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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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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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婉婷母親一案可能存有隱情和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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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俊到王石,一个时代的跨越

   从李俊到王石,一个时代的跨越
   姜维平
   李俊和王石都是中国民企的名人,虽然,他们没有在媒体上互相提及,但我相信,在私下的某一场合,彼此一定谈论和关注,至今为止,中国网络上活跃的一些民企老板,极少公开议论重庆的“李俊事件”,但在他们的心底,是同情俊峰集团的,至少会把他作为一个戒备官员的理由。毫无疑问,不论民企多么巧妙地驰骋商场,只要想赚钱,就难免与官员交往,只要越过底线,就可能成为他所亲近的官员“对立派”内斗的牺牲品,于是,因为财产和把柄太多而禁言,是民企老板的通病,不过,近年来形势好像有点改变,王石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民企老板的典型。
   据媒体报道,中国地产公司万科企业集团主席王石接受访问时,敦促中国的企业家们应多一点发表意见,不但可以推动社会改革,更可有效地保护他们的财产。他说:作为一个经营财产的阶层,如果财产权都不能保证,其他无从谈起。王石批评中国商人“一直到今天,思维方式是不独立的,我们有依靠性,就是官商勾结,这是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身兼网络名人的王石,在出版新书之前接受新京报的访问时同时认为,中国的商人到了今天仍然摆脱不了官商勾结这个传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王石一语点痛了中国民企的关键部位,由于体制的原因,中国民企与官员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直言,不密切交往官员的民企老板几乎不存在,而陷得太深,必将出事,所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焦虑地思考和防备变故,连自身的安危都难保,何来“多发表一点意见”?假如是顺情说好话,没有建设性的意义,好像不是王石的本意;假如是批评意见,巧遇汪洋这样的人就没事,假如是碰上薄熙来,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除了李俊之外,彭治民的遭遇也是一个例证。


   所以,与其批评商人的“思维方式不独立”,不如指责官员的权力太大,薄熙来身兼政治局委员与重庆市委书记,一言九鼎,威震天下,何况又是一个“红二代”,而且人品极差,万千权利和人性弱点集于一身,再有拍马屁的一些人捧场,岂能不疯狂,不玩死李俊等之类的“土豪”?因此,既便是很有学识和悟性的王石,也在彼时忍气吞声,只在此时大谈民企敢言之事。我不敢责怪王石,较之那些2012年前去山城效忠,尔后主动与薄切割的民企老板,王石还有发言示愧的举动,也是少见的商界奇景,令读者怦然心动。依我看,不是商人思维不独立,而是他们生意基础不独立,这种政治框架太僵硬而陈旧,躲不开,也离不了,想赚钱的生意人,哪个不在其中瞻前顾后地禁声,故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李俊到王石,可能是一个时代的理性跨越。
   李俊与王石不同,前者是来自地方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土豪”,他全靠自己打拼而发家致富,可能当兵而结识部队的官员,有些人脉关系,也是一个成功的因素,所以,他是官员手里的“软蛋”;后者除了个人的辛勤和睿智,更多地依赖于亲友的官方背景与上层关系的支持,既使与某些人有分歧,也比较安全。不论如何,他们的共同点也是明显,都是搞房地产的,在中国,可能与官员最密切的生意领域,莫过于此,自然风险也更大,李俊的故事正好佐证了这一观点,他仇恨薄熙来有情可原,因为“薄王”使他家破人亡;王石臧否薄熙来,出于更超越的理性,所以,他敢于对过去在重庆的自我表现稍示忏悔,同时又大胆地为正在遭受“黑打”的民企老板呐喊,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也十分理性和动情,这或许是中国民企阶层觉醒的标志,也许即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对贪官污吏和徇私枉法的官员进行批评的,不仅局限于两手空空的“穷文人”,而且来自于腰缠万贯的商人和富豪,因为上述那种动辄迫害民企的事件频发,可能与敢言的“王石”太少有关,无疑地,假如越来越多的民企老板,勇于站出来拍案而起,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怕因言破财,那么,对权势者就是一种沉重的压力,有可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媒体说,早前游学美国哈佛大学的王石,对目前大陆网络名人大V相继出事,甚至有地产企业家被迅速判处死刑等不利事件,似乎一点不为所惧。他与日本同行比较,联系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改革运动,进一步肯定说,在金融、经济上,工商阶层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力量,是推动明治维新主要的社会力量。王石在访问中,不点名的提到被判死刑的湖南民企老板曾成杰的例子,他说,现代企业首先要确定本身的独立人格、独立性格,光做一个人是不行的,还要做一个阶层,要敢说话。
   显然,王石从曾成杰,李俊等人的事件中看到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大家各自为商,没有感受到一个阶层的存在,没有团结起来,互相“抱团取暖”和奋力抗争,往往是某人被抓,由于暂时不涉及自身而远离观望,连谈论都小心翼翼,等到危及自身,再寻求帮助,已感到形单影只,力不从心了。一些徇私枉法的官员之所以屡屡欺人太甚,就是看出了商人自私而怯懦的本性,较之一些文人要严重得多。为了保护自己及同界的利益,每个民企老板都应当从“李俊事件”吸取教训,从王石的言谈里寻找共识和力量。
   这里不妨以重庆为例,以前薄熙来“黑打”时,陈明亮,黎强,彭治民等人的名字经常见于报端,多为负面,但如今为其甄别的声音日渐微弱,这与官方的强力压制有关,与重庆及外省民企老板各自为“商”也有关,每个人都类似以前的重庆“土豪”李俊,他们想,反正我没事就绕着走,人们不知道同界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一些刚被“黑打”过的“黑老大”的亲友,被官方哄哄,骗骗,退点小钱,监狱里再人性化地给一点安慰,就失声了,感动了,放弃了申诉,这说明中国的一些富豪多么可怜而卑微,多么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所以,王石的确了不起,他的观点有些超前。笔者不遗余力地写吴英,写曹天,写李俊,曾智强,等等,我并没有见过他们,也无个人私利,但毕竟还属于“文人”圈子,而王石则大不相同,他的言论集中地喊出这个阶层的苦闷,似乎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而那个年代是以恐惧和禁声为主题的,也以薄熙来垮台的“大事件”而激动人心。它哲理的启迪是:当大部分的民企精英都觉醒了,一是能理性地面对财富积累,保护和运用;二是能感性地担当起历史使命,都敢发表不同的意见,并积极地推动中国渐进式的民主法制,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对接,形成无坚不催的合力,那么,才能形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独立的阶层,才会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李俊,王石等人的梦想才能实现。
   2014年2月16日
   万维读者网2014年2月17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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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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