特定范围内,在两者有可比性的时候,才有意义。
   
   当我们谈论某事物的内因和外因,比较内因和外因,确定何者起决定作用时,我们已经把它们放在可比范围内来讨论。
   
   比如研究鸡蛋和温度的关系,就内因方面来说,只有质量比较好的受精卵,才能变成鸡。未受精和质量太差的,都不能变成鸡。就外因方面说,过高温度和过低温度都不行,只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合适温度,才能使鸡蛋变成鸡。
   
   因此,在质量较好的受精卵条件下说,外因有无合适温度起决定作用;在合适温度条件下,内因鸡蛋有无受精和质量是否合格起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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