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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出路

东赛按语:笔者一向尊敬的杜导斌先生近期转了一百八十度向中共靠拢,特别是他在依据中共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的所谓“达赖喇嘛曾表示其大藏区要驱走750万汉人,而根据他本人的估计,如果实现达赖喇嘛提出的大藏区地域,至少要赶走汉族和其他民族2500万人”准备藏汉之间制造新的矛盾,因此,从出版社把拙作《深度透视藏人自焚—图伯特焚身抗议的来龙去脉》一书宣传节选中的第七章贴出来,以飨读者。
   
   ————————
   
   

   第七章, 西藏(图伯特或者博国)的出路
   
   藏人焚身抗议运动的激烈程度和勇气已经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藏人不仅扛起来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重任,而且采取焚身抗议的形式中在实践此一目标的实现,因此,现在非常有必要分析和探讨藏人的出路问题。
   
   一, 中国面临的变革和藏人的机会
   
   现在探讨中国面临的变革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即盼望当政者循序进行改良和向往群众起来彻底改革或革命。不管是哪一种看法,还没有彻底离开“盼”字,也就是说还没有形成运动,更没有付诸行动,究其原因,与时代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历史的悲剧在东亚大陆重演,拷问着每一位向往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人们,走向何处取决于智慧,勇气,势力的协调和运行,不妨大家一起看一看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也许能够起到抛砖引玉式的作用。
   
   (一) 相似的时代背景
   
   现实中国处于骚动的风口,但是,历史背景惊人地相似,又退回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据史料,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烽火燃及18省,先后攻克城池600余座,创建了使清廷闻风丧胆的军队和政权,沉重地打击了晚清王朝的统治。其规模、纲领、影响,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无法比拟的。但她为什么没有推翻清廷,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这个运动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笔者看来,这个运动失败的原因牵涉到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其中,客观因素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主观方面,虽然推翻清廷的动机和广大老百姓的向往相一致,但是,违背了数千年中国继承下来的价值观,当时“太平太天国运动”发起者采取了严厉打击儒教和佛教,进而强行被天主教取代的尝试。同时,运动本身逐步表现出与清廷没有任何区别的执政手段,甚至有些地方表现出比清廷还糟糕,因此,动摇了老百姓对“天平天国运动”的信心和支持。
   
   不妨回过头来观察现实中国,大部分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人士,开始高呼“基督救中国的口号”。从某种意义上,现实中国比起晚清中国,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之间有天囊地北的差距,有望形成势力,但是,近七十多年中国人经过的马列文化改造以及贪图的膨胀已经否定了基督救中国的潜力,而且,多元共存的向往强于单一文化的渴求,所以,战略上犯了致命的错误,何况西人也不一定支持思想单一化的趋势,除了能得到西方部分组织的财务支持,有可能很多西人把此举被视为一种投机取巧的小计。
   
   客观方面,自从西方列强应用枪炮打开清廷国门之后,清廷和西方列强的互动被经济运作所取代,任何在中国想发财的西人需要有利于经济运作的体制为后盾,因此,清廷的存在对西人发财有利而无一害,比信仰基督的新势力还可靠而有用,所以西方列强联合清廷镇压下去了“太平天国运动”,又一次延搁了中国老百姓渴望实现自由的梦想,历史无情地原地踏步了近三个世纪。
   
   现实中国又如何呢?邓小平所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切地说高干子弟先富起来的论断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变革,除了极少部分老百姓之外,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中国几乎成了西人的加工厂,依靠投资发展的模式给中共政府带来了空前的经济利益,并加强军事和维稳等方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同时,西方商人不需要消费破坏环境的代价,又不需要付出高昂的薪水来购买劳动力,更不需要在乎舆论的监督和平等待人的道德标准,只要过分地不得罪中共政府的体制运行,使商业利润类似于滚滚雪球,越滚收获越大,因此,这些商人豢养的文人和专家开始出面辩护中国现行的体制,提出所谓渐进改良的注意,又西方资助的所有反对力量巧妙地纳入改良派的行列。这些现象从达兰萨拉,台北,中国民主化势力,西方政客中显现的淋漓尽致,不得不说又一次阻碍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化的大灾难盘旋于东亚大陆的上空,并且,有一种压倒所有骚动的架势。
   
   (二) 背景相似不等于现况相近
   
   虽然中国处于如此猖狂的时代背景之中苟延残吹,但是,晚清中国时期,至少人民拥有土地和自给自足的生存条件,除了政治上的压迫,相对而言,可以说经济上没有太多的冲击,比如,当时很多中国人抽得起鸦片,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生存条件的优越性。
   
   恰恰相反,现实中国处于贫富差距悬殊的境地,人民除了名以上的土地使用权,无从谈及拥有权,因此,出现了强行撤迁越演越烈的悲剧,而且,中国的财富集中到270万人的帐目中,比如,据英国人胡润与兴业银行最新发表的《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称,“中国高净值(可投资个人资产600万人民币)人群达到270万人,其中,亿万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约6.35万人。” 说一句公道话,270万人和6.35万人分别占14亿或15亿人的多少?
   由此得出非简单的一个结论,生存空间的逼迫促使中国人不得不站起来反抗中共政府的现行体制和强行改变的可能性大于保持现状,因为,中国人所处的现实决定了必反不可的地步,比如,不久前,中国大陆“共识网”刊登一份由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主持的网上民意调查报告,题为《中国网民的政治与社会认知》。“超过半数受访者不认同中国现行政治制度,而超过70%的受访者最认同美国政治制度。” 这一结论,至少说明了以自由民主为最终归宿的到来近在咫尺,所以,应当说藏人焚身抗议提前给中国人全民反抗现行制度以及有利于改变开了个头。
   从策略学的角度讲,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全面实现自由民主,而且,有可能将给中国人带来启示和联合抗议的途径。只因为如此,又给藏人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实现自由带来了希望。
   
   二, 藏人诉求与民主精神相统一
   
   藏人愿意与否,不管“复国”或某种意义上的“自治”,必须要符合自由民主所奉行的价值判断和规则,否则,不仅得不到诉求的结果,而且,将会陷入不可扭转的危险境地。那么,自由民主的价值判断和规则又是什么呢? 以下两个主题贯穿着民主自由的价值判断和藏人的实际状况。
   (一)“自决权”是护身符又是自由民主的主轴
   大家知道,达赖喇嘛从欧洲议会的演讲到至今一句话上一直没有松口,即“西藏问题最终的解决权在于全体西藏人民。”
   从这个角度看,“中道”不否定“自决权”,并符合国际主流社会,即大部分国家已实现法治取代人治的现实。达赖喇嘛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佛学大师,他的主张始终贯穿于“佛不救人,人需要进行自救”的最高境界,而且,已卸任政治领袖职务更证明了这一观点。
   另一方面,北京已公开否定了达兰萨拉方面提交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之内寻求自治”的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一去不复返,留在历史的一瞬间,自然就失去了历史价值。
   尽管如此,天下没有走不出去的路,北京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尤其是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实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
   
   这两项人权法案中明确规定:
   
     “本公约缔约各国
   
     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
   
     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
   
     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确认,
   
     按照世界人权宣言,只有在创造了使人可以享有其经济、社会及
   
     文化权利,正如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一样的条件的情况下,才
   
     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免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考虑到各国
   
     根据联合国宪章负有义务促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
   
     行。认识到个人对其他个人和对他所属的社会负有义务,应为促
   
     进和遵行本约所承认的权利而努力,兹同意下述各条。”
   
   其第一条并且规定,
   
   
     “一、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
   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对中国人而言,也许对这个选项觉得不妥,但是中国人一定要知道,一方面,这是北京一手促成的结局和实现民主化的主轴;另一方面,中国民主运动在1994年颁布的《民主宪法》中不仅明文规定承认“自决权”,而且,专设如何西藏未来实现自决权等条款。
   同时,笔者向中国著名法学家,文学家和藏学家袁红冰教授请教了这么一个问题,“民族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有何区别?北京为何当初选择民族区域自治?”
   袁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简明又清晰,让人耳目一新。他说:“民族自治,是国际法的概念,指的是二战后,原殖民地的民族的人民有自决和自治的权利。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发明的一个伪概念,目的是欺骗世界。”
   笔者一直认为,也一直重述了不知多少遍的一个观点,达赖喇嘛的“中道”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灵活性,将来很可能人们普遍将会奉为一种行为准则,因为,“中道”本身在佛教理论的高度运行了两千多年,达赖喇嘛却把她带到世俗生活中而已。确切地说,“中道”理论是自然法则,至今精神领域的任何理论体系还未能超越她。当然,”中道“面对中国政治智慧就失去了魅力,原因在于“中道”不包含计谋,又不具备相应的实力为后盾。
   当这个理论提升到国际公认的行为准则中去考察时,人们却能领略到她的最基本核心论点,即“互利或双赢”在任何往来中不可或缺的可行性。又可以直接连接到以上所列举的两项人权法案之中。对此北京也无话可说,原因在于北京可以签署,并表面上实施或即将实施的人权法案,藏人又为何不能提到日程上来呢?
    从现实中国的角度看,藏人的任何抉择直接能够影响到现实中国的未来,包括民族问题,政治转型,维权进程,文化复兴,甚至“六四地位”和“法轮大法前途”等议题,所以,如此众多的问题怎么解决?
    这需要找出症结,否则,大家掌握不到各自的利益,更找不到如何解决的途径,又随时随地都存在将会变为障碍的危险,因为,说到底现实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法治取代人治”,还是“佩戴法治的外衣继续行使人治”的问题,所以,北京一直佩戴法治外衣行使其人治,不然,北京为何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又为什么于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实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呢?答案应当大家比笔者懂得细又多,不必这里多费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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