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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先生,请不要忘记“国共合作”的惨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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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以后无中国”——甲申三百七十年再祭

       “甲申以后无中国”——甲申三百七十年再祭
   
     今年是“甲申国难”三百七十周年,由于“甲申国难”教训十分沉痛而又为国人普遍忽视,故笔者深觉有深挖探讨追溯的必要,以求正本清源,以史为鉴的效果。
   
     “甲申国难”,意指1644年(甲申年)满清入关,中国惨遭当时的外族——满洲族征服,而彻底亡国史实;“甲申国难”的概念,始成于南明史家,终清一朝民间史家沿用,中华民国正史承袭之;也就是说,对于满清入主的本质,明代、清代民间、中华民国主流史家,均认为是中国亡国;只在中共颠覆大陆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满清入主中国史,才被官方篡改为,三百多年前在语言、信仰、习俗、生活方式都与中国人大相径庭、且依然在关外独立建国的满洲人“统一了中国”。


   
     “甲申国难”中,中国不仅亡国,而且比上一次——近四百年前蒙古征服导致的亡国,亡得更加彻底、更惨烈、更屈辱。1279年蒙元消灭南宋而灭亡中国后,没有强迫华人改着蒙古服、改留蒙人发式。。。征服中国的蒙古人,没有兴起文字狱杀戮敢言文人、独立思想家、忠实载史史家。。。蒙古人没有闭关锁国、没有抑制工商业、没有驱逐传教士。。。终元一朝,中国航海术先进、外贸发达、宗教自由、中西方的交往比宋朝还密切,中亚、西亚、欧洲人大批移居中国,马可.波罗等一批“色目人”,甚至可以在元朝长期做官。。。由是观之,蒙古人对中国的殖民统治是相对优容的、开明的,蒙古人丝毫没有触动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也没有扼杀中国进步的活力:蒙古人既不想蒙古化中国人,也不愿被汉人同化,蒙古统治集团,更象是一个与被征服的中国人保持距离的外国代管势力。
   
     但1644年入关灭亡中国的满洲人,却与蒙古人大相径庭,除开征服中对关内人种族大屠杀比蒙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军事征服和“薙发易服”二重屠杀华人总数超过两千万,蒙古对华屠杀总数约一千八百万),还厉行远比蒙人阴毒残酷的种族压迫和文化灭绝主义极权暴政:从入关次年(1645年)起,满洲征服者即下《薙发令》,强令关内人民改从满人发式、服装,对不从者一律屠杀,狂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为了消灭汉人的民族特征,满清统治者竟征服战争屠杀的基础上丧心病狂地实施二次大屠杀,不惜以流血漂橹的方式强行满洲化,消灭了自周以来延续了两千年的华服(汉服);
     为了消灭华人独立人格以防滋生反清思想,从顺治二年起,清殖民政府即兴起文字狱,此后大兴文字狱一百五十余年,贯穿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残酷杀戮敢言文人、独立思想家、忠实载史史家、甚至诗人。。。“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廉耻(鲁迅语)”;
     在残酷摧杀独立人格的同时,满清统治者大肆毁书,且采取比秦始皇焚书远为狡诈的方法,即“寓毁于编”,乾隆下令搜缴全国古书,编撰《四库全书》,采取“抽、删、毁、改”等法术,以消除前代文化中一切不利于、或有可能不利于满洲殖民统治的成份,于是《扬州十日记》、《南山集》、《三辽朝记事》等等统统在中国长期消失,直至两百多年后方从日本传入。。。以致鲁迅慨叹:“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病后杂谈之余》
     在大兴文字狱、大肆禁毁古书的同时,清统治者大树儒家糟粕、大力兜售八旗奴隶制、家奴制歪风邪气,竭力利用剪裁过的理学愚弄汉人,但严禁儒家中的“华夷之辨”成份,从而在中国培植出特有的清朝奴才文化:以前的中国文化虽有奴性,但多少因恪于儒家的信条,君臣皆有所不为,有所耻戒,明朝士人阶层多少有一些独立人格,到清朝时统治者只有法术,而臣僚统统鹰犬化,君臣关系彻底堕落为主奴关系;
     为了防止汉人利用技术造反,自康熙朝起,满清统治者即严密控制火器,晚明的火器和大炮仅限于满洲八旗军使用,清廷严禁汉人民间研、制火器、鸟铳甚至弩机;号称“圣祖”的康熙将火铳发明家戴梓充军辽东,别有深意;为防防止汉人利用技术造反,清廷到了宁可抛却生产技术也在所不惜的地步:明末宋应星的技术巨著《天工开物》因清廷禁毁,在中国失传两百多年,直至近代国门被打开后才重新传入,此书对近代以前日本技术进步起了很大的改进的作用;在满清的刻意压抑下,中国包括军器在内的技术大步倒退,虽则明朝时中国的技术发展相比欧洲已有所落后,但中国技术大幅落后于欧洲,正是从清朝开始的。
     为了防止经济贸易上的活力带给汉人造反的优势,导致元末的造反局面出现,满清自初期起就开始闭关锁国:之前,明朝为了防倭患,也短时期实施过禁海政策,晚明时已全面放开,清朝的禁海政策,自康熙初年防郑成功时就已开始,直至近代被英国人打开国门才被迫结束,长达一百八十年,比毛共厉害得多:康熙时只准南京、宁波、厦门、广州四地对外贸易,后来满酋乾隆犹嫌南京、宁波、厦门有风险,因为朱元璋就是兴起于江左的,乾隆干脆封闭三地,只准广州“对外开放”,且在广州成立官督商办的洋行,严控贸易规模——反正历史上从未有兴起于广州的“真命世主;
     为了防止与西方人的接触唤醒汉人的民族意识,近代以前,清廷严控汉民擅自与洋人接触;同样,为了防止其间接统治的藏、疆、蒙少数民族的差别待遇唤醒汉人的民族意识,清统治者刻意不让觐见的藏、疆、蒙代表团经过汉地,而且几乎总是在塞外接见这些代表团。
     。。。。。。
   
     综上可见:满清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完全是倒行逆施、残民以逞、愚民以逞的反动统治;当年蒙古人退归草原之际,好歹留下了一个充满活力、外贸繁荣的中国;而近代前夕的中国社会,却被满清摧残成了一个万马齐喑、停滞愚昧、封闭腐朽的社会。
     汉人之所以变成一个奴性深重、一盘散沙、民族意识和自尊心都非常淡薄的民族,其实满清两百多年的阴毒殖民统治已经铸就了基础,共产党的统治,只是雪上加霜、变本加厉而已。
   
     满洲的征服,非止客观上对中国民族异化,比蒙古征服深远得多;而且,以爱新觉罗家族为首的满洲征服者,主观上也怀有更高的亡华野心,这体现于两者之间不同的对华政策中:
     蒙古灭宋后,从未对汉人强行蒙古化,也从未对汉人实行文字狱、闭关锁国等愚民政策,因此,蒙古人没有灭亡中国民族的主观计划,蒙古对中国的征服,仅局限于政治上的粗浅征服,未触动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中国文化的内涵;因此,中国亡于蒙元,亡国的程度并不深——中国民族的表、里都没有亡;
     满清入关后,则以惨绝人寰空前(当然并不绝后)的程度对汉人及关内其他民族强行满洲化,并成功地以满洲族的发式、民族服装强行取代汉人的发式和民族服装,这等于消灭了汉族的外壳——这是消灭一个民族的第一步;万幸的是,清廷消灭中国人内涵的那一步——以满语取代汉语的一步,却始终迈不动,这并非清统治者不想迈这一步:多尔衮入关之初就以定满语为国语,并企图以满语培训官民,但因满洲(女真)族文化底蕴太差、人手严重不足而很快实行不下去。虽则消灭汉语以彻底失败告终,但满洲征服者通过文字狱、禁毁古书、阉割儒家、利用科举等一系列精神征服措施,有效地将中国的主流文化——汉文化加以劣质化,令明以后的汉文化打上了深深的奴才文化的烙印。
     因此,随着满洲的征服,中国民族不仅耻辱空前地亡其表,也部分地亡其里;中国在“甲申国难”中的亡国,比崖山灭宋的亡国,程度大大加深了。
   
     但一个奇怪现象是:尽管崖山亡国的程度很浅,“甲申”亡国的程度很深——亡得头发和衣服都被外族强行改了、亡国亡出了奴才文化。。。但“甲申国难”却知之者甚少,而那句“崖山以后无中国”的夸张说法,却广为传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以为,这主要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史家对蒙元、满清的不公正主观态度有关:
     由于蒙元统治者长期不实行科举制度、且给予儒家知识分子的地位很低,这等于是断了儒家士人的官路,儒家官本位文化熏陶出来的汉族知识分子因此愤不可遏,对蒙古人的统治竭尽丑化之能事;
     而满清统治者则相反,入关第二年就开科取士、大行招降纳叛、竭力满足儒家士子们的官瘾、甚至连多尔衮本人,都装出一副敬重孔孟、尊重儒生的假象,因此,大批进阶有门汉族知识分子,对更加邪恶的满洲统治者,反而极尽美化之能事。  
     而史书、史料就是由这些儒家官本位文化熏陶出来的汉族知识分子书就的,并以讹传讹地影响到后人。
     若本着“正本清源”的精神,公正地评价历史事件,则“甲申以后无中国”的说法,要比那句广为传颂的“崖山以后无中国”的说法准确得多。
   
     那么,是否“甲申国难”中的亡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亡国呢?非也,乙丑年(1949年)中华民国在大陆的亡国,比“甲申”亡国亡得更彻底,因为满洲的征服,仅部分地异化了中国民族和中国的文化,共产党对中国的征服,则深度地异化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中国社民党副秘书长、文宣部部长 曾节明 写于2014年元月十五日夜于阴湿纽约州
(2014/01/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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