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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的一次口述史访谈


   
   
   
   转帖者按语:毛贼东一伙作恶多端,并且害怕他们作恶的真相被外界知道,所以只准钦定历史。而他们的钦定历史则充斥谎言。很多历史,像国军在正面战场上抗日的历史,土改史,镇反,工商业改造,反右,文革,当事人有的已经老了,至于国军的抗战史,国军老人们硕果仅存的不多了。这些历史都需要抢救。当年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就很重要。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抢救这些历史。

   
   在此向记录口述文革历史的千山崖先生致敬!
   
   千山暮:关于文革的一次口述史访谈
   
   A: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您的年龄和身份是怎样的?
   
   B:我那个时候是十九岁,正好高中毕业了。红卫兵当中在中学里面年纪最大的那一届,或者说是红卫兵的主体,我就属于这一届。
   
   A:文革刚爆发的时候,您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B:我因为自己的父亲是右派份子,57年打成右派的,所以我属于黑五类子弟,也就是“地富反坏右”里边右派份子的子弟。所以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一片惊惶,知道政治运动又开始了,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灾难和厄运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来。所以整个的家庭,包括我本人, 我们的亲属朋友,几乎都是陷于一种恐怖当中。
   
   A:您说到恐怖,是否也有文革爆发前的经历的影响,能不能谈一谈?
   
   B:那当然,因为1958年5月18 号,我的父亲就和安徽省的一万八千多名知识份子一起在同一个夜晚被逮捕了。第二天早晨,当我知道父亲被抓走的时候,来到学校里,那个时候我小学四年级。我们一个班只有四十来个学生,几乎有十多个同学的父亲或母亲被逮捕。从那一天开始,这种恐怖在我们的心灵里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并且从哪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被校方,老师,和所谓出身好的同学,指骂为“小右派”,“小反革命份子”。如果我们到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去看一看自己的父亲,回来就要被变相地批判,斗争,所以,这样的阴影在我的心理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1960年之后,1962年抓阶级斗争,虽然我的父亲已经被放出来了,但是,我们仍然属于五类份子的家属,被监督劳动的家庭,我的父亲每天早上必须在街道委员会的监督下扫大街,就这样,我的父亲作为一个教授,一个知识份子的命运还是最好的,因为他没有被弄死。我们还没有家破人亡,因为我的哥哥姐姐能够寄一点钱,养活我和我的小哥哥,还有我的父母,所以我们没有讨饭,没有从此陷入要活不能,欲死不得的生活。这样的恐怖,其实从1949年以后,就深深地笼罩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除了那些所谓的骑在老百姓头上的解放者们。
   
   A:是什么人在控制社区和城市的政治生活呢?
   
   B:党。党无所不在,中国共产党当时就有四千万党员。这些党员当中的掌权者们,从中央到地方,到每一处农村,到每一个小学校,所有中国领土所能达到的地方,都由他们统治,都由他们说了算。在57年的反右派的运动中,只要一个普通人,说了一个党员的坏话,向一个党员提了意见,就会被打成右派份子,就会被劳教劳改,家破人亡。而这个党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一个49年以后,所谓的掌握了政权的人,打了江山的人,他们从上到下,分到全国各地,当着大大小小不同的官。另外一种就是靠分化人民制造的,把人民中的一部分当成统治阶级,当然是虚伪的,另一部分是被统治阶级。用成分好的,工人农民,无产阶级,党的干部,干部的子弟,这样一些人,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那些被共产党打倒的,知识份子,所谓在旧社会有劣迹的,国民党,军警,家属,工作人员的后代,都是被打击,被压迫,被改造的对象。所以在中国社会,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壁垒分明的社会。一小部分跟党有权力关系的,被党认为是出身好的人统治着整个中国,另一部分被党统治的人在呻吟着。这种状况已经维持了十七年,同时由于特别的提倡阶级斗争,提倡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提倡共产党的人,斗争那些所谓成分不好的人,有历史问题的人,有现行问题的人。它就造成一种人民之间的仇恨,通过电影,艺术,文学,绘画,进行了十七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共产党有一句名言,阶级斗争是可以制造的,49年以后,共产党就是用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手段,把整个国家统治在一种极其恐怖,阴暗的状况中。所以大家都不明白,海外的人更不明白,为什么文质彬彬的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会抡起皮鞭去打自己的老师,用自己的皮带,活生生地抽死老人,小孩,妇女,其实很简单,十七年的教育,阶级斗争的教育,制造阶级斗争的教育,已经培养了仇恨。文革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被发动起来的。
   
   A:文革的爆发是否给您这样出身不好的人也带来一种转机和希望?
   
   B:不可能。文革爆发前的十七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动了十几次政治运动,已经杀害了将近六千万中国人民。因此,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政治运动又被发动起来了,又有一批人要被处决,被劳改,被劳教,被践踏,自杀。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这次又有很多人要自杀了。这就是他当时说的话。
   
   A:你们当时对毛泽东这个人的印象和感受是怎么样的?
   
   B:那个时候,你要问到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感受,大家都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领袖,当作人民的救星。教科书是这么说的,社会上是这么说,报纸上是这么说的。所有的地方,从最有脑袋的知识份子,到没有知识的农民,他都会这样一来回答你。而且绝大多数人也会这样认为,就是这样认为的。以我对自己当时青少年时代的回忆,确实有很多人对他是有很深入的看法的,但是,没有人敢说。第一,不敢深想,第二,想了也不敢去讲,第三,一种恐惧的心态,使他们强迫自己认为自己所想的是反动的,是不正确的,起码是要倒霉的,要坐牢的。
   
   A:能描述一下运动初期您的个人经历吗?
   
   B: 1966年我高中毕业,7月1号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我是应届高中毕业声,我的成绩,在安徽芜湖第一中学是最好的。安徽芜湖第一中学是安徽的第一所中学,是全国重点中学。可我知道我是考不取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五类分子的儿子是绝对不允许考得上的,无数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但我毕竟是年轻人,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还是努力学习,准备考试。1966年6月18号晚上12点刚过,住在我对街的一个同班同学,深夜敲响了我的门,因为他家有收音机,我的家没有。敲响门以后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做题目,我说还有十二天就考试了,我说我在做题目,他说,不要做了,高考制取消了,我们考不成大学了。原定7月1号举行的高考,因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被宣布推迟半年。7月1号就没有考了,全国的高中生没有考大学,不到两个月,高考制被取消,这一取消就取消了十年,一直到1977年才恢复高考。我们这一批1966年的高中生,是在1977年,也就是11年以后,才参加考试的。这个时候,运动开始了,红卫兵建立了,到处抄家打人。象我这样的人,首先,是不准革命的,因为我成分不好,不准革命。你没有资格去参加他们的红卫兵组织,那你是什么成分呢?你只能充当被抄家的人,我只能跟着班上成分好的人,去别人家里抄家。我永远在最后面,文革以前,我们班39个人中,有两个成分不好的,文革以后,我们班有30个出身不好的,只有9个出身好的,于是,这9个人就统治了我们30个人,我们30个人只能乖乖地跟着他们去抄家。跟着他们抄别人的家,带着他们抄自己的家。反反复复地抄着,在抄家的过程当中,斗同学的父亲母亲,让自己的父亲母亲去被斗争。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子,在中国的古代都可以结婚生儿育女了,他还要跟着别人去干这样一来的事情,带着别人去干这样的事情,你想想那个社会是怎样的样子?那个社会,表面上极其高昂,天天是喊口号,刷标语,红海洋,要革命,可是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多少人家在哭泣,多少人为自己的父母被打死斗死难过,可是不敢说出来,不敢哭出来。父亲母亲被打死,被斗死了,还要参加斗争自己父母尸体的斗争会。如果你表现出悲哀,你流了眼泪,那就轮到斗你了。我的同学当中,有给父亲贴大字报的,有揭发父亲反共反动的,有给母亲贴大字报,逼得母亲跳楼自杀的。
   
   我当时作为一个五类份子的儿子,用如履薄冰都不能形容,就是成天心惊胆战。我在同学中是成分不好,成绩好的,被老师认为是很有才华的,吹拉弹唱,写书法,我样样都能搞得很好,可是这个时候变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封资修的接班人。我紧张地等待着哪一天大字报会贴出来,终于有一天,在八月初,我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说我跟我的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第二,说我说过,鲁迅如果活在今天,也会是右派,我真的说过。就这两条,如果没有8月16号,毛泽东为了利用学生帮他造反,发布十六条,短暂地禁止学生斗学生,我这条命大概不会活到今天。所以直到8月31号,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跟着我们班同学,走路去看毛主席。从我们住的安徽芜湖市到北京是两千多里路,我们走过了长江,我们快走到淮河,扒上火车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的第二次接见。
   
   这个故事我就要告诉你,说明一个问题,在整个广场上,在几百万学生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你所感觉到的,就是恐惧两个字。当然有很多学生怀着无比的真诚,无比的崇拜在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但是,这里面一定有因为恐怖而高喊万岁的人,因为痛苦害怕而高喊万岁的人,心里埋藏着仇恨却要求自己高喊万岁的人。我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同班女同学,这个人的名字我现在不能说,因为她在国内,我和她一起坐在天安门广场升五星红旗的旗台下面,五十万红卫兵全部坐在那儿,等着毛主席,贺龙,林彪坐的吉普车过来。车开过来了,我们欢呼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是不得不喊,我跟着喊,其实我心里一点也不想喊,可是我知道,我必须喊。可是我身边的这个女同学,她也举手喊毛主席万岁,就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在我耳边偷偷说了一句话:今天没有枪,有枪我就打死他!这个女同学今天还在国内,三十年来,我在我的内心里,一直对她是最尊敬的。在我心里,那么年轻,我当时就把她看成敢于刺杀列宁的社会党人卡普兰。当时我的表情是什么,当她在我的耳边讲了这句话以后,我回过头来死死地瞪了她一眼,我知道,如果这句话被讲出去,被别人听到,就会被踩死在五星红旗下,用不着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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