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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与和解


   历史的真相与和解
   
   发布时间:2012-12-07 11:41 作者:荣剑
   

    
   ——处理历史问题四原则
   
   
     作者按:本文以《民主转型中的历史问题处理》为题,已公开发表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发表时编辑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现以原题全文发表于共识网,是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引发人们关注和思考。
   
   
     历史问题,尤其是重大历史问题,是威权国家政治转型进程中难以逾越和必须逾越的历史障碍。因为对历史问题的彻底解决,必然涉及到对威权统治历史的否定,涉及到对威权统治之下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真相的揭示,涉及到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更重要的是,这必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转型时期的路径抉择和约束条件,涉及到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的根本调整,涉及到国家制度转型之后对历史责任者的重新评价和清算。历史真相的揭示是形成新的社会冲突,制造新的历史悲剧,还是从历史的清算中重新走向民族和解和国家团结?这是中国目前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关切。世界威权国家转型史已经普遍确立了转型正义的理念,积累了处理历史问题的有效机制和成功经验,其中所包含的基本原则,对于中国即将全面展开的制度转型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
   
     “光州事件”与韩国制度转型
   
     9月24日,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总统候选人朴槿惠发表讲话,向其父朴正熙执政期间的受害者及其家属道歉,她说,她会竭尽所能,与受害者会面,缓解他们的痛楚;另外,她提议设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团结委员会,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评估那段历史。朴槿惠的这番讲话,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一个选举策略,而是表达出面向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真诚态度。韩国从威权体制转向民主宪政体制已有近二十年时间,期间经历了四任民选总统,迄今已基本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可谓“东亚模式”中制度转型的成功范例。但是,威权统治对国民所造成的痛苦记忆仍然未被完全抹去,自朴正熙时代以来军人独裁政权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尤其是全斗焕政权对“光州事件”的残酷镇压,仍在时时不断地折磨着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心灵,这是韩国历史中难以轻易翻过去的一页。朴槿惠勇于面对历史,愿意重新评估其父朴正熙的功过是非,彻底清算和反省威权体制的罪恶,以真诚争取国民谅解,以谅解重建国民团结,无疑是一个符合人类正义的重大举措。
   
     韩国自韩战结束以来,长期被置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朴正熙于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1962年3月任代理总统,1963年8月任民主共和党总裁,同年12月当选总统,其后连任5届总统,直至1979年,被其情报部长金载圭枪杀。在朴正熙之后,又是连续两任军人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在全斗焕任内(1980年5月15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光州事件”,独裁政权悍然以武力镇压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造成平民的巨大伤亡,据事后可靠统计,共计死亡633人,军警死亡27人,受伤数以千计,财产损失达226亿韩元。“光州事件”对韩国国民造成了难以愈复的巨大伤害,极大地毁坏了韩国的国际形象,写下了韩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全斗焕的独裁政权由此遭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光州事件”是威权体制无法适应和满足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而激发出剧烈政治冲突的一个典型事件。韩国自朴正熙执政以来,在威权统治之下,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汉江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为所谓“东亚模式”创造了政治专制和经济繁荣共存于一体的制度经验。据后来韩国KBS电视台和国民大学联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已故前总统朴正熙被选为历届总统中“领导能力最强的总统”,其后依次是卢武铉和金大中。韩国历史承认,朴正熙的威权统治不仅为韩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也致力于惩治腐败。在其治下,因腐败而受处分的官员每年都有数千人,对官员及其家庭的生活奢侈、拥有豪华住宅等行为均有严厉的处分。尤其是在 1977年1月推行了“庶政刷新奖惩记录簿”,对官员每月记录一次,严格监督官员行为,公布了12种肃清对象,包括索要礼品、保护企业非常经营、懒惰、刁难群众、提升中走后门、拥有豪华住宅、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有情妇、无能力等。这些措施都是力求维护威权统治的合法性,以此换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即使这样,威权体制的内在腐败依然无法遏制,如政治献金问题,政府和军队高层的贪腐问题,涉及所谓经济发展中的腐败问题,朴正熙均以不可动摇国本为借口予以容忍。正是这些根本性的腐败问题,引发了人民的强烈不满,进而引发了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和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政治。“光州事件”的实质,是威权统治内在危机的爆发,是人民要求宪政民主和专制的冲突,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诉求的冲突。
   
     全斗焕政权以武力血腥镇压光州起义,暂时平息人民反抗,但是,其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已经完全动摇,原来依靠经济发展所换来的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已基本流失,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民主运动已不再局限于学生,而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宗教团体都走上了街头,形成了强大的势不可挡的要求民主变革的力量。1987年4月13日,全斗焕试图以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借口,宣布停止修改宪法,这个讲话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浪潮。1987年6月,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改宪,军队已经无法再以暴力压制民主运动。1987年6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74票对0票,7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421票对0票,两院一致通过了 《促进韩国民主化决议案》。国际奥委会也发表声明,不惜以取消汉城奥运会主办权相威胁,要求韩国顺从民意。在内外的巨大压力之下,军人政府被迫接受宪改方案,由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发布《民主化宣言》,宣布实行总统直选,还政于民。卢泰愚上台后,致公开信给受害者家属,认同“光州事件应被视为民主化过程的一部分”,公开为“光州事件”平反。卢泰愚于1993年把国家政权交予民选的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由此,韩国的威权制度正式转向宪政民主制度。
   
     制度转型之后,历史清算问题立即被提到议事日程,“光州事件”的平反首当其冲,因为这牵涉到整个韩国国民内心深处的一个剧痛,必须迅速修复;否则,社会将陷入在不理性的怨恨和报复状态中,国民无以重建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团结。1988年,“光州事件”在国会中被重提,1993年金泳三上台之后,承诺为“5·18”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1997年,他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正式为“5·18”运动正名,为死难者家属支付赔偿金。对镇压“5·18”事件的元凶——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以内乱罪课以重刑。作为“光州事件”的发源地光州市,承受的牺牲最大,自然成为重写历史的中心。1997年,“5·18”公墓在光州正式落成,将所有遇难者的遗体归葬一处,其中大多数是1960年前后出生的大学生,死时仅20岁上下。现在他们长眠的地方,已经成为国民纪念先烈的圣地。5月18日被定为“国家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韩国总统都要来这里发表讲演,缅怀他们对韩国政治民主化的不朽贡献。韩国的所有媒体,都会给予隆重报道,大学里会有各种关于“5·18”主题的讲座,广场上有纪念“5·18”运动的大型晚会。对于“光州事件”的死难者,韩国政府于1999年正式把他们封为“国家有功者”,同时给予有关抗争者以医疗保险。韩国“东亚细亚国家暴力受害者联合会”组成“5月光州事件精神”继承运动,“光州事件”成为人权、和平的摇篮和市民自治共同体运动。倡建“5·18纪念馆”和“5·18纪念广场”,设立受害者治疗中心。2000年,第一次有现职总统参加的“光州事件”纪念仪式上,金大中总统承诺制定有功者特别法。“5·18纪念财团”制定“光州人权赏”,以奖励国内人权团体或人权运动人士。通过这些方式,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一方面是让国民永远不要忘记威权统治所制造的黑暗历史,铭记死难者为国家民主化所承担的无法弥补的牺牲,抚慰死难者家属不可复愈的沉痛心灵;另一方面,是让国民从仇恨中摆脱出来,不把历史记忆当做历史包袱背起来,而是以历史和解的精神着眼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未来。
   
     “光州事件”作为韩国政治转型进程中的一个悲剧性事件,其意义极其重大,它充分暴露了威权制度侵犯人权、违背民意和与人民为敌的专制本性——在转型的关键时刻以武力镇压平民抗议,在韩国历史上留下了黑暗一页。“光州事件”同时又是韩国民主运动的总动员,它开启了威权制度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不可逆转的进程,显示出人民要求实现民主权利的不可遏制的力量。“光州事件”对韩国国民所造成的心灵剧痛,是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才能得到了理性的治愈和修复,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清算,并未进一步撕裂社会,反而是形成了新的国家团结的基础。这是“光州事件”给予世界的最有价值的政治和思想遗产。
   
     台湾地区“二二八事件”与转型正义
   
     台湾地区于1947年2月28日爆发并蔓延全岛的冲突流血事件,史称“二二八事件”,是比韩国“光州事件”范围更大、冲突更为剧烈、死伤人数更多的历史事件,其死亡人数有各种估计,从数千到十几万。1992年台湾行政院的报告推估在18000人至28000人。这样一个死伤惨重的事件,在台湾的威权统治之下,被湮灭和屏蔽了长达四十余年,直到台湾开放党禁和报禁之时,才被重新置于公共视野之中。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是它以往专制统治必须承担的一个后果,也是一个必须清算的历史问题。它主动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型,通过民选重建其执政合法性,对“二二八事件”的重新认识和平反,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坎。
   
     从目前披露的史料来看,台湾“二二八事件”最初起因于一个偶发事端,由于警察取缔私烟贩不当引发民众自发性暴动,后逐步酿成有台湾中上层精英尽数参加的要求地方自治和政治改革运动,在部分地区(台中、嘉义)又扩大为群众暴动和武装起义,最后是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介入,用武力镇压民众的一切诉求和反抗,滥杀无辜,实行白色恐怖,造成台湾前所未有的悲剧。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台湾四百年的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政治事件,对台湾人民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生活态度,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无可否认的,二二八事件的影响,已经变成台湾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台湾人民对政治的畏惧,对现实的疏离,对历史的逃避,都可以在一九四七年的流血经验中找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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