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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园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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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开只许州官强奸不许百姓做爱的遮羞布—评张海鹰“扫黄”创作并谈“人权艺


   
   扯开只许州官强奸不许百姓做爱的遮羞布/王藏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19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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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张海鹰“扫黄”创作并谈“人权艺术”

   
    来源:《民主中国》首发 作者:王藏
   
   
    人类历来被称之为重要或需要的文艺作品,无不是与自由人性相关的“反抗奴役压迫——争取自由天地”的作品。我提出“反抗权力话语——争取话语权力”的创作主张及多年的创作实践,就是要将“解构权力话语暴政”的“解构革命”进行到底,以永恒的民间立场,决不妥协的民间态度,重建诗人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将自由精神作为最高原则和终极指引,随心所欲(本体)、为所欲为(方法、实践)地去创作表达,关注人生苦难和现实危机,不断颠覆一切对自由人性的禁锢。在此过程中,积极推动社会各界对话语权力的争取,促进民主转型。在极权政治的特定语境下,我认为各类艺术创作应该回到“人权艺术”的聚光灯下,才能真正确立艺术家和人的主体性,而不会被动和主动地沦落为极权政治的附庸和牺牲品。

   
   
    前言

   
    不久前,一外媒记者和我喝茶聊天,主要谈中国人权问题及我全裸拿砖抗议校长性侵幼女的行为艺术。她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因为严正学和艾未未等艺术家长期的艺术抗争才开始不断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生态,最后要我用一句话谈谈中国当代文学和艺术(大体)现状。我的回答是:阳痿不举,举而不挺,挺而不坚,坚而不久,久而不射,射而不续——伴随着,继续在小圈子鸡贼混世撸管自娱自乐自负自欺。
   
    中国当代艺术从上世纪80年代始,于毛氏极权意识形态样板化的文艺废墟中伤痕式走来,仍未清晰摆脱“集体化”、“学院语言”和“宏大叙事”的旧潮。八九枪响之后,基于邓氏极权的政治恐怖和投机主义利益引诱,当代艺术在“玩世主义”和“政治波普”等的小幅度叛逃中逐步进入到一种背离后现代精神的伪后现代主义喧嚣:琐屑无聊、庸俗现世、呓语艳俗、抹粉装饰、无关现实、物质炫耀、无病呻吟、苍白抽象、卖弄情调、撒娇卖萌、重复技巧、迷恋材料、私人梦境、把玩语言……等为艺术而“艺术”的貌似“多元化”语境。此种伪后现代艺场,恰恰是对“怎么都行”、“一切皆可”的为打破一元语境、校正现代主义创作唯有个人化、格式化的多元拓展精神的无耻反叛,来了个脑筋急转弯,且冒充民间,复陷入自以为在打破的元话语逻各斯,在自在(自我)消解的同时,耍花枪、玩投机、学鸵鸟,回避对他在(他者)——权力话语的解构,忽视当下性和人文精神,放弃了承载艺术家灵魂的艺术对现实问题、人生苦难的追究、批判、拷问、担当和主动干预,及对普世性价值维度的注血与丰满,对生命未知与自由精神的先锋性探索——走向投降主义和犬儒主义。
   
    极权政治如空气病毒般,就在我们内在与外在,就是我们生存的现实环境,对人生所有方面的压迫、渗透和戕害无处不在,当然包括对文化艺术。回避政治同样是一种政治态度,是因对极权政治的恐惧而人性阴暗、心理阳痿,进而蒙上黑头套说“政治与我无关”的自欺欺人。文革时期的所谓“艺术”,是服务于极权政治的政治工具与手段,与艺术的“装饰性”都无关,只是阶级斗争运动“为政治服务”的产物。而当政治压迫现实存在时,对其的揭示与反抗就是人自由属性和天赋人权的必然,也是艺术的自由本质和生命意义的彰显。人类的明亮史是为民众幸福、为人生价值意义而不断思想、抗争与创造的精神史,艺术同样深切载承着自由人性的前行足迹。而当代一些所谓“艺术家”“批评家”不分青红皂白强说此类作品没有或少“艺术性”而只是“为政治服务”、“政治化色彩”或“政治投机”,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对艺术、对文化、对历史和现实的扭曲——为政治服务成为宣传机器附庸和批判政治破解灵肉禁锢有着本质区别——一个被内外桎梏的人你期待他能创作出什么好作品呢。所有回避政治的托辞无非要么真正是政治投机迎合官方口味背弃艺术以为虚名浮利,要么是为掩盖自身的虚弱病态而太监责人责事——毋庸置疑,这就是精神阉割。
   
    简单梳理这些,我们回到当代中国极权政治问题中的一大残害:扫黄。与此社会现实相关,谈谈“人权艺术”的反抗,和当代艺术家张海鹰创作“扫黄”系列油画的揭示意义及与此联系的一些话题的简要探讨。
   
   
    一、现实复制:党(裆)下“小姐”(人)的“垃圾”处境

   
    《共产党宣言》自1848年发表以来的166年中,共产主义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毁灭式进程成为远超纳粹主义的邪恶幽灵,不断制造着登峰造极的人类浩劫。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保守估计,死于共产政权迫害的人数约9400万,中国所占比例最大,约6500万。而据当代很多学者的研究,死亡数据尤其是中国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此黑皮书的估计而绝不会低于。在马列斯毛主义物性视野的癫狂暴动下,人命和文化、精神、信仰等皆如垃圾,被持续进行的红色政治运动屠杀和清扫着。1949后共产党夺权建政的“新中国”,成为毛泽东“毛氏极权”的共产主义试验地,经过镇反、反右、文革等运动的反复摧残,彻底变成禽兽不如的旷世垃圾场。文革后的“邓氏极权”文革中,在经济口腹之名梳妆打扮的物质利益至上机会主义盛行的“现代化迷惑”下,在“改革开放”政治口号鼓吹的伪改革下,作为低级垃圾的人,似乎普遍成为高级垃圾。一些因恋父和人质情结而寄生极权的所谓“改良主义”者长年试图以“文革后”的概念造句来区别毛邓国家社会的不同,卖弄出改革的伪现实,将同一极权语境割裂划分,忽视民间从未间断的真实惨痛,继续耽搁于幻想,意淫出“粗暴式强奸”到“舒缓式或文明式强奸”的“转变”——然而,强暴终归是强暴。这正是当下我们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现实处境问题、文学艺术文化等问题的大语境。
   
   
扯开只许州官强奸不许百姓做爱的遮羞布—评张海鹰“扫黄”创作并谈“人权艺术“

    图1:油画《复制扫黄现场》
   
    来看“扫黄”现实,扫黄者(公权力)和被扫者(小姐)二元对立,即是清扫机器和垃圾形态的二元对立。小姐作为人的身份、中国社会女性的身份在“扫”一字的一元权力话语暴力下已经丧失,只是物质性的存在。于此,“扫黄”的本质就是“扫垃圾”。按照党国话语,“清扫社会垃圾”、“清除精神污染”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必做之事,和纳粹“清扫犹太种族”以为“国家的纯洁”的实质一致。小姐在社会生活中面对着不同的裤裆,每一种裆在或多或少对其凌驾之上后,并没有剥夺其进行这项生存工作的权利,或进行更多的言行暴力侵犯,而只有裆国之裆,随时以国家法规及权力机构甚至“人民”的名义,将其随意曝光整治,处罚,任意拘禁,剥夺其包括生存权在内的一切人权。
   
    性工作者自古至今一直存在。据史料,公元前645年的古中国春秋时期,齐国上卿管仲就在齐桓公的宫城设立官办妓院“内闾”,一次安排女子入住其中700名,而古希腊雅典城邦第一任执政官梭伦创设的“国家妓院”则在往后半世纪的公元前594年。有宫妓、官妓、营妓、家妓、私妓、私娼、暗娼等称谓的古代中国性工作者,承载起了“官妓制度”和“乐户制度”影响或促进成的中国文化的构成:青楼文化。青楼文化不仅只是民俗野史文化,也是“正统”诗歌/文学/艺术文化的重要构成,很多千古传颂的名人和诗篇,都和青楼有关。青楼女子有很多能歌善舞,会琴棋书画,不乏人格高贵才华横溢多情重义之人。早先的田倩、赵姬、赵飞燕、貂蝉、苏小小、红拂女,往后的鱼玄机、薛涛、李师师、杜十娘及金陵八艳、赛金花、小凤仙等太多人的缤纷故事,一直在书面和口耳相传至今。社会民间乡里虽对妓者嫖客有着不同程度的歧视,但并没有将其当作“垃圾”存在,且在众多文人墨客、士大夫及皇帝眼里文中,呈现出复杂的流光溢彩,甚至当为精神的寄托——“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等等诸多浪漫风情从未匮乏。据前人考察,古代性产业最为发达的唐朝,政府确立的官妓制度将卖淫合法化,给予了性工作者社会地位。唐政府设立“教坊”,有条管理在京师营业娼妓,有注册登记,有岗前职业培训,歌妓、舞妓、乐妓、饮妓等分门别类。对于“禁娼”,古中国社会大多时期是如《战国策?东周策》所言的“国人非之”等“道德式禁娼”,更多是对“逼良为娼”之行径进行谴责和制止,对于自愿为娼者,未见多少明确史实谈官府对其打击、禁止。作为律法条文的禁娼也仅是少数历史时段且主要针对官员,比如明宣宗下令取缔官妓,严禁官员涉足青楼等“红灯区”,宋仁宗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提点刑狱官员不得赴妓乐,宋神宗则禁止了不仅是提点刑狱,还包括监司范围的所有监察官员。真正意义上明确“法律禁娼”的清朝也没有从“法理”上将妓者赶入绝境,很多地方政府照常抽取“花捐”,于此得知性工作者的“合法性”仍然存在。倒是中共教材宣扬的“太平天国”,在其政权恶势力范围内,娼妓绝迹,“当娼者,合家剿洗”,“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而这也是短期的,不久曾国藩的军队攻下南京,随即发布了告令弛禁,允许并鼓励民间开设妓院营生。民国时期,各种胡同、青楼、洋场等“红灯区”更是纷繁活跃,政府也没有以“法律”和“国家”名义对其围剿,对嫖客和妓女做出各种恶劣惩罚和任意拘禁。
   
    直至1949年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禁娼”和“扫黄”才在不断残酷血腥的政治运动中成为铁一般的现实延续至今。就在“新中国”成立当年,毛泽东给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打电话严辞指挥强调:“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1949年11月21日,在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并于当晚出动大量干部和民警强制封闭妓院没收财产,大量妓女被集中收容教育,很多人被判刑,有的被判处死刑。因此震慑,往后30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禁欲中,卖淫嫖娼被彻底打击覆灭(偶有压抑极致的零星的“非法”地下性买卖反弹,若被发现所受惩罚也是极端的)。文革中,不要说卖淫嫖娼,稍有不慎说句“俏皮话”、“色情话”就能够被以“反动分子”或“反革命”之名处死,偷看了《少女之心》手抄本,就有还是学生的“流氓”被处死和定罪判刑。而据后来考证,毛泽东禁了全中国人的欲,而他自己本人,却纵欲不停玩女人无数直到死进水晶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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