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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七十年再悟:李自成败于战略、军事大错,而非腐败

甲申三百七十年再悟:李自成败于战略、军事大错,而非腐败
   
    今年是甲申三百七十周年,三百七十年前的甲申年(1644年),是中国第二次亡国的转折年,建立在中国第二次亡国基础上的满清,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极其深远,贻祸至今,满洲的征服,塑成了现代中国民族、社会、国家多重积弊的基本模子。因此,“甲申亡国”的教训,(即民国正史所称的“甲申国难”),深有探讨的必要。
     为之,笔者最近写了《“甲申以后无中国”——甲申三百七十年再祭》,揭示了“甲申亡国”(满洲征服)比“崖山亡国”更深的亡国性质;十年前“甲申”三百六十年的时候(2004年),我在中国桂林写成《甲申三百六十年再祭》,全面剖析了明朝崇祯帝种种大错,驳斥了多年流行的“明亡于万历而非亡于崇祯”的崇祯无辜论。
     其后又悟:“甲申国难”之责,非只在崇祯一人:崇祯大错,其所亡的只是明朝;若无李自成的接踵再错,我堂堂中华之锦绣河山,又岂会陷于通古斯满人之手?明亡清兴的诸多问题,中国史家向来争执不休,莫衷一是,但对“李自成差一点就成功了”的看法,却是高度一致的。因此,要反思“甲申亡国”,必要检讨李自成惜败的教训。

     李自成“差一点就成功了”,是客观史实,1644年四月二十六日(农历三月十九日)进北京之前,李自成拥有建立新朝统一中国的天时、地利、人和、种族等几乎一切有利条件,而这些条件,关外的满清国、以及关内的中国其他政治势力都不具备,但就在李自成竟在进北京后的短短四十多天内,把这些有利条件迅速败光,并把明亡的果子,拱手送到敌国满清的手里!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旧史语焉不详,1944年郭沫若写成《甲申三百年祭》,以马克思主义的史观,把李自成的失败,归咎于大顺政权进北京后的腐化堕落,即所谓“背叛了农民阶级”、“背叛了农民革命”;由于迎合了共产党的口味,郭文名躁一时,倍受毛泽东推崇,迄今在大陆仍颇具权威。以致于迄今许多中国人,包括诸多民运异议人士在内,都因郭文的影响,认定李自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进北京后“腐败了”。
    但其实如何呢?姑且不论马克思主义史观真理与否,单就史实来推敲,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根本站不住脚。
     研究甲申历史,最权威的史书莫过于已故历史学家顾诚先生的《南明史》,该书以“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写作要旨为,“力求在史实上考订准确。有些问题难以下结论,只好暂时存疑,同时在正文或注解中指出疑点所在。”此书直接引用的地方志达237部,从东北、西北到东南、西南,县志、府志、州志、省志应有尽有,为了弄清史实,顾诚不惜以病弱之躯,多次亲往历史发生地考察。
     《南明史》以大量的史料证明:大顺军占领北京之后,一直军纪严明,对百姓基本上秋毫无犯;大顺军军纪开始败坏,是山海关战役大败之后的事;这也就是说,李自成的失败,根本不是因为腐败;
     那么,李自成的失败是否因为“背叛了农民阶级呢”、“背叛了农民革命呢?”更不是。《南明史》以大量的史料证明:李自成进北京后,一直对官绅、地主实行“追饷”的政策——即以严刑逼迫前明官僚、士绅、地主等有产阶级缴纳粮饷,以支撑新政权,对老百姓是免税免饷的,李自成言行一致地践行了“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承诺;这就是说:大顺政权据有北京后,并没有背叛共产党所谓的“人民”,恰恰相反,李自成的“剥夺剥削者”政策,倒是坚持了共产党所推崇的“革命”本色!
     那么,李自成到底输在哪里?
   
     认真研读《南明史》可以看出:李自成大顺政权之所以迅速败亡,是因为战略、军事、政治同时三重大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战略、军事失误。
     首先是战略大错。战略上重大失误,其实早在李自成集团夺取关中之前就酿成了:1643年,李自成军占领河南全境,在襄阳召集文武要员讨论下一步的建政方略(即“襄阳大会”),会上争论激烈,出现三种主要主张:
     以左辅牛金星为首者,主张渡黄河北上,经河北直接攻打北京;
     礼政府侍郎杨永裕则主张先攻取南京,截断漕运,坐困北京,然后伺机北伐;
     兵政府从事顾君恩建议:先取关中,作为建政根据地,再由山西进攻北京;顾君恩认为:直接攻打北京太冒险,因为北京作了两百多年的明朝首都,必然城坚难下,直接进攻北京一旦不克,退无归路;顾君恩也反对进军南京方案,认为: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即使得手也“难济大事”,“是为太缓”。
     李自成最后采取折衷路线,采纳了看似四平八稳的顾君恩方案。这反映出他缺乏洞察全局的战略眼光。牛金星之流的贪鄙浅见故不足取,顾君恩貌似稳健的方案,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全然没有考虑关外满清的因素,全然无视满清乘虚而入的巨大可能性:
     一则,建鼎关中而后北伐的方案,打破明朝的抗清关防既有体系、逼迫明朝君臣北向投靠异族,潜伏有满清乘虚而入的高危;
     二则,关中地势一马平川,极有利于擅长驰骋攻击的满清八旗军,河北、河南也都是平原地形,一旦满清介入,幽燕沦丧,清军必长驱直入,而关中难保;
     因此,顾君恩的先关中后北京方案,是一种高风险方案,它比牛金星的直捣北京方案好不了多少。
   
     而杨永裕的建都南京方案看似“太缓”,却能够最有效地应对满清乘虚而入的局面:
     一则,北宋以后,厉经女真人、蒙古人的大屠杀大破坏,中国经济文化繁荣区,由黄河流域转移至长江流域,三吴交汇的长三角地区,迄今为止都是中国经济文化人才的最发达的地区;当时以“钱粮浩大”、人才济济的长江中下游作为建政根据地,要比依托贫瘠的关中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力量的壮大,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二则,明朝由于迁都幽燕多年,军事力量的重心移至长城内外已久,长江流域军力薄弱,进军长江中下游,既容易成功,也可以避免打破明朝行之有效的抗清关防系统,避免刺激明朝君、臣北向投敌、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出现满清乘虚而入的危局;这样,还可以赢得充裕的时间巩固大顺政权;
     三则,长江流域属于水网地区,对以骑兵为能而不习水战的清军构成地形上的巨大困难,因此,李自成若得在长江流域站住脚跟,满清即使入关窃据了中原,也很难征服江淮地区,宋金对峙之势再成、中国避免彻底亡国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杨永裕的建都南京方案,是一种低风险大收益的方案,杨永裕的战略深具远略;李自成不采纳杨永裕的真正稳健方案,而采用顾君恩高风险方案,完全是战略上的大失着,它反映出李自成对满清介入可能性的全然失察。
   
     那么,是否李自成不了解满清方面的信息,铸成了此种战略大错呢?非也。大顺军入北京之前,满清(后金)军队先后五次深入长城以南,一度攻取北京附近的州县、大肆烧杀掳掠,波及及华北五省。。。在华北转战多年的李自成,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
     顾诚《南明史》第三节:“吴三桂叛变与山海关之战”(2)中明载有:
     “次年(1644年)正月,蒙古鄂尔多斯部来告大顺军已占领陕西,多尔衮立即于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陕北同大顺军联络,信中说:“大清国皇帝之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共力,并取中原。。。。。。”
     满清乘火打劫的野心,在信中表露无遗,大顺榆林守将王良智及时派人,将此信息报告了正在进军北京途中的李自成;因此,李自成对于满清的乘虚入侵中国的野心,是不可能不知情的。
     虽然早就得知满清入侵的情况、也知晓满清入寇的野心,李自成却未有任何应对满清介入的方案和部署,这只能说明是战略头脑的昏聩了。
   
     其实当年“襄阳大会”时李自成面临的形势,与“陈桥兵变”后赵匡胤面临的形势很相像:
     刚刚建立北宋政权的赵匡胤,北面有北汉政权的威胁,北汉身后是虎视眈眈的强大辽国,西南和东南分别有后蜀、南唐等割据政权;赵匡胤就根据此种形势,与谋士赵普同时想出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建国方略,先对北汉采取守势,向南出击,削平软弱腐败荊南、湖南、後蜀、南漢及南唐等诸割据政权,最后才集中力量攻取盘踞山西、河北的北汉(由宋太宗赵光义完成);而且赵光义在灭北汉时,针对辽国的介入作了周详的准备,事先在雁门外晋冀长城沿线倚险部署重兵,狙击辽国援军。
     赵匡胤为什么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就是深知“先北后南”是高风险操作:先打北汉,很容易招致辽国介入而困难重重;在南方未平的情况下,一旦攻北时辽国倾巢出动、乘虚而入而致宋军失败,契丹人必长驱直入无险可守的河南,立足未稳的赵宋政权必成丧家之犬(就如丢失北京后的大顺一般)。。。而“先南后北”,才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稳健建国战略。
     在李自成集团中原大胜后,明政权实际上已经“北汉化”,此时与其北进缴崇祯的械,不如让崇祯和明朝的抗清关防系统,代为阻隔满清的入寇,自己博得时间巩固大顺政权——扫平腐朽的南明、不得人心的大西(张献忠)来得明智;但李自成偏偏选择去推倒替自己阻隔满清的屏障崇祯,选择在自己立足未稳的时候,去直接面对强大、凶悍、野心勃勃、蓄势待发满清!
     李自成的建国战略,何其愚也!
   
     其次是军事大错。纵使取了“先北后南”的高风险下策,李自成仍不是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此种成功的机会,又因为他军事上的大错,迅速地丧失了。
     李自成北攻的军队有四十万人马(号称百万),攻取北京后,即停止进军,没有乘热打铁第一时间派重兵进迫山海关,及早迫降吴三桂、高第等关辽系明军,代之以能干的亲信将领,也没有及早在山海关、长城一线部署应对满清介入的重兵,以致于“八百拖出一吊二”——拖出来一个吴三桂大问题;大概李自成事先认为:进了北京,就大功告成了,吴三桂不是问题,满清也不是问题;这是军事大错之一;
     非但没有及早乘热打铁进军山海关,李自成农历三月十九日攻取北京后,竟于三月下旬遣大将李过统三十万大军望渭南进发,对张献忠采取进攻姿态——在攻破明朝抗清关防系统,直接面对大敌满清威胁的时刻,竟把主力调离北京,去对付构不成威胁的张献忠,这是比没有第一时间收取山海关、构筑抗清防线更大的错误!
     由于李过大军的离去,李自成驻京部队仅剩十万兵马,而占据山海关的吴三桂部则有五万兵马,且都是身经百战的前抗清部队——明朝最精锐的部队,战斗力李自成精锐“老八队”之下;这直接导致了吴三桂叛变而被迫东征时,顺军未能迅速攻克山海关;这更导致了当满清介入、清吴联手时,顺军处于数量上的劣势——当时多尔衮亲统十四万大军“问鼎中原”,满清几乎是倾巢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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