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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被打入死牢:封存毛与汪精卫往来历史


   
   
   
   为了封存那段不能见光的历史

   ——潘汉年被秘密逮捕的惊世缘由
   潘汉年被打入死牢的惊世缘由:封存毛与汪精卫往来的历史
   2008-11-18来自:廖波星岛环球网www.stnn.cc
   
   中共地下工作历来搞单线联系。在延安,毛直接把任务分配给潘汉年,别的高官不得参与。1939年,毛嘱咐潘到上海、南京后和汪精卫取得联系……
   中共建政后,毛号召中共高官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有人在此时揭发潘汉年去见汪精卫一事,毛亲自下命“秘密逮捕”。潘汉年左右申辩,等到的只是“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
   1939年,斯大林为把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战火引向西欧,引向英国,而与希特勒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局即把斯大林的此一重要动向通知了延安的中共高官,授意中共可与侵华日军卵翼下的南京汪伪政权打交道,从中套取情报,必要时联汪反蒋,实际上是联日反蒋。
   这是“马列主义”的灵活应用,毛心领神会,于当年10月派最出色、最能干的情报大将潘汉年潜赴上海,建立新的情报据点。
   潘汉年通过特殊关系,命年轻漂亮、精通日语的女作家关露打入日本驻沪特务机关“岩井公馆”,陪岩井等日本特工头目睡觉,以窃取绝密情报。关露获得的情报,使得江苏、安徽境内的新四军一次次地躲过了日军的扫荡。在这同时,潘汉年又派遣人员到南京,打入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家中。
   李士群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后被捕“叛变”。不久,潘本人也和李士群见了面,建立了秘密联系。
   中共地下工作为了保密、安全,历来搞单线联系。在延安,毛直接把任务分配给潘汉年,别的高官不得参与。潘到上海后,再把任务传给下一个人。
   毛1925年在广州期间(国共第一次合作)加入了国民党,并任汪精卫的秘书,汪对毛多有关爱、提拔,直至推荐毛接替自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那时奉汪为“恩师”。1939年10月这次,毛嘱潘汉年到上海、南京后,可设法去和汪取得联系,并转达他的口头致意。
   本来,地下情报工作无所谓手段,只有目的,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毛授意潘去找汪,套套旧时交情,以换取对革命有益的新情报,原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由于种种原因,潘直到1942年9月才在李士群的安排下,赴南京见到汪精卫,谈了两次,自然转达了毛对汪的致意。
   李士群于1943年在汪伪政权的内部倾辄中被杀。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毛的恩师汪精卫已于上一年去世。潘率领关露等一组有功之臣回到新四军总部,回到革命队伍。
   中共建政后,潘汉年依资历、贡献,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做了陈毅的主要副手。
   1955年3月,年仅49岁的革命元老潘汉年率中共上海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住在北京饭店。会上,毛号召中共的高级官员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无论什么问题,只要讲清楚了,党组织都可以宽容,等等。
   因中共中央刚处理过高岗、饶漱石问题,潘很紧张。因为他1942年赴南京见汪精卫一事,只有“伟大领袖”一人知道。
   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敌伪人员中,已有人揭发了潘当年曾去见汪的事,潘汉年自己却从未向组织讲过!
   潘汉年考虑良久,还是决定向老上级陈毅讲清楚。
   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请他放心,谁也不会怀疑你潘汉年对革命的忠诚,并答应立即去中南海菊香书屋找毛,当面讲清楚。只要毛说句话,公安部门就不会追查此事了。
   潘做梦也想不到,等待他的,是当天晚上的“秘密逮捕”。这是毛亲自下的命令。潘可以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关押到死。封口,为的是让潘永不谈及旧事。
   潘一直被关押到1977年,死于湖南茶陵县的劳改茶场。这时,毛已死去大半年了。
   潘汉年案审判亲历记
   作者:土车阿里
   86岁的彭树华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参与审理了包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在内的许多大案要案。对他而言,他的职业生涯里最特殊的一次经历,是参与审判潘汉年案。潘汉年是中共情报战线的一位传奇人物,其后半生遭遇也令人扼腕叹息。潘汉年案究竟是怎么酿成的,其背后有什么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动机,囿于仍未解禁的一些档案,我们至今无法梳理出一个明晰的脉络,但是下文彭树华的回忆则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非同寻常的事件。
   突然受命
   1962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刚上班不久,曾汉周的秘书过来通知我,说曾庭长要我马上到他办公室去,有急事。那时我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任助理审判员,曾汉周是刑一庭庭长。
   见了曾汉周,简单寒暄之后,他突然话锋一转,很郑重地说:“党中央决定要对潘汉年案进行审判,党组决定由我、丁汾和你三人组成合议庭,负责审判这个案子。”
   对这个事情,我之前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不过第一反应就是这么重要的案子交给我,至少说明党组织和领导对自己很信任,一时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潘汉年(1906-1977)
   我问曾汉周准备什么时候开庭。曾汉周说:“我们先到秦城监狱看一下案卷,了解案情;至于什么时候开庭审判,得等中央通知。”我想了一会儿说:“我怕完成不了任务,是不是??”话还没说完,曾汉周打断了我:“这是党组的决定,你回去好好准备吧!”
   回到办公室,我呆呆地坐了好一会儿,仔细想想又犹豫起来。
   潘汉年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要案。潘汉年是1955年被抓的。1956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较长的篇幅谈了潘汉年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因为它强调了“阶级斗争”,所以公安部内部编了一本书——我们叫它“黄皮书”,跟毛主席语录差不多,庭里人手一本,要重点学习,所以我们对里面的话非常熟悉。但至于潘汉年都具体做了什么,则是模糊一片。
   这么重要的任务怎么会交给我呢?曾汉周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是开国时期组建最高人民法院的骨干;丁汾也是解放前入党的老革命,当时任刑庭审判组组长,只有我是一个助理审判员,资历浅、职位低,好像跟这么重大的案子不相称。
   想来想去,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找曾汉周,谈了自己的顾虑。曾汉周说:“党组让你参加这个工作,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你还有审判大案的经验。”1956年我曾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的秘书,参加过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虽然我那时候年轻,并没有做关键性的工作,但是说起审判战犯,大家还是觉得挺了不起的。曾汉周最后又说,参加这个案子,是吴老(注:吴德峰,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点的将。
   曾汉周这样一说,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是1946年考上的广西大学法律系,1950年调到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给院长雷经天任秘书。那时候,吴德峰从武汉市长的位置上离开,到中南行政委员会当政法办公室主任,负责指导中南地区司法改革运动。运动初期,火烧到了雷经天身上。在批判雷经天的会上,大家让我揭发他的问题,我仗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替他辩解了几句。吴德峰听后说了句:“彭树华说的是大实话。”这可能是给吴德峰留下印象的最主要原因。1955年,中南分院撤销,我调到最高人民法院。吴德峰调到国务院一办任主任,1961年又到“高法”当了副院长。吴德峰平时很严肃,我对他是敬而远之,也没有多少接触。没想到这一次是他点我的将。
   走进秦城
   潘汉年是1955年被捕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会拖到1962年才审。他先是被关在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1960年3月,秦城监狱建好后,潘汉年又被移送到那里。
   接到任务后不久,我们便到秦城监狱审潘汉年案卷材料。
   审阅案卷的工作完全由我和丁汾两人负责。周一大早,曾汉周把丁汾和我送到秦城,同公安部十三局的领导接上头后,当天他就赶回城里照常工作,丁汾和我在秦城监狱住下。每周六下午两点多,曾汉周再来秦城监狱了解我们审阅案卷的进展情况。每次都是由丁汾向他汇报,我在旁边做简单记录,有时也补充几句。傍晚,我们再坐曾汉周的车一起回城过周末。下个周一,曾汉周再把我和丁汾送到秦城。这样的工作安排大约持续了一个月。
   我们被安排住在监狱外院的客房里。丁汾一个人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我则住在她隔壁一个大房间里,屋里有3个床位,大部分时间我一个人住,偶尔也有公安部从城里来提审的同志住在这里,我们见面彼此点头打个招呼,但谁也不问对方的工作。在秦城,我们接触的人只有公安部十三局副局长姚伦和处长李子明两人,其他人一概不接触。那时大家都知道秦城是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但究竟关了哪些人,我也不是很清楚,也不好向别人问。
   有一天,十三局的工作人员还特地安排潘汉年出来劳动,其实就是想让我们看一下他本人。我记得那一天潘汉年戴着一顶草帽出来,表情很淡然,看不出什么情绪,然后在太阳底下蹲着拔草。
   潘汉年案的卷宗非常多,每个案卷都整理得非常好,页码索引都井井有条,笔录上面的字写得很漂亮,整理得也很清楚,这是我从事审判工作以来,看到的最标准、最好的卷宗。我们阅卷的速度由此大大提高。我和丁汾两人分头审阅卷宗,重要的卷宗就互相交换着看,看完一本,退还一本,再要再看。十三局的同志负责给我们提供卷宗,他们绝口不谈案情,只是我们需要什么,他们就提供什么材料。
   提审潘汉年的人的名字都清楚地写在笔录上面,审判他的,都不是一般人。而从审讯笔录上看,潘汉年的情绪一直很平静,态度也不激烈,时间、地点、人物都记得很清楚。一边看案卷,我一边想:潘汉年不愧是做情报工作的,脑子不简单。我甚至通过案卷都对他有了一种好感,觉得他有能力,各方面关系都处理得很好。
   对我们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说,案件性质的认定,必须要找证据。可是我和丁汾看了之后,共同感觉是:虽然案卷里面材料很多,可是可以作为证据、扎实的事实却没几条。
   公安部预审认定潘汉年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二是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对于指控,他只承认和汪精卫见面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时来不及写信汇报,除此之外,他一概不承认。但是在看案卷时,我也发现了一个微妙之处:对于投向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指控,只有公安部某位领导提审时潘汉年才认罪。当时我们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诉他只要认了罪、判了刑就放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庭审时潘汉年都认了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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