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徐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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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写的文章
2008年1月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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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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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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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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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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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1995年王丹领导的互助捐款
·附:王丹:《关于筹措互助基金的倡议》
·附:王丹:一九九五年一月份互助捐款收支报告
·附:王丹:一九九五年二月份互助捐款收支报告
·附:王丹:互助捐款一九九五年三月份收支报告
·附:王丹:互助捐款一九九五年四月份收支报告
2008年11月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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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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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软禁后的我们见到了刚出狱的杨子立
2009年5月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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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2013-8-1注:作为基督徒,我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等文。作为医生,我写《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等文。7月初,我的博客《徐永海》登出这几篇文章后,不仅这几篇文章,而且自2007年6月之后的文章也被消失了。7月中,连2003年3月之后的文章也都被消失了。我被“撒旦们”黑了,为此不得不重发那些被消失的文章。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三自爱国运动六十年的思考)
   
   李克牧师
   
   2010年9月23日。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教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历史问题不可回避,如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从抗美援朝到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给国家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可以用“六十年的辉煌”来概括吗?
   
   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也运动六十年了(1950-2010)。当年的人物已经都基本过世了,新一代教牧人员包括政府管理宗教干部,对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和发展都不甚了解。我们应当对它的历史进行思考。
   
   政府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基督教自立、自养、自传是借用词,消灭基督教是重要目的。共产党成立之初,1922年在苏共指导下,发起了消灭基督教运动长达六年之久。
   
   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三次召集以吴耀宗为首19位基督教代表人物开始摊牌。周恩来以“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侵略相联系……”为基督教在政治上定下了基调。教会必须独立自主,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三自的教会。周恩来的讲话迄今为止,仍然是基督教三自会的基调,也是官方对教会的理论基础。周恩来重申“20年代曾有过一次规模很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所做的坏事……清算一下”。他进一步推出两个凶狠的威胁要除掉教会中的害群之马,教会内部要展开自我批评清理内部。三自运动实际是20年代“非基运动”的延续。
   
   从1950年至“肃反运动”先后逮捕教会中最有影响传道人倪柝声和王明道等人,因“反三自”不参加三自便被打成反革命被判无期徒刑。1972年据《香港时报》发文,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一个确切的统计。1950年至1953年的三自革新期间被监禁的基督教徒约六万人,在1957年至1958年被判处的共10,690人,1957年至1958年三自会领导的反右期间被划为右派的基督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三自革新运动成立之后,政府对基督教进行了一系列的领导、管理、限制的措施:
   
   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即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对基督教团体进行登记注册,纳入政府领导、管理。当时因王明道不属于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王明道拒绝参加会议。当时三自会领导人刘良模(地下党员)在会上指责王明道是反苏反共分子。大会要求基督教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
   
   大会期间开展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会团体领导人进行控诉。控诉进行高潮时,有人提出:“这些人该杀不该杀?台下有人喊了一声,该杀!”。从此基督教在全国开始了控诉运动。
   
   1952年政府对基督教工作人员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各地没有正式成立三自会组织之前,政府给基督教成立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北京基督教保卫世界和平抗美援朝三自筹备会分会”。在北京,政府选派王梓仲牧师(日伪、国民党、共产党三朝元老)为会长,还派实权人物萧静为总干事,陈文润、赵复三、阚学卿等人,他们都是在男、女青年会工作的地下党员他们负责领导教会,对教会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组织经常性学习,听时事报告,了解政策法令,动员广大信徒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和医药用品,动员信徒在“革新宣言”签名等活动。
   
   1951年夏在亚斯理堂(崇文堂)第一次组织北京市全体教牧人员和部分信徒集中五周学习班。这是一次试探性的学习,了解教牧人员和信徒对三自革新的态度。然后选派一些“思想进步”的人,撤换各教会原来的负责人,又选派一些思想积极有影响的人,参加学习土改工作,培养三自会的骨干分子。
   
   1952年8月组织北京三自革新集中学习班。全市教牧人员分三批参加学习,这是一次重大的思想改造举措。由北京市委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团中央和中央统战部、公安局派出大批干部成立工作组,直接领导学习。
   
   学习内容:以爱国主义为主题,认识解放前后生活对比,认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认识宗教政策和基督教会的前途及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意义等等。
   
   学习要联系教会和个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罪行。解决亲美崇美、反苏反共思想,在大会和小组中进行批判和自我批评,最后评估每人的学习成绩,进行政治过关。
   
   学习班除了以王明道为首的反三自教会之外,全市教会及团体工作人员都先后参加学习,政治过关。总计人数346人,通过学习,思想改造,政府取得了预期效果。
   
   1953年6月12日,在崇文门亚斯理堂正式成立“北京基督教三自革新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会址设在东城府学胡同燕京协和神学院内,政府派王梓仲为学委会主席,萧静(女)为总干事,王毓华(女)为三自干部,张应洁牧师为办公室主任。
   
   学委会主要任务组织领导全市各教会及团体工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的时事政治学习,参加社会各种政治活动。
   
   1954年3月28日至4月2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同年7月22日,在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大教堂召开“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大会为了争取全国教会不同宗派参加三自,决定取消“革新”二字,正式定名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基督教全国会议前后,王明道反三自成为政府主要的矛盾。政府希望争取王明道参加三自运动,利用他作为三自领导人。所以政府对王明道的政策是“争取、争取、再争取”。全国会议之前,政府派教会著名的牧长们去登门请王明道参加全国会议,都被王明道拒绝了。
   
   1955年8月7日,王先生做了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当晚王明道夫妇二人及18名信徒一同被捕。10月29日当局宣布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均属非法。从此,不参加三自的,均定为非法和被捕的罪名。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发动声讨王明道大会,凡支持同情王明道的信徒均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捕。王明道自己在狱中经受14个月之后,终于支持不住了。于1956年9月签署了警方拟定的一份悔改书,而获得释放。只要签个检讨,承认错误,就可以洗脑过关了。王明道出狱后,自觉如彼得一样背主,并在人前否认基督,他经过一年多的修养、反思,在一个清晨,那一对年老夫妻携手到公安局对警察说:“那份悔改书不代表我的信仰和立场,我特来否认我的签名”。后来王明道又第二次被捕,被判无期徒刑,他的妻子被判18年。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希望早日平反,而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出人意料地拒绝出狱。政府只好用各种欺骗的手段连哄带骗拖拉地扔出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美国总统卡特点名要求中共释放王明道。邓小平答应年底之前解决此事。警方告诉王明道,只要做个服从改造的态度,就放他出去。王明道说:“我是无期徒刑,除非政府认错,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这个监狱”。据说,后来邓小平指示:“不管认不认罪,一定要在年底前放出去”。直到1980年春节前夕,狱方万般无奈,只好将王明道强行架出监狱,在他身后关上大门。因为“反三自”被打成无期徒刑的在北京还有袁相忱、郑如岗、陈善理等人,因共产党的法律“反三自”就是“反革命”。王明道先生出狱后于1991年安然归主。王明道先生即无罪释放,应当无事了,但北京有位“三自专家”王某对一个已死的人也不放过,于2002年她继续写文章批判王明道,她将王明道与李洪志、达赖并列为同样罪名,岂不匪夷所思吗?
   
   王明道先生的历史请参看他的自传《五十年来》和王长新撰写的《又四十年》,2005年加拿大出版。
   
   1957年12月,政府和三自会对基督教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京全体教牧人员及男女青年会、燕京协和神学院全体教职员共二百多人,集中在府学胡同神学院每天学习,至1958年7月15日学习结束长达七个月之久。
   
   社会主义教育学习,明确提出中国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属于剥削阶级范畴。基督教的教牧人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七个月的学习中,揪出以三自主席王梓仲为首的右派有45人,占全体学习人数的四分之一。右派分子都是根据政府和三自会内部审定的。
   
   运动后期,政府为了进一步“诱蛇出洞”实行“向党交心”,号召向党交出内心的隐私,表示向党忠心,并承诺不扣帽子。一些教牧人员经过1952年的学习教育对个人历史都已经清算过,还要向党交出内心隐私,基督徒很天真习惯于“顺服在上掌权的”,有的人甚至妄自菲薄地交出一些莫须有的思想活动,所谓“不扣帽子”,这是一种欺骗,实际都按反革命论处,后来文革期间被打得死去活来。
   
   一、运动之后,全体教牧人员马上被赶到东郊农场劳动改造,有严重政治问题如右派分子等被赶到南苑农场,老弱病残者下放到城里工厂劳动。1958年正逢大跃进年代,劳动强度极大,他们甚至跪在田地里爬着劳动,再加上吃不饱,很多人身体浮肿,带病坚持劳动,教牧人员原来都住在教会公房,因既是剥削阶级,不可无偿住公房了,都开始按规定缴纳房租,降低教牧人员的生活标准。
   
   二、没收教会房产。在58年以前北京教会原有70多处教会,解放后已经很少有信徒进堂礼拜。在运动中提出反浪费,礼拜堂不可闲着无用,教会的房产应当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于是将大批房产移交房管局,无偿地支援文教和工厂使用。各宗教的房产都如此照办,佛教的房产最多,各宗教的房产被政府机关和干部占用、拆除、转让。他们认为占用宗教房产顺理成章。三自干部也认为帝国主义遗留的房产归回人民使用也是理所当然,他们出卖教会的财产,正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所以后来在落实宗教房产问题上至今遗留许多后患,无法解决。
   
   三、政府为了对外政治需要,58年之后,北京保留东西南北四个教堂,东城保留原灯市口公理会教堂,后因无人进堂,浪费,大堂即转让给学校。以米市大街原圣经会为米市堂,由蒋冀振、赵复三、单天乐负责堂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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